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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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跑过去。我想给他一件球衣，但阿方索只是站在我跟前，眼泪汪汪。他举起双手，我将球衣从他的头顶套下去，就好像为一名男孩举行一个什么仪式。我有点意识到四周的人在欢呼，打口哨。他把双臂穿进袖子，球衣就滑落到身上，下边几乎拖到他的膝盖。他抬头看了看我。他的眼睛犹如一面镜子：高兴，害怕，还有点敬畏，弄不清楚到底为什么梦想成真。
再过一两个小时，我和我的一家就在返回英国的飞机上了。到了收拾行李的时候，那时阿方索会在哪里呢？我看着男孩的那充满期待、充满感情的面孔。我能想见，为了实现他的梦想，他做了多大的努力，下了多大的决心才站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与我面对面。
我感觉到，似乎是我在问他，又似乎是他在问我：“你是谁，孩子？你从哪里来？你是怎么来这里的？”
第一章　　曾是花圃杀手
“贝克汉姆夫人，大卫能来公园踢球吗？”
我相信母亲一定能把它找出来，那是我踢球的第一盘录像带。是的，是我，大卫·罗伯特·约瑟夫·贝克汉姆，只有3　岁，我穿着父亲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一一套崭新的曼彻斯特联队的队服，正在家门前的空地上踢足球，当时我们的家还在钦福德。25年过去了，在我今天清晨出发赴训之前，维多利亚或许也录下了我与布鲁克林“开球”的那一幕吧。尽管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身上的队服已经易色，但一些本色的东西却一点未变。
如今，我也成为了父亲，目睹着孩子的成长。从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孩提时代的自己，也慢慢地回忆起了当初的父亲。在我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就坚信我有踢足球的天赋，或许，我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踢球吧。我还记得一个下午，在训练之后，我和家人一起吃饭，当时的布鲁克林要靠人扶着才能站得稳。不知为什么，厨房的地板上有一个盛烘豆的罐子，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们的布鲁克林就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地冲了过去，一脚把罐子踢了起来。一个站都站不稳的孩子，你能想像得出他踢得有多艰难！我真吓坏了，这样踢是容易挫伤趾骨的！当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却忍不住笑了。当年的我—定也是这个样子吧。
这大概就是遗传，你瞧我们的布鲁克林：他总是想玩球，跑呀，踢呀，横冲直撞，他总是在倾听，好像他随时乐于学习。在布鲁克林3　岁半的时候，每当我把足球滚到他面前并让他截住球，他就会马上用脚踩住，让它停下来，然后后撤一步，身体一耸，再把球踢回给我。布鲁克林还有着相当好的平衡能力，在他大概2　岁半的时候，我们住在纽约，有一次，我们从一家饭馆里走出来，布鲁克林面对着维多利亚和我，踮着脚尖站在那里，随后又用脚后跟做了一个漂亮的转身。饭馆里有一个人一定是在里面看到了这一幕，他立即跑了出来，问我们这个孩子有多大了，我回答了他。这个人告诉我们，他是研究儿童心理学的，像布鲁克林这样的年纪，能够这么好地平衡自己是很令人吃惊的。
现在谈论罗密欧还为时过早，但布鲁克林确实充满了自信，这种信心来源于他的活力、力量和良好的协调感。他能用两个轮子的滑行车急驰一我是指飞速地滑行，他能这么好地驾驭滑行车已经很多年了。布鲁克林对于自己的身体素质很有信心，我想我也是这样。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只有在踢足球的时候，我才会有那么笃定的感觉。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也是如此，尽管维多利亚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以信心，我知道她会同样把信心传递给布鲁克林和罗密欧。
人们常说儿子很像父亲，布鲁克林和我却十分不同。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总是要告诉任何一个听我讲话的人：“我将来要为曼彻斯特联队踢球。”而布鲁克林却说，他想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球员。他想加入联队吗？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布鲁克林的确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孩子，而我却一直很瘦弱，不论我吃多少东西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当我开始踢足球的时候，我一定看起来很瘦小，因为，在家附近拐角处的蔡斯巷公园里，我如果不是和父亲以及他的朋友们一起踢球，就是和那些年纪比我大一倍的男孩子一起踢球。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我踢得不错，还是因为每次他们在传球时撞了我，我都并不介意，接着再踢。反正，他们常常在放学后到家门口来找我：“贝克汉姆夫人，大卫能去公园踢球吗？”
我的许多时间都是在蔡斯巷公园里度过的，或者和那些比我年长的男孩一比如，艾伦·史密斯。他是和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与我们家只隔着两户；或者就是和我的父亲在那里。我们一开始是在后花园里踢球，可我实在是糟蹋花圃，所以，在父亲下班之后一他是一名热力工程师，我们就一起去公园，在那里要连续练上几个小时。至今，我几乎所有的用力技巧都是20年前父亲在公园里教给我的：他教我用正确的方法来踢球，我们拼命地练习，直到天黑得看不见了。父亲总是把足球尽可能地踢向高空，然后让我去控制它，确保我每一只脚都能用正确的方式把球踩住。这样的训练太棒了，即使父亲有时简直让我发疯，我甚至想让他站在球门里做守门员，然后我狠狠地射门！你一定会说，父亲这是在鞭策我，可事实上，你也得承认，这一切也正是我想要做的。幸运的是，父亲愿意陪着我进行这样的训练。
弗里斯特区联赛中有一个叫做翠丰队的地方球队，我的父亲泰德就是这个球队的一名队员，我经常和母亲桑德拉、姐姐琳恩、还有妹妹乔安妮一起去看他踢球。他踢的是中锋的位置，和马克·休斯一样，不过比他更勇猛一些。他还在莱顿队踢过，在芬切利·汶哥特队当过几年半职业运动员。父亲是名出色的球员，虽然他经常因越位被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越位是如何判罚的，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正了解越位的判罚。我喜欢看着他。我热爱任何有关这一运动的事情，我也能看出踢球对于他有多么重要。当他告诉我他打算停止自己的常规训练，集中精力来训练我时一那时我大约八九岁一我深深地知道那样的牺牲对于他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从不认为那是一种牺牲。
我7　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一个叫沃德汉姆·洛奇的地方，就在我们那儿北环路的旁边，每周三的晚上参加翠丰队的训练。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美妙的夜晚，不仅仅是因为跟父亲和他的同伴们在一起，还有那块足球场。从家出发到那儿开车需要10分钟。我们驾车沿着两边是一排排房子的大街，驶过一排蓝色的木质大门，路过一个停车场，开进第二个停车场，就正好到训练场的旁边了。足球场是由橘红色的砂砾和煤渣铺成的，有正规的门柱和球门网，还有一个小酒吧，是当地社区俱乐部的，可以俯瞰整个球场。离这个球场稍远的地方，还有三到四个足球场，最好的一个是留在杯赛和特殊场合时才用的。那个球场周围有低矮的围墙，还有两个运动员休息室。在当时的我看来，那儿就像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在那块场地上踢球。
现在看来，那时沃德汉姆·洛奇真不怎么样。我记得更衣室都是周日联赛的，地板上都是泥，昏暗的灯光，淋浴喷头里只能滴出冷水。还有运动员抹在腿上的止疼剂的味道，你一走进更衣室，这种味道就扑鼻而来。球场上的照明灯只有6　盏，但每次训练至少要熄灭一次，然后就要有人跑进更衣室，往壁橱里的电表里投硬币。
赛季期间我们参加翠丰队的训练，暑期里我们就会回到沃德姆·洛奇。这时父亲通常会在暑期为一支球队踢球，所以我就可以跟着他去踢球。我们一起练习，当他在大球场上比赛时，我就会找一些男孩在隔壁的煤渣场地上踢球玩。虽然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有着最先进的设备和最佳管理的俱乐部里度过，但我很高兴在我的孩提时代，有在像沃德姆·洛奇这种地方踢球的经历。我的意思是，如果当时我不是和我的父亲在一起，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我是在那儿开始练习任意球的。
当所有人都下场，坐在社团俱乐部里时，我站在罚球区的边线上，朝球门的边角搓出一个一个的旋转球。每当我射中了，我就能从父亲那儿得到50便士额外的零花钱。而且，更重要的是，父亲会轻拍我的背表示赞许。
其他人的父亲有时也会把他们的孩子带去训练，但我一旦开始，就一周接一周的不停地训练。我会坐在酒吧间里，看着球员们训练。等训练快结束时，他们会让我加入到他们5　人一方的小场比赛中。在那里跟他们踢球让我很兴奋。他们都是大人，但我竭尽所能地跟他们拼抢。我记得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冲向我，给我来了个抢断，撞倒了我，父亲尽管对此有些不满，但如果我被撞倒了，他总是喝令我站起来继续踢。他告诫我必须去面对不时发生的粗暴侵犯。如果父亲不让大家跟我抢球，我即使站在最好的位置也是毫无意义的。我相信，正是这段经常与比我高大、强壮的球员们踢球的经历，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
在沃德汉姆·洛奇的那些晚上，我很喜欢去蔡斯巷公园。我们有一条秘密的小路可以到达那儿：穿过马路，距离我家有四五间房子的后面有一条私人的小径。我们会在附近等到周围没有人了，快跑50码到了围栏外，然后穿过篱笆上的洞就进了公园。我现在仍然有一两个在蔡斯巷相识的朋友。我和西蒙·特拉葛洛文以及他的兄弟马特一起去上学，到现在我仍然和西蒙保持着联系。有一次我们为我的进球得分是否超过他而吵了起来，进而演化成一次打架。
打架，是男孩们交友的一种有趣的方式。虽然西蒙比我大4　岁，这种事还是发生了。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决定要好好相处。通常我们只是踢球，一直球踢到夜色降临。那里也曾经有过一个青年俱乐部，在一个小茅屋里，是由一名叫琼的女士组织的。我母亲认识她，而且会打电话跟她说我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到那儿可以打台球、喝一杯汽水，或吃些巧克力。后院还有一个公园池塘，夏天的时候水是满的，可以划船。有时候，琼会找来一辆中型客车，把我们带到瓦尔萨姆斯托去洗澡。小屋的旁边还有一个玩轮滑的斜坡。我猜我母亲现在还会记得我的一些伤口和撞伤是因为滑板弄的，当时她不允许我带着滑板回家。我最严重的一次撞伤发生在一个晚上，公园已经关门了，我去捡球的时候摔了一跤。琼还在那儿，她打电话告诉我的父母，我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在我少年时代的六七年里，我几乎所有的生活都是在那个公园里，现在那些设施都没了，真是遗憾。时过境迁，一些小孩开始把这个地方弄得乱七八糟，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迫关闭的。
我第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是一个叫约翰·布朗的男孩，他就住在临街的一幢房子里。约翰和我一起度过了小学和初中。他不算真正的足球运动员，所以当我不能跟他在公园里谈论踢球的时候，我就跟他在我家或他家玩一种叫垒高的拼装玩具，有时也玩别的一些游戏，或者沿着门前的马路骑自行车、滚轴。后来，当我开始效力于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时，约翰经常与我们在一起，尽管他并不踢球。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中的孩子们，尤其是我和另一个叫尼克·洛克渥德的男孩，对电影着迷，约翰也是。我记得母亲曾在瓦尔萨姆斯托把我们从电影院里拉出来。约翰·布朗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但我想是足球让我们分道扬镳。约翰在我们离开学校以后成为了一个面包师。
我很幸运，我的第一所学校一蔡斯巷小学重视足球运动。我仍记得麦克吉先生，我们以前的教练，一个苏格兰人，对足球充满热情，事实上有点像阿莱克斯·弗格森。孩子们经常谈论一些关于麦克吉先生的轶事：当他生气时爱往墙边扔茶杯、板球什么的。虽然我自己从未亲眼看见过，但不管怎样，我们在他的“盛名”之下都有点惧怕他。我们有一支很好的球队，曾经穿全绿色的球衣出场。我还和小孩子们踢球，但这只有星期天去教堂时才可以。所以我们家一我、母亲、父亲和姐妹们一保证每次都会去，一次不落。
我的父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足球。如果我有可能参加比赛，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帮我实现。不论是踢球还是受训，我都有机会。我去过每一所足球学校。第一所是罗杰摩根足球学校，这所学校是由热刺队的一位退役边锋创办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那儿，得到了所有的奖牌，最后拿到了冠军。父亲是忠实的曼联队的支持者，我们从他们开始在伦敦踢球时，就开始看他们的球赛。我的外祖父是托特纳姆热刺队的铁杆球迷，他经常带我去白鹿径球场。每年圣诞节，我都会得到一件曼联队和一件托特纳姆热刺队的队衣，还有可能从母亲那儿得到英格兰队的队衣。只要是足球，或任何关于足球的事儿，都会有我的存在。
母亲并不是那样狂热于足球，但她的父亲乔却对足球十分迷恋，这使我非常愿意跟他在一起。乔干的是印刷业生意。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远离家，住在伊斯林顿的文具营业部。后来他搬到舰队大街。他和我的外祖母贝奇住在城市路的一栋房子里，就在老街的附近。每个星期六我父亲早早地出去工作，家里其他人就到瓦尔萨姆斯托坐火车去看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们必须在中午以前到那儿。外祖父如果要去看热刺队的比赛，就会在11点30出发。在走之前，他会下楼来看我在小停车场上踢球。我确信外祖父一定记得好几次我打碎了他的眼镜。我当时只有6　岁，但我已经踢球踢得很猛，有时我不小心将球踢到他脸上，都踢碎了他的眼镜片。
一旦乔去了白鹿径球场，贝奇就会带我们去商场。有时我们会去西区，但更多时候我们会乘公交车到安吉尔去小礼拜堂市场。对此我无所谓，但不得不跟着母亲、外祖母和姐妹们转悠，而我总是在傍晚的时候可以骗到一个玩具或什么其他东西。等我们回到公寓，乔已经从球场回来了。然后他就准备去上晚班。父亲下班后会在温洛克大街接我们，开车把我们带回家。
当我正式踢球时，乔和贝奇会在星期日早上来我们这儿。外祖父来看我所有的比赛。我喜欢有他在场：在谈论比赛和我的表现时，他总是比父亲显得更慈祥。母亲也想来，所以贝奇只有留在我们家了，她要照顾琳恩，还要在我们都回来时准备好午餐。然后，星期日的下午，我们经常去哈克尼的维多利亚公园。那儿有大块的场地，我和父亲、外祖父可以踢球，那儿还有一个大操场，一个可以泛舟的湖，甚至还有一个小动物园。
我不应该再奢求什么了，我也没有。但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来了，接管了我的生活。我当时只有7　岁，所以如果说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我的母亲记得我当时满身污渍地在公园里踢球，一个叫斯图亚特·安德伍德的小伙子敲响我家的前门，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父亲知道在当地报纸上一定有一支新的少年球队的广告，那天下午在蔡斯巷要进行考试。不论怎样，成为首支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的球员，令我很激动一而且骄傲。那个组建球队的人为我在足球事业中能够成就未来，给予了很多帮助。
斯图亚特·安德伍德是个大个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