十一种孤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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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金吗？你知道吗？因为他打算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故事卖给该死的《读者文摘》，卖十五万美元，因为如果我有支票的复印件，就可以证明是我写的，他就有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付我现金。”　
“你愿意打赌吗？”她看着我问道，既同情我又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爱而难忘。“你愿意打赌如果他把这篇小说卖给《读者文摘》或什么别的地方，他还会坚持付你一半吗？”　
“是鲍勃·普林提斯吗？”三天后，电话里传来愉快的声音。“我是伯尼·西维尔。鲍勃，我刚从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家回来。我不想告诉你他跟都我说了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认为你棒极了。”　
无论我对此如何回答——“他真的这样说吗？”或者“你是说他真的喜欢那故事？”——都有点不好意思，也能够立即把琼吸引到我身边来，我现在还记得她一脸笑容，扯着我的衬衣袖子，好像在说，看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只好把她推到一边，摇着手让她安静点，我好继续跟伯尼说话。　
“他想把这篇小说给他在出版界的几个朋友看看，”伯尼说，“他还想让我再印一份寄给西海岸的曼莱。所以听着，鲍勃，我们一边等着看这篇小说能怎么样，同时我还想再给你几篇作业。或者等等——听着。”新想法让他的嗓音浑厚低沉。“听着，也许你自己写会更舒服。你愿不愿意那样做？你愿不愿意跳过这些卡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雨夜，曼哈顿上西区，两个混混钻进了伯尼的出租车。粗眼瞧上去，他们可能跟普通乘客没什么两样，但伯尼一下就看出来，因为“拿我来说，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开了二十二年出租车，多少有一手”。　
当然，两人中一个是典型的惯犯，另一个是有点受惊的男孩，可以说“只是个小阿飞。”　
“我不喜欢他们说话的方式，”伯尼通过我告诉他的读者，“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地址——曼哈顿最低级的夜总会——最糟糕的是，我不喜欢他们坐我的出租车。”　
那么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噢，别着急，他没有停车，没有绕过去，没有把他们从车后座拖出来，没有挨个朝他们胯下踢去——根本没有《载客中》里的胡说八道。首先，从他们的对话中看出他们并不是在逃亡；至少不是在今晚。今晚他们去那个下等小酒馆踩点（就是他们上车那里靠街角的小酒店）；明晚十一点才动手。不管怎样，当他们到那个夜总会时，惯犯给小阿飞一些钱，“给，伙计；你就坐这辆车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见。”就在那当口，伯尼知道他得行动了。　
“那个小阿飞住在皇后区附近，这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谈话，所以我问他喜欢国家棒球联盟（注：National　League，美国职业棒球组织之一，简称国联（NL），成立于1876年。）冠军队中的哪个球员。”从那时开始，伯尼运用代代相传的道理和完美沟通技巧，一直和那个男孩谈着健康、干净的生活，充满阳光、牛奶的话题，还没到皇后区大桥时，他已开始把那男孩从犯罪深渊里拖出来。他们在皇后大道上疾驰，好似一对热衷于警察体育联盟（注：Police　Atheletic　League，专为孩子们办的体育活动中心，其缩写为PAL，有好伙伴之意。）的人在喋喋不休，到达目的地时，伯尼的乘客已泪流满面了。　
“我看到他付钱的时候，咽了几口唾沫”，这是我为伯尼加上的说话方式，“我能感觉到这孩子身上有什么变了。我对此抱有希望，不管怎样，也许只是个心愿罢了。我知道我为他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回到市里，伯尼打电话给警察局，建议他们第二天晚上在那个小酒馆附近安排几个人。　
千真万确，确实有人试图抢劫那家小酒店，只不过被两个可爱的好警察给挫败了。也是千真万确，只有一个混混被抓进监狱——就是那个惯犯。“我不知道那晚那个男孩去哪里了，”伯尼最后说，“但我情愿相信他在家里，躺在床上，喝着牛奶，读体育专栏。”　
这里有屋顶，上面有烟囱；有窗户，光线照得进来；这又是一篇让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哈哈大笑的文章，又一篇可以向《读者文摘》投稿的文章；又一次机会的暗示：可以和西蒙舒斯特公司（注：Simon　&　Schuster，INC。1924年成立的一家大型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由威德·曼莱主演的三百万美元制作成本的电影。还有寄给我的又一个五美元。　
一天，在五十九街与第三大道交汇处，一位虚弱的小个子老绅士坐在出租车里哭了起来，伯尼说，“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接着我花了两页半纸写了我所能想象出来的最让人心碎、最不幸的故事。他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很久前就嫁了人并搬到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去了；他过了二十二年的孤独痛苦生活，可他都勇敢地活过来了，因为他有一份他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商业花房里照料天竺葵。可是这个上午，管理人员通知他，他必须走人：他太老了，不适合这种工作了。　
“只在那时，”根据伯尼·西维尔所说，“我才将他所说的一切与他给我的地址联系起来——布鲁克林大桥靠曼哈顿侧的一个僻静处。”　
当然，伯尼不太肯定，他的乘客是不是准备蹒跚着走到大桥中央，抬起那把老骨头，越过大桥栏杆一了百了；但他可不敢冒险。“我想这时我该说点什么”（对此伯尼的感觉是对的：若此处老人索然无味的哭诉再花去大半页纸，这个故事从地基处就会脱节断裂）。接下来是轻松活泼的一页，有一半的对话都是伯尼小心翼翼地问老人，为什么他不去密歇根跟女儿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可以给她写封信，这样她会邀请他过去住的；但是，噢，不，他只是一门心思不想成为女儿一家的负担。　
“负担？”我说，说话的神态仿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似的。“负担？像您这样和蔼的绅士怎么可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能给他们什么呢？”　
“当他这样问我时，幸好我们停在那里等红灯，所以我转过身来，直盯着他的眼睛。‘先生，’我说，‘难道您不觉得家里有人多少懂点天竺葵的栽培也不错吗？’”　
好了，当他们到达大桥时，老人已决定在自动售货机处下车，因为他说想喝杯茶，该死的砌墙就到此为止了。屋顶是这样的：六个月后，伯尼收到一个小小的，但很重的包裹，上面盖着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邮戳，收信地址是他所在出租车车队。你知道那包裹里是什么吗？你当然知道。天竺葵盆栽。这里还有烟囱：里面还有张便条，老人隽朗的笔迹在上面简单写着，“谢谢你。”我在故事里也是这么描述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挺讨厌这一篇，琼对它也没把握；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寄出去了，伯尼很爱这个故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说，他妻子罗丝也喜欢这故事。　
“鲍勃，我想起来，我打电话还有一件事；罗丝要我问问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来小聚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们四个，喝点东西，聊聊天而已。你们愿意来吗？”　
“哦，你们真是太好了，伯尼，我们当然愿意。只不过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安排——等等。”我捂住话筒，与琼紧急商量了一下，希望她给我提供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可是她想去，她想当晚就去，所以我们四人就凑在一起了。　
“哦，好啊，”当我挂上电话，她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要去。他们听上去真是好人。”　
“好了，你看。”我用食指指着她的脸。“如果你打算坐在那里，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在做‘好人’，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可不想花什么晚上的时间充当慷慨大方的女慈善家的丈夫，坐在低等人中间，就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想把这事变成什么本宁顿姑娘们为仆人们准备的花园派对，你还是立即忘了这事吧。你听到了吗？”　
接着，她问我想不想知道一件事，不等我说想不想，她就告诉我了。她对我说，我是她这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势利鬼、最大的恶棍、最彻头彻尾、大嗓门的怪物。　
一事接一事；我们坐地铁去与西尔维夫妇小聚时，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交谈。我无法告诉你后来我发现西尔维夫妇自己喝姜汁汽水，却为他们的客人准备了一瓶黑麦威士忌时，我有多么感激。　
伯尼的妻子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穿着细高跟鞋，束着腰带，头上别着发卡，她那电话公司接线员的标准声音优雅得体，但却冷冰冰的（“你好，真高兴认识你们；请进；请坐；伯尼，帮帮她，她的外套脱不下来”）；天知道是谁开的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晚上从让人不快的政治讨论开始。琼和我对杜鲁门、华莱士的意见不一，所以那年我们压根就没投票；西尔维夫妇都是杜威（注：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的信徒。更糟的是，由于从感情上说我俩是温和的自由派，罗丝为了寻找共同点，特意说了好几个悲惨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关于布朗克斯区有色人种、波多黎各人残忍而凶狠的侵犯，都有刻意描绘的令人不寒而栗之处。　
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好转了。首先他们都很喜欢琼——我得承认我还没遇到过谁不喜欢她的——其次，过了片刻话题就转到他们认识威德·曼莱这不可思议的事上来。这又引起了一系列骄傲的回忆。“伯尼从没从他那里拿过什么，可是别担心，”罗丝向我们保证。“伯尼，告诉他们那次他在这里，你要他坐下，闭嘴，你是怎么做的。他真的那样做了！真的！他就那样朝他胸口推了一把——朝这个电影明星！他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告诉他们呀，伯尼。”　
伯尼呢，快活得直不起腰来，站起来重演那场景。“噢，你知道，我们就坐在那里说笑着，”他说，“但不管怎样，我真那样做了。我就像那样推了他一把，我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　
“他做了！老天知道！把他推到那边那把椅子上！威德·曼莱！”　
没多久，我和伯尼坐到一起，饮料让我们精神振奋，开始了男人间的聊天。罗丝和琼则舒服地窝在双人沙发上，罗丝狡狯地看着我。“我不想让你丈夫自我膨胀，琼妮，但你知道科罗夫博士跟伯尼说什么吗？伯尼，我能告诉她吗？”　
“当然，告诉她！告诉她！”伯尼一手挥着姜汁酒瓶，另一只手抓着威士忌酒瓶，意思是今晚一切秘密都可公之于众。　
“好吧，”她说。“科罗夫博士说你丈夫是伯尼遇到的最棒的作家。”　
后来，我和伯尼挪到双人沙发上，女士们到壁橱那边去了，我开始意识到罗丝也是个建筑工人。也许她没有亲手建这个壁橱，可买这个几百美元的壁橱得分期付款，在内心说服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自己亲手做一个还多。那样的家具可是对未来的投资；现在，她一边跟琼说话，一边小心抚弄它，这里擦擦那里抹抹。我敢发誓，我知道她脑子里正在琢磨以后的一场聚会。不用说琼和我也会置身其中，（“这是罗伯特·普林提斯先生，我丈夫的助手，普林提斯先生”），其余客人的名单也可以提前确定：威德·曼莱和他妻子，当然，还有他们精心挑选的好莱坞朋友；沃特·温彻尔也会在那里，还有厄尔·威尔逊和图茨·绍尔及他们那群人；但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些雅士们，如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夫妇，以及他们这圈子里某些人也可能会出席。像莱昂内尔·特里林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们、亨丁顿·哈特福们和莱斯里？R？格罗夫斯们那样的人——如果纽博尔德·莫里斯先生夫人那样的人想来，你可以想得到他们为了获得邀请得玩多少花招。　
琼后来也承认那天晚上西尔维家里有点闷热；我现在说这个是为我自己后来做的事找个像样的借口——1948年时我很容易喝醉，现在好多了，相信我——我喝得酩酊大醉。不久我不但是唯一的那个大吼大叫的人，而且也是房间内唯一说话的人；看在老天份上，那时我正在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四个都是百万富翁。　
难道我们没有跳舞吗？噢，我们一直把莱昂内尔·特里林打得团团转，把他推到房间里的每一把椅子里——“还有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你这狂妄、伪善的老傻瓜！你的钱到哪去了？为什么不拿点出来看看？”　
伯尼咯咯直笑，看上去有点瞌睡了，琼因为我感到十分难堪，罗丝在一旁冷冷笑着，绝对理解丈夫们有时会有多烦人。我们站在过道上，每人至少往身上套了半打衣服，我又看到那张号手照片，心里想自己敢不敢把那烫手的问题提出来。可是这次我不敢肯定哪个答案让我更害怕：伯尼可能说，“就是照张相而已，”他也可能会说，“那当然是我！”然后走到衣橱或壁橱那里，翻腾一阵，找出那把生锈的军号，我们四个只能又走回去坐下，伯尼并拢双脚脚跟，绷直身体，为我们吹出纯洁忧伤的音乐。　
那时是十月。我记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写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维尔”的故事。我记得写过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有位胖胖的乘客，想更好地看街景风光，从出租车的天窗里探出身子，结果腰给卡住了。还有个很严肃的故事，伯尼就种族宽容长篇阔论了一番（我一想起在布朗克斯区棕色人种数量增加这个问题上他与罗丝总是夫唱妇随，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我记得那段日子，只要提到他，我和琼就会吵嘴。　
比如，琼说我们真的应该回请一下他们，我对她说别犯傻了。我说我敢打赌他们不会指望我们回请的，她问“为什么？”，我干脆不耐烦地简单说，我们之间层次上的差别无法逾越，假装西维尔夫妇能真正成为我们的朋友，或假装他们真的想与我们交朋友都是徒劳。　
还有一次，一个无聊之极的傍晚，我们去婚前最喜爱的餐馆吃饭，几乎有一个小时我们竟找不到可说的话题，琼努力想让对话继续下去，于是举起葡萄酒杯，十分浪漫地隔着餐桌靠向我。“为伯尼这次把你的小说卖给《读者文摘》干杯。”　
“是啊，”我说。“没错，这可是件大买卖。”　
“噢，别那么粗鲁。你明知道总有一天会成真的。我们就会挣上一大笔钱，去欧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她的话突然让我很恼火，任何一个二十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姑娘怎能如此容易上当受骗，这样一个女孩竟然是我妻子，我竟然同这种头脑简单、无知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情形，在那一刻似乎有点难以接受。“你怎么就不能长大一点呢？你不会真的以为他有机会卖掉那堆垃圾吧，你会吗？”我看她的眼神一定与那晚上伯尼看我的眼神有点像，那晚上他问我不会真的以为是二十五美元一次吧。他也说“你会吗”？　
“是的，我会，”她说，把手里酒杯放下。“至少，我相信。我以为你也相信。不然，继续为他干活不是有点可笑、有点虚伪吗，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她没有再同我说话。　
我想，真正的麻烦在于我们那时被两件更为严肃的事纠缠住了。一是我们刚刚发现琼怀孕了，另一件事是我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像偿债基金债券一样岌岌可危。　
我在财经新闻科上班成了缓慢的折磨，等着上司慢慢发现原来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