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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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默不无感慨地说，去年这个时候，她作为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主席正在这个时候为总统起草国情报告，其中很多语句她已烂熟于心；而今年她会坐在电视机旁和全国人民一起聆听总统讲演。她建议，奥巴马从他自己在去年设置的两党联合财政责任和改革全国委员会（the　bipartisan　National　mission　on　Fis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form　）的政策建议说起。
罗默说，2010年11月全国选举议员的结果表明，选民已经厌倦了联邦政府年年入不敷出的局面。　2012年总统选举的胜负也可能取决于奥巴马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过去几年的经济衰退和政府罕见的应对举措使财政赤字异常增大。即使经济复苏强劲，在其他政策不变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在2020年也会达到GDP的6％　以上。到2035年，“婴儿潮”退休的人和他们的医疗费用将达到高潮，会使财政赤字增长到GDP的15％以上。这么大的比例是不可持续的。很可能在这之前，投资者就把美国国债当成垃圾股对待了，美国就会成为21世纪的阿根廷。所以罗默强调，要遏制美国赤字的长期走势，就必须有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掌握裁减赤字的时机方面，罗默非常谨慎。　她说，现在经济复苏的迹象仍不牢固；　政府不应该像共和党建议的那样立即减少花销1；000亿美元，但奥巴马应该在国情报告中承诺并具体阐述今后几十年的长期裁减计划，请求立法机构批准并签署为法律。　现在国会有要废除2010年3月才通过的医疗改革法案（PPACA，内容详见《哈佛笔记》专栏第122到125节《美国医疗改革的来龙去脉》及《州政府控告联邦政府》）的倾向。　奥巴马不但要声明他会否决这项提案，而且要誓言努力保持这个医改法案中那些控制成本的措施。例如，一旦Medicare（65岁以上老年人的国家医疗部分）的花费超过一定上限，“独立付款顾问委员会”（Independent　Payment　Advisory　Board）就要按照法律拿出具体减少开支的方案。　奥巴马要为这个委员会在国会争取最大的权力，保证落实削减开支。
对美国军费和社会保障等支出类别，罗默建议，我们一定要限制增长上限。美国军费开支（除去通胀后）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增长了50％。保护老人和穷人的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具体运作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25页《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挑战与出路》）　的支出也增长迅猛。　控制这些花销的增长意味着很多人要牺牲自身利益，罗默说，但我们别无选择。与此同时，奥巴马要再次许诺对公共设施和科研教育的投资，因为这是提高我们长期生产效率和生活水准的源泉。
最后，奥巴马要实事求是地向全国人民说明，仅仅减少政府花销是不够的，提高税率在所难免。在这方面，富人有能力也应该作更大的贡献。当然，普通美国中产阶级也要为此而付出。房子贷款利息部分减税（对买房子的人有利，对租房子的人不利）、雇主把为员工提供的福利作为花销减税（对大公司有利，对小公司和个体户不利，导致美国医疗体系“冰火两重天”的局面——有医疗保险的人过度消费，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消费不起）、为非盈利组织捐款减税（对富人有利，穷人不利）等特殊减税款项（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09页《美国税收制度的弊端与改革前景》）都要取缔。　这些措施不但会增加国库收入，而且会使整个税收体系更加公平高效。　此外，联邦政府还要考虑征收污染税，提高汽油税。这不但会增加税收，而且鼓励发展清洁能源。共和党历来有反对税收的倾向，现在严峻的财政形势会使他们不得不接受高税收势在必行。　奥巴马现在做出长期增收减支的承诺会增加人们对美国长期经济远景的信心，当然也会激怒一些利益集团。奥巴马对付利益集团的唯一办法就是唤起美国人的清醒理智和爱国主义精神。罗默指出，国情报告就是奥巴马向全体美国人沟通的一个契机。
1月23日国情报告前夕，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得知奥巴马要讲美国竞争力的问题，就在《纽约时报》为此发表文章。他对美国目前在经济方面的挑战有不同分析。他说，美国的问题不是缺乏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经历了二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奥巴马曾经在公开讲话中慷慨陈词，“我们能够竞争得过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　不错，如果美国进口得更少，出口得更多，我们会有更多的工作。但这个办法不能扩大：如果每个国家都这样做，那么我们就需要再找一个地球，我们大家都出口到另外一个地球才行。如果奥巴马在谈竞争力这个问题时，脑子里想的其实是中国庞大的贸易盈余，那么他就应该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应该减少贸易不平衡，不要借用“提高竞争力”这个幌子。
奥巴马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Economic　Recovery　Advisory　Board）已经被改名为“就业和竞争力委员会”（Council　on　Jobs　and　petitiveness）。通用电器（GE）的首席执行官Jeffrey　Immelt取代了前美联储主席Paul　Volker成为这个新委员会的主席。克鲁格曼说，奥巴马这样强调竞争力，容易使人们误解“对公司好的（政策）就是对国家好的”，其实这是两码事。
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家可以通过裁员提高利润。人们会说，他是个优秀的企业家。但对国家来说，这不是好事。从宏观上说，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状况：就业率很低，公司整体利润却很高。公司个体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区别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克鲁格曼声明，他与Jeffrey　Immelt没有任何过结，但是他指出奥巴马委任Immelt的不妥之处。通用电器只有少于一半的员工在美国，多于一半的利润从其他国家得来，他为什么会有动力提高美国的就业？而且GE　Capital也是政府救助华尔街、担保私有债务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那么，奥巴马为什么要强调竞争力呢？克鲁格曼揣测，一种积极的解释是：奥巴马想为以政府投资（public　investment）　为中心的经济策略（创造就业同时改善长期增长前景）作包装。一种消极的解释是：奥巴马和他的智囊团真的相信，美国经济低迷、复苏脆弱是因为他们以前对企业界太严厉了；他们认为减少企业所得税和全面放松管理（deregulation）是必要的。克鲁格曼希望前一种猜测是对的。
1月25日《纽约时报》专栏记者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也就竞争力发表文章，描述他自己对美国长期经济走势的愿景——21世纪欣欣向荣的美国应该是什么样子？　其中政府的功能又是什么？　谈竞争力的传统说法是：　扩大出口，改革教育，降低企业所得税来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布鲁克斯认为，这样说不足以激励人心，奥巴马对“竞争力”应该有一种全新的解释。
他建议，奥巴马开篇就谈美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20世纪的美国比别的国家有更多的钱、更多的资源、更多的技术人员——我们占据领先地位。21世纪不同了。新兴经济体参与进国际竞争，人才分布更加分散。所以新世纪的竞争是关于如何笼络人才、如何重新建立组织关系的竞争。美国必须成为世界人才合作网络的中心枢纽。
在布鲁克斯的愿景中，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中产阶级家庭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美国上大学。有志向的年轻人渴望到好莱坞或硅谷工作。从以色列到印度尼西亚的企业家都到旧金山风险基金市场或纽约股票市场融资。这个世纪里的竞争不是通过提高效率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而更像精英大学之间的竞争：“我们有最高级、最优秀的人才和最和善的价值观，如果你想最好的发挥自己的潜力，你就会加入我们。”
这种新式的竞争需要“魅力”——吸引人才、聚集人才的魅力。当人与人面对面的合作，人最容易发挥创造力，然后提高周围每个人的技能，有更多的合作，吸引更多的人才，达到良性循环。其实，这就是哈佛大学的实力所在，它已经“形成气候”了（相关文章见《哈佛笔记之二：经济学讲堂内外》第六章第三节《高等教育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区别》）。布鲁克斯认为，拥有最多这样有创造力的热点地带（hot　spots）　的国家就会在21世纪占据上风。
在这种新式竞争下，政府的作用就像大学里的行政人员。校长按惯例住在一个地点最好、最气派的大房子里，但是所有人都知道，那只是个形式。校长是形式上的领导，真正的仆人，服务于大学里真正的主人：教授、研究人员和学生，因为他们才是真正做事的人。行政人员的作用很重要，但是辅助性的。他们集资、招生、聘用教员、帮助落后学生、还要做市场宣传。行政人员不可能理解或掌握各个系的工作内容，他们的职责是招揽人才、制定政策，建立一个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创造卓越的环境。
这就是政府在一个创新型经济里的功能。企业家、管理者、执行长官和员工才是经济的实体。政府要创造一个有可能发生卓越的环境。政府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首先，设立有竞争力的税率，可预计的规章制度和平衡财政（fiscal　balance，不透支）。税率不一定要最低，但整体环境要最有力于新企业的生长。其次，政府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进来，不能让人才聚集地带称为一个特权繁殖的地带，确保公平开放的竞争环境。布鲁克斯说，奥巴马个人就是美国有吸引力的结果和典例——他爸爸就是从肯尼亚来美国上学的学生，他一定理解美国怎样做才最有吸引力。■
【哈佛笔记127】美国国情报告之二：奥巴马说了些什么？
2011年03月14日　10：28　　
一些国家没有我们这么多的争论。如果他们的中央政府要建一条路，无论要拆多少房屋，这条路很快就能建起来。如果他们的政府不喜欢某个报纸的某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就不能再写。
陈晋
奥巴马在国情报告中说了些什么？
在国情报告中，奥巴马首先承认，我们（民主党和共和党）在过去两年中为各自的政策立场而大动干戈，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唇舌之战。这实际上是好事，这正是一个民主社会需要的，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但是最近在Tucson；　Arizona的枪杀事件（造成9人死亡，多人受伤，包括民主党议员Gabby　Giffords重伤）提醒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更大框架中的一员，这个更大的框架超越我们之间的不同，比党派和政治立场更重要。我们都是美国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都有同样的希望和信念；我们相信那个在Tuscon枪杀事件中去世的小女孩的梦想应该和我们自己孩子的梦想一样被实现。这也是我们国家与其它国家的不同之处。
为了超越政治分歧，奥巴马强调我们共同的责任。他说，认识到我们都是美国大家庭中的一员还不足以换来一个崭新的和合作时期。以后事态会怎样发展不是看我们今晚能否坐在一起，而要看我们明天能否一起工作。我们能够、也必须超越我们的分歧，因为那是让我们来华盛顿的选民对我们的期望。我们面临的挑战重于党派之间的政治。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有新的就业和企业？人们努力工作是否能得到适当的回报？我们在世界上是否还能保持领导力，使美国不仅仅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是世界的一个灯塔。
经济危机过后两年，股市回转，企业利润上升，经济开始复苏，但这不是我们度量自己成绩的唯一标尺。我们还要看有多少就业，还要看这些就业意味着怎样的生活质量；还要看小生意人是否看到变强、变大的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多大的可能比我们生活得更好。这就是美国人民让我们来华盛顿一起工作的目标。去年12月，我们通过了保持小布什政府减税的政策，美国人的税后收入会高一些；每个企业可以把今年的投资全部作为花销从总收入中减去（用税收政策鼓励投资的办法之一，利弊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第116页《开放经济中的税收政策：猫鼠游戏》）。
然后，奥巴马进入“竞争力”这个话题。技术革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以前有1000员工的钢厂现在雇佣100人就能做同样的工作。任何公司可以在任何有因特网连接的地方建立分店、雇人销售等等。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已经参与了竞争。他们更注重对科研和技术上的投资；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更早，更持续，更强调数学和理科教育。最近，世界上最大的私营太阳能研究基地、快速计算机研究基地落户在中国了。
奥巴马一方面要整个国家意识到危机感，另一方面又要保持乐观向上的情绪。他说，即使那些预计美国走下坡路的人也必须承认，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大最繁荣的经济体。我们拥有最多的成功公司，最多发明创造的知识产权，和最吸引外国学生的大学。我们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于一个思想上的国家（founded　for　the　sake　of　an　idea）。　这个思想就是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和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成千上万的移民冒着失去一切的风险要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学生不仅要记住公式，而且要思考这样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想？你想怎样改变世界？你长大后要成为怎样的人？”未来不是任何人给的礼物，未来要靠我们去努力创造。这意味着牺牲、意味着奋斗。具体来说，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首先，我们要鼓励发明创造。我们无法预计下一个增长行业是什么，以后的就业从哪里来，但我们可以帮助点燃人们想象和创造的火花。与其它国家相比，这是我们的长处。在美国，创造不仅仅改变我们的生活，创造的本身就是我们赖以生活的源泉。因为基础研究对公司来说没有利润，所以历史上政府一直在这方面资助做前沿研究的科学家。
正是这些长期投资和浇灌，孕育了改变我们生活的因特网、计算机芯片和GPS等重大突破。这些突破带来了从生产到销售链条中一系列的好工作。现在我们要加大对生物工程、信息技术和清洁能源的投资，这对国家安全和保护环境都有好处。奥巴马例举国家帮助贷款的小型能源公司（一个制造太阳能屋顶的小公司）的成功案例和其他节约汽油的新发现。他倡议国会取消对石油公司上亿美元的税收补贴，应该把对过时的能源的补贴用于对未来能源的投资。在2035年之前，要让80％的美国电力从清洁能源中来。
其次，我们要更好的教育孩子。在今后十年中，将近一半的新工作都需要有高中以上的文凭，但是我们有四分之一的学生不能从高中毕业，数学和理工科的教育落后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家庭的作用与学校同样重要：是家庭最初让孩子热爱学习；是家长关上电视，确保孩子每天完成作业；是家长教育孩子，成功不是搞关系的结果，而是努力工作、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太多的公立学校对学生没有高标准、严要求。为此我们出台了“竞优”的项目（Race　to　the　Top）：只要学校有提高教师质量和学生成就（achievement，不是成绩）的带有创新精神的计划，我们就给予资金支持。提高的标准不是由华盛顿制定的，而是由各州州长制定的。改革不是从上至下的命令，而是地方上的老师、校长、校委会和社区共同努力的结果。奥巴马又例举成功学校案例。在今后十年中，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