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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触动全球-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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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原因的分析中，美国学者和国内不少学者都把重点放在“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东亚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经济，引起利益集团与政客勾结，造成信贷膨胀，缺乏权力监督、钱权交易的腐败，最终成为泡沫经济。中国也出现了不少类似的问题，需要注意提防和解决，特别要注意从制度上来解决，千万不要等到一发而不可收的时候才解决，那就太晚了。
但这里要做一个区分：第一，上述这些国家中，除了韩国外，其他国家都不属于我们所讲的东亚模式，他们试图学习东亚模式，但没有实现质的飞跃。这些政府干预的前瞻性、连贯性和科学性方面远远逊色于四小龙，后来又茫然跟进美国金融自由化的主张，加上权贵经济等因素，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第二，东亚很多学者则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金融投机大鳄兴风作浪，大发横财，这个过程本身也不乏诸多腐败因素。我认为“权贵资本主义”、东亚国家资本市场过早的开放、金融领域过早的自由化、缺乏监管的国际金融体系等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了这场危机。苍蝇不叮没有缝的鸡蛋，苍蝇和鸡蛋上的缝都是危机的原因。我们在谴责和提防“权贵资本主义”的同时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否则国际经济还会出现大问题。最近美国次级房贷的危机祸及了美国自己，整个世界的经济也受到了牵连。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曾说过这个危机“是对实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不知他现在对这场比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重的次贷危机竟发生在美国这么一个民主国家该如何解释？为了证明西方模式是普世价值，阿玛蒂亚？森还大胆地比较了博茨瓦纳和新加坡，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强势政府的东亚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的结论。他在《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一文中是这么说的：“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
阿玛蒂亚？森错了。笔者去过新加坡，也去过博茨瓦纳，两个国家天壤之别。博茨瓦纳虽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没有出现大乱子，矿产资源比新加坡多一万倍，但博茨瓦纳离现代化的目标还十分遥远，47％的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博茨瓦纳公共卫生政策失败，导致艾滋病泛滥，人均寿命一度低于40岁，现在也才40多岁。在联合国开发署的2007年的人类发展指数上，新加坡排名25位，中国排名81位，博茨瓦纳排名124位。真不知道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怎么会犯如此常识性的错误。这也告诫我们，一定要相信“实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论权威所迷惑，我没有仔细研究过阿玛蒂亚？森的经济理论，但他关于民主的研究确实漏洞很多，经不起推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东亚模式之争（2）
在东亚模式中，香港、新加坡、中国，或者说那些没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会倒是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台湾80年代中期开始走向“民主化”，但1997年金融危机时执政的还是国民党的团队。台湾陆委会原主委苏起曾对我说过，台湾国民党的文官系统，至今为止没有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是腐败的，而党的系统后来腐败了。换言之，台湾在一个称职的文官精英政府领导下，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如果换成后来搞民粹主义的民进党政府，7年换6个“行政院长”，是否还能够抵御这样一场危机，恐怕就难说了。
另外一个实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韩国。韩国的“权贵资本主义”确实可以追溯到60年代，当时韩国的银行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政府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公司，但银行资金的滥放似乎与1987年开始的民主化成正比的，随韩国民主化而来的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迅速抬头，政府盲目扩大对韩国企业的投资，90年代初又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知识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客们忙于党争，经济监管严重失控，使得韩国成为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尽管韩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韩国在金融危机前已经实现了经济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你只要比较一下韩国和坦桑尼亚：50年前，坦桑尼亚的人均收入还高于韩国，但现在怎么能比，两个国家天壤之别，原因就是韩国通过东亚模式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的飞跃，而坦桑尼亚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中国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识，保证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
其次，中国也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当然中国还有四小龙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经济也成为拉动推动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
第三，中国也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
第四，中国也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第五，中国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服务经济。
但中国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总体教育水准明显低于四小龙；（2）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起飞的同时，还要完成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3）中国有长期###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要百倍于四小龙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这30年的成就来之不易，中国模式的成功也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1）
中国模式有下列独到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年一个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至9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危机造成的影响犹在，当地学者告诉我这场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这场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也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智慧。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鲜有成功，这是我走访100多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这些与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腐败程度居然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几乎都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易如反掌地获得实权，为自己的腐败找到合法的保护伞。 。 。。 想看书来
三、中国模式：你的独特之处（2）
而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转型导致了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全面瘫痪，结果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问题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最近李明博、马英九上台执政，是否能够扭转这种颓势，还需观察。相比之下，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成为亚洲反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中国认真借鉴。
我们今天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却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异教徒送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这样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
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前欧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30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在的近80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年反复讲：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邓小平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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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政治软实力的崛起（1）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和谐中道”、“循序渐进”等，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应该能够沉着地应对，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我们常说：中国硬件进步很大，软件跟不上，这个说法，一般地讲，笔者完全同意，我们的地铁这么新、这么漂亮，但大家拥挤着上车，不排队，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市民素质还有待很大的提高，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细一想，中国的硬件进步这么大，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软件的一部分功劳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从高速公路到机场港口，发展如此之迅速，难道不也有我们自己指导思想和相关决策的功劳吗？推而广之，我们为什么能使近4亿人摆脱贫困，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则有增无减呢？我们为什么能够抵制“休克疗法”呢？我们为什么能够避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呢？我们是如何克服SARS危机的？我们是如何较为顺利地渡过了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的？我们是如何众志成城地应对2008年冰冻灾害和四川地震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中国的软实力。
中国的软实力不能仅仅是太极拳、中华美食、写意画、书法、功夫、舞龙、孔子学院等，同样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软实力、政治价值观、治理模式等等，而且这种软实力，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作为有国际意义的软实力，它必须能回应我们这个世界提出的诸多挑战。当今世界面临四大难题：第一是贫困与发展问题，第二是和平与战争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包容的问题，第四是生态环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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