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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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从事研究教学工作，2002年因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Amos　Nathan　Tversky　（19371996）是以色列数理心理学家。
两位学者对人们心理活动很有洞见。他们的起点很简单：人们通常关心的不是财富水平的多少，而是财富的变化，即一个行动的收益和损失有多少。他们设计了很多试验，让人们决策是否冒险赌博，然后分析了人们如何决策的大量数据。他们发现，人有很大的惯性，喜欢保持现状，规避风险，即使冒险有可能带来很大的收益；而当前提（环境）发生变化，当损失是一定的时候，人们愿意冒险来减少损失，展示了偏好风险的特征。
他们还发现，对问题的描述方式不同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决策。例如，一种流行病预计会导致600人死亡，有两种抵制流行病的程序。如果选择程序A，200人会得到拯救。如果选择程序B，有三分之一的可能600人都会得救，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没有人得救。试验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程序A，因为虽然两个程序的均值是一样的，但程序A　的效果是一定的，程序B的效果不确定。
同样一个问题可以从反向描述。如果选择程序A，400人会死亡。如果选择程序B，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无人死亡，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600人死亡。实验表明，大多数人会选择B，因为人们在预计损失面前更愿意冒险来减少损失，即使两个程序的均值是一样的。　实际上，200得救和400人死亡是一样的，只是表述方式变了。这说明人在做决策时是不理智的，非常容易混淆糊涂。
Kahneman和Tversky通过大量试验和数据分析，总结出价值函数（value　function，即人们主观判断盈利或损失多少的重要性）和几率重要性函数（probability　weighting　function，即人们主观认为一件事发生几率的重要性）的特征。前景理论是一个描述性的模型，仅仅描述了人们的行为，没有预见性，没有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但是了解这些特征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设计游戏的规则（成功几率、回报大小、选择范围等）来操纵人们赌博的倾向——抑制人们赌博或鼓励人们赌博。后来的学者进一步研究人们在什么情况下愿意赌博，在什么情况下倾向维持现状。他们把这些情景特征量化、抽象化和理论化（Salience　Theory　of　Choice　Under　Risk）。
前景理论为后来行为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可以解释一些常见的现象。例如，事实证明，股票的长期平均年回报率比债券平均年回报率高出5％到6％，为什么人们不都买股票，而买部分债券，或者根本不买股票，全部投资于债券呢？前景理论提供了两个原因：人们太保守，不愿意冒风险，债券相对安全一些；有些人的投资期限可能因为年龄等原因非常短，可能在一两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需要现金流，他们没时间等股票长期的优越回报率，所以只能买稳定的投资产品。再比如，价格弹性的不对称性。人们对涨价可能很敏感，马上减少购物；但对减价可能不那么敏感，减得再多，也未必多买，甚至不买。前景理论还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有新信息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变投资分布（asset　allocation）和投资方式，人们更喜欢保持原状。
这时施莱弗尔推导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结论，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生活中有很多小赌博，这种小赌博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让我们把这些小赌博抽象为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有50％的可能赢110元钱，有50％的可能输100元钱，你愿意赌吗？
你可能把每次小赌博看成一个孤立的例子，为了保持现状而拒绝所有类似的赌博。现在让我们假设你接受这个小赌博，你的预期收益（expected　return）是正的5元钱（0。5×110＋0。5×（100）），每次赌博结果的方差是105的平方（0。5×（1105）的平方＋0。5×（1005）的平方）。生活中有N个这样的小赌博（每个赌博相互独立），其预期效用呈正态分布，那么其预期效用的均值是5N，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是105×（N的开方）。当N非常大，比如3万，在3万次小赌博之后，你的最终受益为正的几率是99。999999999999％。原因是最终的均值5N与N成正比，而标准差　105×（N的开方）是与N的开方成正比。N越大，均值增长的速度与标准差增长速度的悬殊就越大。你最后全盘皆输的几率是一百万亿分之一。
也就是说，如果你每次都接受小赌博，你的最终结果几乎不可能比你保持现状，不接受任何赌博还差。这个数学推理说明，在生活中经常接受小赌博，冒一些风险是明智之举。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克制本能的风险规避倾向。这与上一节《大学生应该如何选择暑期工作？》的中心思想完全吻合。原来，哈佛校长福斯特对毕业生径直追求理想中的A方案，留着预备方案B以后再说的忠告还有数学证明可供查询！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七，待续）
【哈佛笔记144】实践出真知吗？
2011年08月08日　11：03　　
当人们对一件事一无所知，却需要做判断的时候，他们会利用任何蛛丝马迹帮助判断，即使那些蛛丝马迹与要判断的事情毫无关系。这解释了人们“饥不择食”“有病乱求医”的现象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我们是怎么形成认知和判断的？我们最基本的认知和判断是从实践中来。例如，在拍卖油田的时候，我们的竞价只是我们估计这块地价值的一半，留出一半富余。我们会根据这个物体看起来的清晰程度判断一个物体与我们的距离——越清晰就越近。经验告诉我们，用信用卡透支是不明智的；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与前面的车应该保持至少三秒钟的距离等等。经验还告诉我们，应该投资于股市的财富比例是（100－你的年龄）％；越年轻，投资于股市的财富比例就越大（因为你有时间实现较高的股市长期回报率）。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我们根据以往经验做出的判断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因为这样的判断可能带有偏见，局限于我们的经历所及。例如，你见到过的穷人都懒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穷人都这样，也有人穷志坚的人你没遇到过。当你遇到意志坚强、勤劳勇敢的穷人的时候，你就会修改以前对穷人的认识。这就是所谓“学的过程”：边学，边实践，边改进你的认知水平。
20世纪70年代两位心理学家Kahneman和Tversky在研究人们认知判断方面有突破性进展。例如，你观察到的现象是：Steve乐于助人，干净整齐，细致入微，害羞腼腆。Steve是农民、推销员、飞行员、图书管理员和医生的可能性各有多大？于是你会把Steve的特征与脑海里各个行业的典例比较，根据近似性的大小排列各种可能性的大小。但是你没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就业分布。推销员的数量比其他几个行业的人员数量多得多；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Steve的特征，他是推销员的几率更大。如果Steve生活在农村，那么他是农民的可能性更大。Kahneman和Tversky的试验发现，即使告诉人们各个行业的分布，人们仍然固执地根据Steve与他们脑海里典例的近似性做判断。
这说明，人是经验主义者，而不是理性地分析各种可能性的大小。这两位心理学家还设计试验说明，人有非常强的以偏概全的倾向：只有少量的经历，就对整体下结论。即使科学家也在所难免。他们会认为在少量的样品（sample）中发现的规律在整体品种（population）　中同样适用，其实不然。
生活中的例子就更多了。例如学校在聘选老师的时候，校方会下意识地更注重候选人在面试时一次讲课的表现。如果这一次讲课表现不佳，那么基本可以肯定，这个候选人没希望了。最后被聘任的老师都是在这一次讲课时表现很好的人。但是从长期来看，他们5年以后的表现令人失望，与应聘时的表现没有强烈的正相关。人们还很容易根据过去预计未来，其实未来很可能与过去不同。父亲身材高大，儿子不一定身材高大。期中考试成绩很好的学生不一定在期末考试考得很好。公司以前的利润很高，以后的业绩很可能会变化。
人们还根据印象和记忆做判断。例如，人们认为坐飞机非常危险而购买人身保险，因为每次飞机失事都是报纸新闻的头版头条，人们印象深刻，却忽略了每天有那么多飞机在天上飞，失事几率小于一百万分之一。卖航空保险的公司就是依靠人们错误判断飞机安全系数而赚钱。人们对越熟悉、越亲近、越重要、越是近期发生的事件记得越清晰，印象越深刻；这样的事件对人们作判断的影响就越大，而那些印象不深、想象不到的事件被忽略不计了。
两位心理学家还设计试验说明，当人们对一件事一无所知，却需要做判断的时候，他们会利用任何蛛丝马迹帮助判断，即使那些蛛丝马迹与要判断的事情毫无关系。这解释了人们“饥不择食”“有病乱求医”的现象。以上所有这些都是人们下意识犯的错误，我们要有意识地纠正。但不得不说，这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行为经济学系列之八，待续）

【哈佛笔记145】积极热情与消极世故的较量
2011年08月15日　10：32　　
在实验中表现的好坏与孩子后来学业成功与否呈现强烈正相关。这个结果验证了那句“三岁看老”的俗语。有耐心、有毅力的孩子智商更高，以后学业成功的几率更大。鼠目寸光、只顾眼前痛快不顾将来的人很难成功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期中考试后，莱布森返回讲堂，开始一个崭新的课题：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这是通过研究大脑神经的物理表现来研究人们在经济方面的认知和判断的领域。学者利用核磁共振等先进技术来检测人们在作选择时脑神经的变化。
“三岁看老”的实验证据
大脑有不同的功能区。有的功能区负责理性思考，有的功能区对感性的东西反应敏感。当人作决定时，要看感性占上风还是理性占上风。你能不能为了保持体型健康长寿，只吃蔬菜沙拉，还是禁不住诱惑，禁不住巧克力的诱惑，屈从于肠胃的快感？
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从圣经里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苹果，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谈利益（interest）与热情（passion）的区别，到精神分析心理学奠基人弗洛伊德的本我、超我和自我（ego，superego和id）理论都是围绕这个命题的。感性的东西大多是直接的、迅速的、下意识的。而理性的东西是间接的、缓慢的、有意识的，具有前瞻性和分析性。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表现出的理性部分只是我们很小的一部分，而那个强大的感性的id才是最真实的自我。
学者们围绕这个命题做过很多实验。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结果发表于1989年。三位学者用学前班的孩子做实验。孩子只要按桌子上的铃，马上就会得到一块香甜的点心。但如果他能忍住15分钟不按铃，他就能得到两块点心。这就测验孩子在非常幼小的年龄（4岁到5岁）是否能够克制自己，为了更大的回报有耐心等待。学者在20年后仍然跟踪这些做过实验的孩子，他们发现，在实验中表现的好坏与孩子后来学业成功与否呈现强烈正相关。这个结果验证了那句“三岁看老”的俗语。有耐心、有毅力的孩子智商更高，以后学业成功的几率更大。鼠目寸光、只顾眼前痛快不顾将来的人很难成功。
此外还有很多更复杂的实验，测试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放弃眼前利益而顾及将来。这对理解人们在储蓄和消费方面的行为有帮助。还有实验测试人们的注意力和意志力是否是一定的，是否所有人相差无几。这样的实验对教育思想和方式有深远影响。如果人的注意力和意志力是一定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孩子在早期随意发展，相信等他们成熟以后，自然会变得专注深入。如果人的注意力和意志力不是一定的，而是习惯养成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孩子幼年引导他们，抵制诱惑，让他们养成耐心专注的习惯。还有实验表明，人们在为他人提建议或作决策时，容易理性务实，而为自己做决策时就会被感情冲昏头脑。这是意料之中的，正所谓“旁观者清，当事者迷”。
所有这些实验还不能完全回答“人们是如何做决策的”这个问题。如果能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就知道在实验室和实际生活中从哪里入手改变人们的选择结果。或许研究大脑神经系统的物理反应不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渠道，而洞察力非凡的心理学家和小说家才是把握这个问题的能手？
积极热情与消极世故的较量
行为经济学家对人们感觉的好坏总结出几种理由。一种是出于“大公无私”：　如果别人——尤其是那些不如我的人——能生活得更好，我的感觉（福利）会更好。一种是由于做了道德上正确的选择，感觉更好，例如为灾区捐款等。一种是如果曾经帮助过我的人生活得更好，我的感觉会更好。与此相反的是报复心态：如果曾经伤害过我的人生活得更糟糕，我的感觉会更好。还有一种是高高在上的骄傲心态：如果我的消费水平比别人高，我感觉会更好。与此相反的是平均主义心态：我生活的小圈子里的人的消费水准越均等，我的感觉越好；如果我生活得不如我周围的人，我会非常难受。当然还有更复杂的心态。行为经济学家想深入了解形成人们偏好（preference）的机制。
有一个说明个人与社群关系的实验。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是否为公共产品贡献一块钱。因为公共产品的价值为正，而且性质是“公共”的，每个人能都从中得到好处。　这个好处，比方说，是两毛钱。假设这个游戏（或一个社区）有N个人。只要N×0。2元大于一块钱，那么从这个社区的整体利益就增加了。但每个人都是自私的；从个人利益出发，贡献的一块钱远远大于两毛钱返回的好处，所以每个人都有不作贡献、不合作、占别人好处（搭便车）的动机。
怎样才能鼓励人们自愿地为整体利益作贡献呢？参加游戏的人越多越好，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返回给每个人的好处越多越好，这样可以减少贡献和回报的差别；参加游戏的人之间的交流越多越好，关系越密切越好，这样就有攀比心理，做贡献的人的带动效力就越强；游戏早期人气比晚期旺，越到后来越没人气，所以游戏开始的次数越多越好。
这就意味着游戏的组织者不能告诉参加游戏的人第几轮游戏是最后一轮。如果人们知道第十轮游戏是最后一轮，那么每人都会选择不作贡献，因为没有再次合作的必要了。如果第十轮游戏没人玩，那么第九轮游戏就是最后一轮；因为同样的逻辑，人们也不会作贡献。以此类推，直到第一轮游戏，所有理性的人都不会主动作贡献。整个游戏因为所有人都能预见未来的最终结果，根本就不会开始。
这是一个非常悲观的结论，而现实没有那么悲观。总有一些积极热情的人（或者天真的人）会主动为公共利益做贡献，即使到最后一轮游戏。经验表明，这部分人一般占总人数的15％　到20％。正是这一小部分人会挑起新的游戏。自私自利的人出于对自己长期利益的打算，从战略角度出发，也会陪着玩这个游戏，采取合作态度，为公共利益捐款。这两部分人占的比例越大，公共产品就会越丰富，返回给社群中每个人的好处都会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