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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经济学笔记1+2-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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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珀于2009年5月撰文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只是中国现在这样说是新的。 1978年IMF章程的第二条补充条款（second amendment to the IMF Articles）就明确表示，这是IMF的工作目标。但这个补充条款一直没得到人们的重视，现在中国央行行长这样说，就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创建SDR就是要满足世界经济增长对流动性需求（longterm liquidity needs of the world economy）。要想使SDR具有生命力，必须要克服几个实际操作中的困难。谁会印发这种货币，在什么情况下印发，印发多少？如果是IMF，那么IMF就需要有一些世界中央银行的功能。现在，IMF每五年重新评估世界流动性，决定是否应该增加SDR的数量。评估的频率和标准都要随IMF功能的改变而改变。
影响SDR使用范围的一个很大障碍是：SDR仅仅在IMF与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之间流动，完全没有私人市场（private markets）。个人和私有机构可以按照SDR每天不同的汇率，把任何价格换算成SDR，但他们不能持有SDR，更不能用SDR结算任何交易。
如果人为地制造这种“硬货币”，那么每个国家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和其他主要货币怎么办？一种办法是逐步取缔。全世界大约有5万亿美元的国家外汇储备，自然而然地逐步取缔需要很长的时间。另一种办法是在IMF人为地设置“替代账户”（substitution account）。被取代的美元和其他外汇储备都交给IMF（或为SDR成为硬货币而产生的国际机构）。然后IMF 仍然要决定如何处理这些美元。这些美元其实代表了其他国家对美国无限期的贷款，是美国对外国的负债。（美国消耗了外国真实的物品和服务，外国得到的就是一堆纸钱。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多的外汇储备是一种浪费。）
这些实际问题并不是不能克服，只要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是可以设计机制解决的。但问题是，使SDR成为国际流通货币的好处是否足够大，是否值得克服这些阻力。要知道，SDR并不能防止通胀而带来的贬值。SDR是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按照一定比例制成的，每天的比价是按照组成货币的比价换算而成。如果这些组成货币的国家有通胀，通胀就会按比例带入SDR，使SDR按比例贬值。完全避免通胀的国际体系是“金本位”（gold standard），但库珀认为那条思路有一系列问题，在今天的社会完全不可取。
要使SDR成为国际流通的硬货币，还需要设计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各个国家汇率管理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这些配套政策涉及协调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些国家会丧失一定主权。在短期内，很难想象主要国家会达成这方面的协议。
但是，库珀并不反对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他在1984年和2005年分别提出更加极端的改革建议，就是制造一个新的货币（single currency），完全取代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等主要货币，成为这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基石。这样可以完全取消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影响，还会减少货币投机商赚钱的机会。组成这个新货币的国家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银行，就像在法兰克福建立的统管欧元地区的中央银行。其他国家可以选择是否加入这个新货币，或以固定汇率与这个新货币连接。这个单一货币体系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可以解决中国人民银行的担心：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不会因为一个国家不负责任的通胀而严重贬值。
库珀自知，他的想法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憧憬。有人提议，利用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展开第二轮布雷顿会谈，建立新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但库珀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经济学家对新的国际金融框架（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还没有基本的共识，还不能拿出一个框架性的草案供部长级会议讨论。他估计，美元的国际地位在今后十年，甚至十多年内不会有本质性的变化。■
【哈佛笔记七十二】库珀解读2008年金融危机
2009年09月07日 10：04
这次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很多不同；反对取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政策；保持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比避免道德逆向选择（moral hazard）更加重要，政府应该救市
2008年秋天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其广度和深度出乎任何人的意料。这是否说明美国金融创新过头，政府监管不力，美国社会普遍借贷过多、储蓄不足，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的观点不再成立了呢？
库珀认为，这次危机的发生有一定的偶然和巧合。在他看来，产生这次危机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金融创新。金融创新本身是好事，它可以更加有效地调节经济中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使资本更加高效地运转。如果没有（或很少有）金融创新，资本的运作就会像死水一潭，没有活力。
第二，长期利率在很长一段时间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有人指责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把利率压低的时间太长。库珀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从全球角度来说，长期以来储蓄大于投资（美国是例外），这些实体经济的因素决定了低通胀、高增长和较低的真实利率。这不是人为的。低利率的本身是好事，有助于再投资、再增长，但同时也使得房价持续攀高，助长了泡沫的形成。
第三，房贷条件降低及滥用。房贷条件降低本身是好事，因为它允许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房屋，“居者有其屋”，给了人们更多的动力去努力工作，使人们更有可能成为经济体系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问题是，一些房地产销售人员为了赚取更多的佣金，想出各种办法诱使根本买不起房子的人买房，贷款程序松懈，种下了祸根。房地产市场原本是非常地方化的生意，但通过金融市场全球化波及了全球。
其中前两个原因从长远来说都是好事，第三个原因也有一半是好事。问题是这三个原因同时发生，就酿成了这次危机。”
库珀认为，这次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很多不同。第一，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除中国以外，基本上是在“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机制上运转，而现在不是。第二，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了。上世纪30年代，政府在经济中（GDP）的比例仅有10％，现在大约是30％。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非常不同，可以帮助稳定市场。第三，我们现在对经济运转的理解远远高于30年代的理解。我们管理宏观经济的经验丰富了许多，虽然现在的经济比那时更加开放，管理本国经济更加复杂。第四，我们非常幸运的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本人就是研究30年经济大萧条的学者。他比别人更理解货币政策在经济衰退中的重要性，更知道应该如何驾驭美联储的各种政策，渡过难关。
反对混业经营
这次危机是不是说明美国的监管不力，金融市场过度放任自由？库珀说，很难说在监管过程中，哪一道程序是不力的，或者说当初应该做什么而没做，或者说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定而没有，因为当时还没有危机发生，绝大多数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在经济热火朝天，投资信心十足的时候，谁也不愿意给经济泼冷水。就像在晚会高潮时，谁也不愿意把装满酒水的器皿（punch bowl）拿走一样。
那些成千上万的律师、会计师的工作就是帮助公司寻找政策的漏洞，“名正言顺”地钻空子。政策制定者即使知道这些空子，愿意弥补这些空子，也很难招集足够的政治力量去修改法律政策。这个系统需要一场危机去召集政治力量，去修改法律政策，弥补漏洞，校正规章制度中“矫枉过正”的一部分。于是，那些律师、会计师、金融工程师就会有新的工作，再次找漏洞，再次创新，如此循环往复。市场的金融创新和政府的规章制度就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是一件好事。
但有一个具体政策，库珀明确反对。克林顿政府末期取消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允许金融业混业经营。他说，取消这个法律的原因主要是金融机构的游说。这些说客的理由是，如果美国金融机构只能分业经营，与外国混业银行相比，美国金融业就会缺少竞争力。
库珀认为，允许金融机构混业经营增加了业务之间的利益矛盾（conflict of interest），破坏了市场信任度。而市场信任一旦破坏，需要很长时间，甚至几十年才能重建。而且金融机构规模太大，过分使用杠杆工具，对市场形成威胁，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不得不救。至于美国银行如果分业经营，如何与外国金融机构竞争，库珀认为，这需要国际间政策和法律的协调。
政府应该救市
库珀对美联储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基本持肯定态度。他认为，保持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转比避免道德逆向选择（moral hazard）更加重要，政府应该也不得不救市。他赞扬美联储在这次危机中积极干预债务市场，创造流动性，不机械、不教条、富于想像力。
库珀对财政部在拯救这次危机中的政策表示支持。 在2008年秋天一次总统候选人公开辩论中，主持人提问，“美国政府的财政花销当中必须要减少或放弃什么才能筹措出7千亿美元救市？”奥巴马和麦凯恩（John McCain）都是重复各自的核心立场，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第二天很多观众网上的评论都夸奖主持人提问得好，指责两位总统候选人回避实质问题。
其实，这个主持人的问题是错的。库珀指出，7千亿美元不是像攻打伊拉克那样纯粹的花销，而是政府在置换资产。只有在置换资产时付的价格超出“物有所值”的价格，政府才会有损失，这些损失才是政府“花销”的一部分。他说，虽然现在政府承担了一些风险，但置换资产不但不会增加政府开支，挤兑私有投资（crowding out effect），反而会对市场注入信心，带动私有投资（crowding in effect）。
有人说，美国政府早就资不抵债了，从技术角度说，已经破产了，这次拯救“两房”和AIG，还有7千亿美元的拯市方案，只会使美国政府更加不堪重负，甚至导致信用危机。库珀反驳，“从技术的角度说美国政府破产主要是指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对政府财政支出的压力，这种压力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一些国家的情况比美国还要严重。解决这种压力的捷径是逐渐延长退休年龄和增加年轻的移民。”
他还说，“这种套用家庭或公司模式来分析政府信用的方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政府和家庭或公司在财务方面有本质的不同。政府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偿还债务：提高税收和通货膨胀。虽然现今独立的中央银行会努力控制通胀，但通胀仍然是政府偿还债务的一种途径，这对家庭和公司来说是完全不具备的。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这些都没有计算在政府的资产之内。另外，政府7千亿买的坏账可能会缩水很多，但不会一钱不值。用这些钱买的资产在经济恢复以后还有可能升值，这不一定是赔钱的买卖。”■
【哈佛笔记七十三】库珀：美国大量举债问题不大
2009年09月14日 09：06
历史上，美国政府在财务方面，总的来说，还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随意花钱，随意举债，我们至少还有国会的制衡。政府也不可能故意制造通胀，使巨额债务贬值
大多数人都预计美国长期通胀率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和美国政府借债刺激经济的政策而升高。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库珀（Richard N。 Cooper）说，不一定。
长期通胀基本上是一个货币现象，而美联储的任务就是要在经济低迷，市场运作不畅通时注入流动性，等经济和市场恢复正常后，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减少对其他债券市场的干预来减少流动性。如果美联储掌握好这些操作的时机，程度和进度，就不会导致长期通胀。
美国政府的大量举债从长期来看也很可能不是问题。历史上，美国政府在财务方面，总的来说，还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随意花钱，随意举债，我们至少还有国会的制衡。人们对政府借债的担心主要是因为政府借钱提高了利率，挤占了私有投资（crowding out effect）。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在实际生活中，政府的长期债对长期私有投资的挤占效应可能很小。政府也不可能故意制造通胀，使巨额债务贬值。首先，任何政府不会有这个企图。其次，即使经济中真的发生高通胀，或人们预期高通胀，这种高通胀和对高通胀的预期已经包括在政府举债的利息中了。政府不可能使新债务贬值，只能使已有长期债务贬值。而人们在购买长期债券时，就知道要承担利率风险。
这次美国政府借债（2009年2月的财政刺激方案）刺激经济是经济周期所致，等经济复苏，美国政府税收大于支出时，例如克林顿政府末期，就应该偿还债务（pay down national debt）。美国政府债务虽然数额庞大，公共持有的债务（publicly held outstanding debt）是GDP的50％，总共债务（total debt outstanding）大约是GDP的三分之二，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不错，日本和意大利更糟糕。库珀并不那么担心债务占GDP的比例，而更注重债务利息和政府总税收（收入）的比例。“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偿付利息（service the debt），那么债务就不是问题。”
他说，“美元有可能在短期下跌，但长期未必如此。”“美国并没有强迫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任何企业和个人去买美国国债，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知道，美国的政府体制，政治制度是最稳定的，美国的国债市场是最大的，流动性是最强的，风险校正后的回报率（riskadjusted return）是最高的。在这方面，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匹敌。”
“美国的股市和其他的资产市场会低迷一段时间，但是不要忘记，价格在市场经济里会自动调节，美国的股票和其他资产的价格会低到足够吸引外国资本的程度，然后走出低谷。”
比较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中，危机是不是不可避免？库珀说，从长远来看，在市场经济中，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不是这个危机就是那个危机；隔几年，总会有一个。原因有两个。
第一，任何体制都是很多因素的一个平衡，当任何一个因素走了极端，打破了这个平衡，危机就会发生。也没有任何一个政策体系是完美无缺的，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漏洞。当这些漏洞大到一定程度，或“矫枉过正”到一定程度，危机就会发生。这个体制会再调整，再平衡。这是一个动态过程。经济中管制太多了，就会一潭死水，没有活力，发展不起来。于是体制放开一些，发展经济。当体制放开太多的时候，人们就会大肆利用体制上的漏洞，导致危机四起。于是体制再收缩，加强监管，如此循环往复。政策的制订者既要鼓励人们创新，又要加强管理，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他们要不断调整，不断平衡。
第二，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忘。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年都有老人退出历史舞台，每年都有新人接班表演。即使新人再了解历史，他们的经验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他们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蹈覆辙，所以历史时常会显得“似曾相识”。 危机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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