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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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耍匝侵薜钠渌叵稻透愣恕Ｄ秃虯rmitage的观点则侧重于美国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只要把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搞顺了，中美关系就搞定了。格林就是从这个思想体系里出来的，但他明确反对把这种战略看作对中国的包围（encircling China）。估计这只是程度上的细微差别，反映了部分美国精英对中国崛起心存顾虑，他们对中国不是敌对的态度，而是想以防万一。
耐和Armitage的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在联络中国（engage China）的同时，保持和加强美日同盟以及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格林说，现在日本本身成了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美日联盟和我们对亚洲战略的前提条件。他例举了日本在最近几年的三个变化趋势，并逐一解释辩驳。
第一，一年前，日本民主党接替自民党成为执政党；去年年末，日本当时的首相鸠山由纪夫提出要脱离美日同盟，建立除美国以外的东亚共同体（East Asia munity）。这是否意味着削弱美日同盟？格林认为不是这样的。首先，选民改选执政党不是因为要改变日本的外交政策，而主要是想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提高经济增长。民意测验显示，美国在日本年轻一代人的心目中仍然很受欢迎，而且值得信赖。其次，东亚共同体第一次被小泉首相提出，民主党反对。这一条成为民主党在大选中攻击自民党的理由之一；直到小泉下台，民主党自己成为执政党，他们才改变口径。再次，东亚共同体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不必大惊小怪。民意测验显示，如果日本现在面临威胁，有60％以上的日本人表示仍然要依靠美国。 在问答时间中他说，一定程度的中日友好对稳定东亚是有好处的；但美国也要同时把对亚洲的政策放在与多个亚洲国家合作的基础上，包括印度和韩国，而不是日本一个国家。
第二，日本经济实力呈现下降趋势；即使不考虑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这样。在今年年底，日本国债将达到GDP的两倍，其中90％以上都被各种机构持有。这种债务状况不可持续。而且日本正在经历通货紧缩：在短期利率基本是零的情况下，还有很大过剩产能，失业率很高。衡量贫富差异的GINI 指数有所上升。九十年代日本政府利用赤字刺激经济，但效果微乎其微，经济增长非常迟缓。 民主党利用这些经济弱点在去年的大选中攻击自民党，最终把自民党拉下台。格林声明，他并不是说日本无法恢复经济增长；如果日本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例如实施小泉首相曾经提倡的一些政策（包括增加消费税），日本经济还是可以增长1－2％的。格林说，有这种可能，但他不能保证一定会发生。
第三，日本政坛动荡不安，频繁更换首相就是典型的例子。目前，民主党内部人才济济，但政见一盘散沙，没有任何统一的声音和步调。对9月14日的党魁选举，格林预计菅直人获胜的可能性大于小泽一郎。无论谁赢，另一方都会出局；或者选票太接近，双方共同组阁。无论哪种形势产生，明年春天的政府预算都不会通过国会，都要进行全国大选。
在问答期间，有人问，日本政局怎样才能更稳定呢？格林回答，在最近两三年，这是不可能的。直到50年代成长的这批政治家退出历史舞台，有国际视野的年轻政治家接替他们，日本政局才有希望。年轻政治家不是要志力于国内政治的钩心斗角，五两换半斤的交易，而是真正思考日本在国际舞台中的作用，同时在国内采取严厉的经济措施，刺激经济增长。这种现象怎样才能出现呢？格林自问自答，或许是因为日本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或许是因为国内储蓄消耗殆尽，国债无法持续。总之，在特殊情况下，日本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恶性循环。
那么，美国对日本及亚洲的政策是应该另辟蹊径呢，还是微调现有策略？格林认为另辟蹊径的三种办法都不可取：1）中美形成G2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的政权基础不同、国家性质不同，这个鸿沟不可逾越。 2）亚洲其他国家团结起来围攻中国也不可能，因为那样费力不讨好；3）亚洲国家走向多边区域共同体也不太可能，目前亚洲地区论坛（Asian Regional Forum，ARF） 和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还停留在形式大于内容的阶段。
格林分析的结果是，美国对亚洲政策应该根据新形势作技术上的微调，而不是另辟蹊径，把过去的政策框架推倒重来。技术上的微调包括加强美韩关系、美印关系等；和在比较容易的领域里促进美日合作，例如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日本有实力的方面。最后，格林特地以乐观姿态作结。他说，他想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学家的角度结束讲演：历史表明，虽然日本是一个政治上比较保守的国家，但是每当它面临最大挑战的时候，它总能够成功地调整自己的体制，化危机于机遇，战胜挑战。■
【哈佛笔记109】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背景
2010年09月26日 12：00
三个世纪前，人们对主流的正统加尔文主义的信仰开始松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为人们接受新思想创造了条件。挑战了传统理念的《国富论》立即受到读者欢迎，出版后六个月就销售一空
【财新网】（特约作者 陈晋）今年是哈佛大学执行新年历的第二年。以前新学年是从9月中旬开始，现在被提前到9月1日。华氏90度以上的高温让人觉得暑假似乎还没结束，新学年就急促地开始了。校园里拿着地图找教室和宿舍的新生随处可见；银行和电话公司办事处里偶尔还有陪伴新生入学的家长的身影；马路上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和其他车辆穿梭不息；哈佛广场在清静了一个暑假之后又显得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教室里却是另一番景象。空调把温度降低了二十多度，令人冷清了不少。教授们都是有备而来，有条不紊地综述课程内容，课程设置和对学生的期望。有的教授一丝不苟地穿着西装革履，有的教授穿着工作便装（business casual）。服装不说明任何问题，在这里，说明问题的是教学大纲。 当学生看到发到手的长长的读书目录、上缴作业论文和参加考试的时间表，和课程最终成绩的计算方法时，就会意识到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有不少人在第一堂课结束前就中途退出――这是每个学生在开学前两周尝试和选择课程的权利（shopping period）。剩下的人就是打算死心塌地学这门课的人了。
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是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对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尤其深入。他是地地道道的“哈佛人”（Harvard man）。他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文凭都从哈佛获得，从1972年加入哈佛经济系教师行列，职教至今。他基本没有政府工作经历，但他对经济政策的见解被一些有丰富政府经历的人首肯。此外，他倾向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经济政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他200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道德结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就是这样思想的成果。
这学期他为本科生主讲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的课程也是从这个角度入手的。课程主要研究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是如何影响亚当·斯密及其同时代人的思想，蕴育了现代经济学，又是如何影响后来两个世纪人们的思想变迁和人们对当下社会经济问题的看法。弗里德曼说，现代经济学的诞生不是用简单的启蒙思想－－思考从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转变到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就可以解释的。斯密对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的理解正是起源于他对当时一些宗教问题的思考，例如人性和道德情操的思考。弗里德曼声明，这门课不是关于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的理论，因为那是另外一门课程的内容。他还说，他本人只研究英语世界里（AngloSaxon）的思想变迁史，不涉及其他语言文化；这并不是因为其他文化思想不重要，而是因为他不是那些方面的专家。没有跨语言、跨文化比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经济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的诞生和演变原汁原味的理解。
讲现代经济学的起源主要是围绕生于18世纪苏格兰的亚当·斯密（1723－1790）。他被公认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在他之前，根本就没有“经济学”这么一说。一般来说，人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守旧，重大思想突破或者不受重视，被边缘化，或者被当作异己分子的代表，遭受指责唾弃；即使作者在去逝后很多年被平反，在有生之年还是饱受摧残。但斯密在思想领域的重大突破却被迅速、广泛地接受，尤其是在与苏格兰有密切贸易往来（烟草）的北美新大陆更受欢迎（详见《哈佛笔记》中《亚当·斯密与乔治·华盛顿》）。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在13年内就再版五次，斯密本人也名声远播。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时机（timing）的作用。《国富论》既有理论突破，又有被接受的社会土壤。弗里德曼用很多图片和引语把学生带到了三个世纪以前的苏格兰。首先，学生要理解宗教在17、18世纪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宗教在当时的英语世界里无处不在，渗透在人们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教会里的等级和人脉关系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工作机会和经济收入；宗教通过对大学和其他学校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影响思想的产生和传播（1636年哈佛大学就是这样的背景下为培养牧师而创建的）。相反，宗教对当代大学的影响微乎其微。神学院在哈佛校园里一个很偏远的角落，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哈佛还有神学院。耶路大学神学院的位置更加偏远，从主校园到那里要走很远。弗里德曼有意克制他对这种现象的主观褒贬，尽量停留在客观介绍层面。
其次，学生要了解18世纪下半页苏格兰浓厚的思想氛围。当时各种沙龙、俱乐部层出不穷，思想非常活跃。 爱丁堡的Select Society就是其中之一。成员包括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读大学时的主导老师富兰西斯·哈迟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他被认为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鼻祖之一（founding father of Scottish Enlightment），曾任道德哲学教授（Professor of Moral Philosophy）。他对人性的看法比较柔和乐观。1752年斯密步他的后尘，接替了这个位子。
1750年斯密结识比他大十二岁的大卫·休默（David Hume，1711－1776）。他们思想接近，成为最好的朋友。休默被教会看作坚定的无神论者，由于教会的阻挠，他没能成为大学教授。休默在爱丁堡的家里有一间客房是专门给斯密留的。爱丁堡距离斯密教书的哥拉斯哥大学有45英里的距离。如果斯密在爱丁堡活动晚了，随时可以在他家留宿。从各种沙龙和其他交往中，斯密接触到当时最新鲜的、最有争议的思想。
18世纪中期，人们对主流的正统加尔文主义（Orthodox Calvinism）的信仰开始松动，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正统加尔文主义认为，人生来就罪孽深重；人之所以存在就是要弘扬神的伟大；人的命运是既定好的，人是被动的。当时人们的思想游离正统加尔文主义，开始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的选择和行为会影响人的前途，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人享受生活、享受快乐是正当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人的主观努力在推动世界进步的过程中至关重要。
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为人们接受新思想创造了条件。挑战了传统理念的《国富论》立即受到读者欢迎，出版后六个月就销售一空。亚当·斯密从理论上证明了“利己行为”也可以“利人”，“利己”的动机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为了市场正常运作也是必要的。1763年斯密从格拉斯哥大学辞职，成为一个贵族子弟的私人老师，并随其在欧洲旅行两年有余，1766年回到爱丁堡，从此在那里撰写《国富论》。自始至终，他一直保持与商界的联系。他一直看好美洲大陆的经济前景，反对英国对美洲大陆的税收政策，鼓励自由贸易。美国独立战争胜利以后，他与英国政府有所接触，是一个非正式的政策顾问。■
【哈佛笔记110】揣测萨默斯离任原因
2010年10月08日 15：35 本文来源于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我们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哈佛大学对教授两年休假的期限规定是萨默斯离开政府的原因之一
【财新网】（特约记者 陈晋）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9月初还访问中国，但在9月21日，他即通过白宫宣称将在年底辞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一职，重返哈佛大学。
关于他的离职原因，有许多猜测。有人说，可能与其北京之行收获甚微有关系。君不见，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通过了《公平贸易货币改革法案》，允许美国商务部在确定贸易伙伴国存在汇率低估，并对本国行业构成事实损害后，施加反补贴补救措施。该草案能否最终通过参议院和奥巴马总统而成为法律，还有很大不确定性，但毕竟是美国国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相当强硬的信号。
其实，某个官员的某次短暂访问，令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有本质的变化，此种情形非常稀少，基辛格的1972年访华算是例外。萨默斯对人民币汇率的观点一直非常清晰，理由也充分（详见《哈佛经济学笔记》一书中《专访萨默斯》一节）。即使他不能从根本上影响人民币汇率政策，他也会希望，中国能将他的北京之行视为奥巴马政府的某种努力。如果国会议员质问他，“你为人民币汇率问题做了哪些工作？”他可以罗列自己如何努力说服中国政策制定者的事实。
工作压力
在美国政府高层工作的压力众所周知。长时间高负荷的工作无论对一个人的知识储备还是精力体力都是一种透支。何况，萨默斯主持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已远远超出了一个经济政策协调部门的功能，成为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的核心机构。
萨默斯主持奥巴马总统的每日经济汇报会（daily economic briefing），同时成为奥巴马政府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对外发言人。在过去的两年里，萨默斯策划了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政策和金融稳定政策。
10月1日《金融时报》头版头条报道，接受政府大量援助的美国保险集团（AIG）、Citigroup 和General Moters（GM）都有望超额偿还政府两年前的救助款。政府从救助中不但不会赔钱，而且会盈利。这与萨默斯在19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中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救助墨西哥的结果一样（详见《哈佛笔记》专栏《挽救墨西哥：国会制约政府》）。
萨默斯自己对这些政策的评价是：奥巴马政府有效地控制住了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当时看起来会一发不可收拾的经济危机，扭转了金融市场一落千丈的局势，使经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除此以外，萨默斯还担任了汽车产业改革重组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参与了医疗体制改革，美国与中国等大国的经济外交，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等重大政策。
在制定政策中“唱主角”的人除了要有自己的主见，还要有一种特殊功能——在会议上公开辩论，说服甚至驳斥反对者的能力。对任何一个经济政策，涉及的各个部门——财政部、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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