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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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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面前,他们每个人都有—段悲惨的故事。你可以感到空气中的一股敌意,但不是对我,而是对整个世界。他们都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孩子,我也第一次为之感到惊讶。他们的问题都很直白:“怎么才能变得时髦?”
“你开什么牌子的轿车?”
“你能挣多少钱?”
他们并不担心我或者其他人对他们的问题做何反应。我不想说我不想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很幸运,我没面对过他们曾经遇到过的经历:强奸、卖淫、吸毒、禁闭。我只是很粗略地回答了他们。在场的大人们看着我,看我想做什么。
“很好。我不需要回避什么问题。让他们随便问吧。”
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是我在足球领域以外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很显然,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只有我和那些孩子们在谈话。我和他们都很放松。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们都开始喜欢上对方了,我们谈足球、谈我的生活,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话题。最后,我们以笑声结束了交谈。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孩子们都消除了彼此间的戒备。我不能改变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但对于我来说毕竟有所收获,因为我通过交流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也许,在那样的夜晚讲这段故事会让客人们觉得有些奇怪,但我想借此解释举办晚会的原因,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慷慨一些。结果,我们的客人们共捐了25万英镑。
那的确是个奇妙的晚会。午夜的时候,我和维多利亚不得不先回房休息了。尽管一些客人已经和他们的家人离开了,当我和维多利亚回屋收拾床铺以及准备行囊的时候,还有许多客人仍在兴头上。也许当时已经有些晚了,可我还是有时间去见雷·温斯顿一面。
我听见有人在前边敲门,我开门后发现温斯顿就站在那里。在他走近之前,我就看出他那晚过得很不错,也许他自己没意识别。他原本是来向我道谢的,可是他却走到客门:里来了。演员都懂得如何进场。就像我说的那样,那是个非常棒的夜晚:为我们飞赴日本前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知道曼联的队医不很乐意我随队去日本进行赛前训练。我猜弗格森一定认为那一周队员们会去寻欢作乐,所以如果我和队医待在卡灵顿基地也许会恢复得更好。我明白这一点,就算我山去为国家队比赛,我也还是曼联的队员。如果俱乐部真的坚决反对我的某个决定,我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俱乐部的意见。埃利克松则希望我能在开赛前的两周内和全队呆在一起,因为英格兰队的队医加利·列文和道奇·克莱恩都是这个领域最出色的医生。另一方面,英国足总提出曼联的医疗队可以随我一起前往。说实话,对这个问题人们确有争论。我认为我个人不应该卷入到这场争论中。我做好服从任何内部决定的准备。而最终的结果,我还是随队前往。
2002年5 月13号的早上,我和维多利亚躺在床上。屋子里非常安静。远处,我听见最后几位客人上车离开的声音。我伸手摸了摸我的左脚,从昨晚我和维多利亚晚饭后跳舞开始,左脚微微有些痒。几个小时后,我就要去机场了。我只剩下18天了,18天后的5 月3l号,我就能清楚我到底能不能在地球的另一端出战和瑞典队的比赛了。我的后脊梁不禁打了个冷颤。兴奋?还是害怕?4 年前,我已经作好参加最后一次世界杯的准备了,从那以后又发生了多少事情?1998年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阿根廷、红牌和后来的事。但就在那一刻,下—个挑战似乎已经在眨着眼睛看着我们了。有机会参加世界杯是个梦想,是个恩惠。每个队员都清楚在那一个月的比赛中,你的职业生涯以及你的生活可能会发生水久性的改变。而在法同,在用泛光灯照射下,充满着数万名怒目而视的球迷的圣埃蒂安,我的生活已经经历了一次改变。我闭上眼睛,重新回到黑暗中去。这次在日本,等待着我、等待着英格兰队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第十一章  我的反省
“这是怎么了?我不能呼吸了。”
现在我还想知道,是不是在迪拜度过的那个星期,使得我完全让教练失望了,认为不需要我为曼联队踢球了?
我和英格兰国家队一起在国外晒着太阳,而不是回到卡灵顿,独自一个人卖力地进行单调繁重的训练。我知道那个老头儿不是很乐意我这么做。由于我担任英格兰国家队队长,又多了一份额外的责任,需要分散更多的精力,老头儿对这件事不是很高兴。他很可能也不满意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竟然随着我—一起到了迪拜。我的想法是婚姻和父亲的身份可以让我安心,有益于我做一名好球员,但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想法。那个老头儿一直认为家庭生活阻碍了我足球事业的发展,在我和维多利亚刚刚相识时,他就和我说过许多次了。他认为我的家庭生活实在是个障碍,不管对我还是对他而言都是如此。
我很早就觉得和他争论这个不值。和这个老头有什么值得争论的呢?我无法使他相信,家庭生活的美满幸福,只会使我成为一名更成功的球员。而很明显,他的话也丝毫不能改变我对家庭的爱和珍惜,和维多利亚以及布鲁克林一起来到迪拜,对我而言很好。
埃利克松认为,如果球员有家人在身边陪伴的话,会有益处的,毕竟我们在世界杯期间是要呆在日本。我记得在离开英格兰之前我们谈过这个问题,当时他正在制定我们的日程安排表。他坚信应当给球员一点时间让他们同伴侣以及孩子们在一起,许多国家队也是这么做的。我记得在1998年世界杯时,丹麦队住在和我们同一条路的另一个酒店里,他们的家人也是和他们住在一起。开始,埃利克松不敢肯定英格兰的球员对这件事会是什么态度,所以他问了做队长的我,先探明一下情况。在迪拜,我们早上在游泳池边将孩子们组织起来活动,晚上在一起烤肉野餐。家庭团聚一起,大家都享受了美好的时光,而同时球员们之间也更亲密了。
有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在身边,我就可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全身心地投入到事关紧要的世界杯中去,努力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我每天早上独自和英格兰队的一名叫阿兰·史密斯的理疗医生一起训练。趾骨的伤势好转较慢,我才刚刚开始能跑,我必须努力地尝试使自己尽快地恢复,我还不能参加全队每天的正常训练。在迪拜的生活很和谐:不仅有紧张的训练,还有沙滩和阳光,有家人陪伴。
然而我对自己能否在首场对瑞典的比赛中出场还心存疑虑,有时候我一觉醒来,感觉自己已经完全好了;而有时候却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恢复时间了。我十分渴望能作为队长代表英格兰队踢世界杯,为了给我和全队最大的机会,我认为我应该从第一场开始就上场踢球。甚至在我离开英格兰之前,我就尽一切可能加紧恢复的脚步。在迪拜,我的伤脚已经能负重了。但就算已经能跑了,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完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课,更别说是踢比赛了。人们可能见过我使用蹦床的照片,那时我还不能上上下下地跳,那些练习是为了让我的腿能重新掌握好平衡。我除了肌肉没有了力量,肌腱和韧带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当—只球扔向我时,我必须单腿支撑,先平衡一下,然后才能换腿。训练的下—步是把球凌空踢回去,而不仅仅是停球。每天训练结束后,理疗师都要和队医—起,坐下来谈谈这一天治疗恢复的进展情况。对每名受伤的球员,医疗小组都要这么做。然后,到了晚上,克莱恩医生都要和埃利克松见个面,告诉主教练我一天都做了些什么。
我很喜欢和那些除了希望世界杯早点开始,什么也不操心的球员在一起。看到其他人如此兴奋,我也让自己对自己要做的事抱一种积极的态度。也许是我当了队长,也许是从1998年世界杯到现在4 年的经历让我感觉老了,我因此更喜欢关注年轻一代的英格兰球员,他们对集训、新队服、器材、外界的关注和其他一切都很兴奋。但就足球而言,世界杯对他们,只是意味着期待更多的大型比赛。他们不惧怕任何事,他们很放松。这就和我们当年一样,迈克尔·欧文、盖瑞斯·索斯盖特、马丁·基翁和大卫·西曼,我们曾经参加过世界杯,知道世界杯是多么隆重的赛事,会有多少危急时刻等待着我们。
在迪拜的一个星期给了球员们整个赛季以后的一段休息时间,不久我就道别了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同全队一起东征了。世界杯本身会有许多行程,不适合我们的家人。世界杯期间,我们的基地在日本,但我们先在韩国逗留了一下,准备世界杯前的一场热身赛。我们人住了酒店,你可以从球员们的脸上看到他们情绪的变化。我们已经到达了踢世界杯的地方。第一场比赛就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我们在西归浦只和韩国队踢成了1 比1 平。我们试验了一些新的战术,没有人能很快适应,但很明显,韩国人踢得不错,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而我甚至还没有接近比赛的状态要求,真是令人自惭和着急,因为离第一场正式比赛只有11天了。
埃利克松任命荷兰人理查德·史密斯为4 名随队去日本的按摩师之一,有人在理查德的门上贴了张卡片,上面写着“痛苦之家”。
这话说得不错。理查德对你的伤处照顾得细致入微。我描述不出来究竟是怎么样的感觉,他的按摩解除了你全身由里到外的不适。多谢理查德,他让我最终能上场比赛。不久之后,他对迈克尔·欧文的腹股沟的伤处也进行了按摩,使欧文在第二天对巴西队的比赛时能上场并进了一球。
我们的另一场热身赛是周日在日本踢的,对手是喀麦隆队。尽管我还不能上场踢球,但医疗组认为我需要一点与小伙子们一起投入比赛的刺激,于是我带队进行了热身运动。这是一场非常和气的比赛,球员们因为显然的理由都没有完全放开手脚,最终的比分为2 比2。那天下午,我发现自己处在了恢复期的最低谷。就在我受伤后不久,英格兰队在安菲尔德球场与巴拉圭队踢了场友谊赛,球队在柴郡的一个酒店集合,埃利克松也邀请了我。他想让我也成为集训队的一员,因为他坚信我会到日本踢世界杯的。我在那里吃了晚餐。能见到其他队友真是太好了,但是我大多数时候还是要借助拐杖活动。第二天早晨,全队出去训练了,而我独自一人待在酒店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在那几个小时里,我沮丧极了,如果我连看他们训练都没法办到,那更别提成为他们的一员了。我还有什么机会?而现在,我就在场边,和他们的距离伸手可及。但我还是不能肯定,我的那些远离恢复训练的日子能有回报吗?或者,那些日子是我不敢想像却又不得不亲自面对的、令人绝望的?
对瑞典的揭幕战只有一星期了,埃利克松没有催促我,他想给我足够长的时间。但他不能为此影响全队其他人的训练。如果你伤期很长,医生会按周给你目标,这样他们就可以根据疗程的进展,确认你是在逐步地恢复,从跑步到扭腰,到转身,到最后全力地踢球。这样就能使球员不会因为目标太高太远而失望。从心理学角度上讲,秘密就在于每天都全神贯注在你做的事上。而现在,我已经到了箭在弦上的时候。我在周末能参加一场激烈的比赛吗?埃利克松和我都知道,是该做决定的时候了,如果这几天我还不能参加全队的训练,那么很明显踢比赛是不可能的。我知道医疗组对我的脚很有信心,但却不能保证我全部的竞技状态没有问题,因为我毕竟很长时间没踢球了。我们决定由主教练来定夺。星期三到了,这是他允许我不参加合练的最后一天。我一直知道,如果有可能,英格兰队也希望的话,埃利克松会给我一个机会的。他知道,我不会这么远过来,又这么辛苦地练习,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的。即使我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也肯定我能行。早饭以后,埃利克松问我:“你全好了吗?”
他知道答案,从他的声音里我听不到一丝怀疑和紧张的语气,他想亲耳听到我表示自己十足的信心。一个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如果我只是在英超联赛中伤了脚,即使在周末我们要对阵拉科鲁尼亚队,我和主教练也不会有这样的谈话。比赛就在眼前了。我吸了一小口气,试着和埃利克松一样简短又不紧张地回答:“我全好了。”
“好的,让我们好好干。”
第一次合练确实很困难。我跑步踢球都很勉强。这是我第一次不得不避免身体接触。我应该能看见的:我们一开始练习赛,马丁·基翁就向我挑战一还会是谁?实际上他没有碰到我受伤的脚,而只是一个腿后面的血块。我本能地反应了一下,跌倒在地上,想着最糟的事:生马丁的气,生阿尔多·杜舍尔的气,生所有人所有东西的气。一秒钟后我第一次意识到,几个月来还有比我的脚伤更疼的地方,疼痛从来没给我带来这么多喜悦。我应该一直等马丁来一下的,他总是会检验你,让你筋疲力尽,向你挑战,促使你提高,弄清楚你是不是紧张了。他和我都知道,在周日会有人做和他刚才做的相同的事;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是一位瑞典球员,他一定满怀希望我再也站不起来。我从地上爬起身,继续训练。如果我能避开马丁,我也能避开任何人。训练还没完,我的脚就真的很疼了,但我很高兴自己撑了下来。和其他球员一起训练,让我在这一周剩下的时间里都很振奋。
这是一支伟大的球队,球员们一到日本就开始盼望踢世界杯了。在日本,队内的气氛很特别。训练营外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我想我们都不知道外界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情况。当我们的飞机到达东京时,世界杯就已经展现在我们眼前了。从候机楼走出来时的情形真令人难以置信,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在等着见我们:母亲们、父亲们、孩子们和年轻人,他们选择了英格兰队作为他们支持的对象。他们穿着我们的队服,好像是一场流行音乐会一样,歌迷们挥舞着手,尖叫着往前涌,警察在努力地把他们挡回去。当我钻进大巴的时候,我看到了角落里的一位年长的女土:70多岁,但身体很好,头发花白,又染上了鲜红的条纹。家长们都把孩子举到头上。这些小孩子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模仿了我的发型:金黄色的莫希干式的发型,还有的球衣上印着7 号。场面真有点嘈杂,用礼貌一点的方式说,那可能是日本人的性格。他们见到我们很激动,他们很支持我们。我想他们的态度和世界杯期间为什么没有拥挤的问题有关。相反,人们表现出对足球的一种真正的激情和对英格兰队的钟爱:我们对比赛都有着同样的热情。也不仅仅是球员受到了欢迎,广大英格兰的球迷也同样受到欢迎,礼尚往来,英格兰的球队迷们也努力地回报。这种精神才是世界杯应该有的精神。
对一名球员来说,世界杯当然意味着踢球。当带领英格兰队出现在体育场内时,与瑞典队踢2002年世界杯的首场比赛,便永远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最自豪的时刻。那种环境,那种场合,那种在世界杯上作为国家队队长走在队伍排头的特权,令我的心都快从胸口跳出来了。那是个小男孩的梦,是一种你想都不敢想的梦,而这个梦正在这里发生着。场内的气氛也很好,体育场一个角落里坐着上千名瑞典的球迷;其余则全都是红白色的海洋了,他们是我们本国的球迷和那些热情支持英格兰队的日本球迷。趾骨骨折?那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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