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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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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了体育场，我的父母在球队大巴边等我。我扑在父亲的肩上开始抽泣。我停不下来。现在想想真有点难为情，但在那个时候我控制不了自己。最后我终于平静了下来，父亲把我送上了大巴。我坐下来，头倚着冰冷的窗户。加利·内维尔走过来坐在我身边。他可能看到了我—直在哭，而我又要哭出来了。
“别让别人看到你这样。你不应该这样。你没有做错什么。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我看着他。
“维多利亚怀孕了。”
加利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有办法了。离开这里和她团聚。这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好消息。
你就想想这件事吧。一场足球赛不算什么，一个新的生命才是重要的。“
我记得赛巴·贝隆加入曼联队后，我们谈起过那晚当阿根廷球员们看到我和父亲的那一幕时他们的反应，至少是一部分球员的反应。当他们的大巴从停车场离开时，我们看见他们回头看了英格兰队的大巴，他们裸着上身，笑着挥舞着球衣。
我们直接去了机场，飞回了拉波莱，在世界杯赛的最后一夜。
有些球员直接回丁房间，其他的人出去喝了点东西。我和特里、斯拉特里还有史蒂夫·麦克马纳曼一起。通常我们会喝点热巧克力，午夜之后就上床睡觉。那最后一夜，特里却对我说，我应该喝点酒。我喝了几杯啤酒。通常我并不饮酒，但那晚酒精能减轻我的痛苦。我们4 个人到处闲荡，没有说太多话一那时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一我大概4 点才回，而9 点我们就要坐空中客车回英格兰了。
那晚我就安排好了去美国旅行。英格兰队被淘汰了。我只想在新赛季的训练开始前，尽量多和维多利亚呆在一起。我的父母从圣埃蒂安直接坐飞机返回英格兰，第二天在希思罗接我。当空中客车着陆的时候，有个好心的入主动让我们使用她的办公室，因为我还要等几个小时才能登上飞往美国的班机。我见到了父母，向他们间好，为接下来的飞行办好了手续。我知道在两周时间里我见不到他们了，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当面告诉他们，而不是打个电话。我告诉他们维多利亚怀孕了。
他们看上去好像吃了一惊，也很担心，也许因为他们原来认为在得了张红牌后我会回家。乔安妮和他们在一起，她和我拥抱，祝福我。但是母亲很平静，我记得父亲只是说：“你肯定这—切来得不是太快？”
我得走了。我离开去了休息室，没费多大事就取到了行李。有人提醒我可能会有媒体记者追踪我，但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平静。我过了安检之后，我想可能会好起来的，没人能跟着我一直过安检吧。但是我错了。通过眼睛的余光，我看到了许多照相机和摄像机对着我，还有一个我以前就认识的入，他一直就在你身边不远，朝你小声嘀咕想得到点回应。
“你认为是你导致球队失败的吗，大卫？你已经让国家队失败了吧？你认识到你的行为了吗，大卫？你现在就要离开英格兰吗？”
我要走大概200 码才能到休息室。我挎着包，看着前方一直走下去，没有说一句话。那样看起来可能有点过分，这么多人在后面跟着我。可能在报纸上或者电视上看起来很糟，好像我是要逃跑。
但我知道我必须走下去。我现在不能再做错事了。我不需要人告诉我自己应该感觉有多糟。我已经感觉很糟了。我真希望自己能闭上眼睛和维多利亚在一起。除了努力尝试一下还有封住摄像机，我还有什么能做的呢？
我终于到了，几分钟后我又坐在协和客机上了。在希思罗机场那群人的慌张表现，已经可以让我想像如果呆在家里我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当飞机起飞的时候，我想我已经把一切都抛在了脑后：不是我自己对于圣埃蒂安一役的失望，而是我的表情被媒体抓住了。
到达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时我还有些害怕。我曾经到过美国，但这次是我第一次单独行动。我走向安检门，看到那些拿着枪戴着墨镜的安检人员。他们看上去很严肃，想知道包里究竟放了些什么。我已经预定了一名司机来接我。当我走出门走向机场大厅的时候，看到一群摄影师和摄像机还有记者在等我。这里是纽约，真不该有这么多的记者。
我跳进车里，想把门关上。但是有人扳住了门，因此我关不了。真是荒谬，我和门外的人较上了劲。接着，当我把一扇门关上的时候，另一边的门又被打开了，一位女摄影师在后座上劈劈啪啪拍照片。我真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本以为，一到美国我就会好起来的。但想不到，在这里我成了主角：在英格兰我从来没经历过这种情况。
我们最终关上了门，我们直接驶向麦迪逊花园广场一辣妹组合的音乐会现场，因我事先没有完全安排好，所以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进到里面。我们到了广场外，我在外面徘徊，找进入后台的门。然后我看到了一位巡回演出的经理，他带我走进去，穿过走廊去了辣妹的化妆室。
然后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正走着，维多利亚从对面走来，向我身后走去。她竟然没有认出我来，我挎着一个大包，帽子拉得很低。她没有想到我会这么早就到了，所以过了一小会儿她才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我转过身，她正向我跑来，我紧紧抱住她不想让她离开。我们去了化妆室，我向其他的辣妹问了好。然后维多利亚和我蹑手蹑脚地去了一个小的淋浴间，她给我看了我们孩子的扫描图片。太神奇了。从照片—上看它还像粒小豆子：在英格兰你不能这么早就做扫描的。我很兴奋．任何做过父亲的人都会告诉你，不到孩子出生，你是想像不出当父亲的感受的。
我们回去见了辣妹们，突然她们拥抱我亲吻我，我真有点受不了了。
“哦，我的意思是，一会儿有人要来见见我们。”维多利亚说。
走进来的是麦当娜。她坐下来和维多利亚以及其他的辣妹们聊天，我只是在一边很安静地坐着，尽量不开口。然后她转向我说：“噢，你不就是那个足球运动员吗？”
麦当娜怎么知道我是谁？我必须承认我有点高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有点懵了。麦当娜刚才和我说话了，好像她认识我——样。在这种情况下，你很肯定，不管你说什么，听起来都有点笨拙。
“是的。”
轮到辣妹们上台了。音乐会的确太棒了。辣妹们在舞台上总是很棒：活力，色彩，天赋和辛勤的工作，所有的—切都展现了出来。不管是足球赛还是流行音乐会，观众都绝对认为不虚此行。辣妹们每——秒钟都在释放她们的光芒。在比赛时，我尽量地职业一点；在表演时，维多利亚和其他女孩们也都表现得很职业。在接下来的12天里，我成了辣妹们的头号伙伴。它不是我经历过的最放松的假期，但是我喜欢这段时间的每一分钟：坐在巴土上旅行，和维多利亚去豪华的酒店约会，然后，每晚看精彩的演唱会。
我记得在麦迪逊花园广场的第一个晚上，我观看维多利亚在台上，在世界上最好的地方面对一大群观众，她显得那么美好。同时一在所有的灯光和成千上万的声音之中一有一个很安静的角落，它是属于我的，那是维多利亚怀着我们孩子的地方。我脑子里整晚都在想着布鲁克林的第一张照片。
出许在1998年的夏天之前我的生活都很顺利。在那之前我面对过什么真正的失望呢？我从小梦想着为曼联队效力，而那个梦想实现了。我到了老特拉福德不久就进入了一线队，和一帮与我一般大的孩子们一起，赢得了冠军和奖杯。然后，几乎是一夜之间，我被召入国家队，是国家队打人世界杯决赛圈的成员之一。事后看看，也许好运一直伴随着我。我还没有很多承受打击的经历，那种我在那个6 月必须承受的打击。我知道在圣埃蒂安的那晚，英格兰的球员和球迷是多么失望。在成早上万双眼睛的注视下，我也几乎垮了。以我23岁的年龄，我还没有准备好承受因为输给了阿根廷队而对我的所有批评，我的生活和其他人一样，充满了教训。不同之处在于作为一名高水平的球员，一举一动都暴露在公众的眼前。留给我犯错误的余地太小了，弥补过失的时间太少了。我不想抱怨，因为在与阿根廷队的比赛中我被罚出场，却能让我早点穿过大西洋，回到我心爱的女人的怀抱中。在经历了我最糟糕的一幕24小时后，我就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口袋里揣着医院拍的那张扫描照片，与任何一个小伙子一样高兴。—夜之间，我的生活在法国的足球场上被撕成了碎片。然后，由于这次伤痛，我只全心全意在意这件事：我就要当爸爸了。我不知道回到英格兰会有什么在等待我，或者我又该如何面对。但如果我就要做维多利亚的扫描图里的那个小生命的父亲了，那么现在就是我学习如何做一个男人的时候了。
第七章 谢谢你，支持我的人们
“当飞机降落的时候，会有警察在门口等着你。”
阿莱克斯·弗格森真是个人才的教练。记得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时候，他的表现是那么出色：他始终忠于和支持他的球员，和大家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
“你尽管回到曼彻斯特联队来吧，”他对我说道，“不要担心别人说些什么，你一定要回来。曼联的人们都爱你，支持你。等到赛季一来，你自然会讨回你的公道。”
也许有人认为我应该得到批评，但是我想说的是，教练对他的球员那么忠诚，同样意味着他的球员也完全把他当作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和值得信赖的教练。我来到曼联，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对球员新秀非常好，他让你感觉到你加入的不是一个足球俱乐部，而是一个大家庭。虽然经过了那么多艰难和挫折，队员之间也不时有分歧和冲突，但是在老特拉福德足球场，我们始终觉得像在一个大家庭里一样。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教练。正是由于感觉到他对我真诚的支持，我才挺过了1998年的夏天，以及随之而来的赛季之前的那段时间。
当我在美国和维多利亚呆在一起的时候，有机会看到一些英国报刊对圣埃蒂安那场球赛的报道。也许我最好应当听听那些对我不赞成的人说些什么。虽然相隔数千英里，但是一些报道的标题，比如“十头雄狮，一个傻瓜”，还是让我很受打击。我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带来了很大的反应。但同时，我也觉得媒体的反应太过激烈：毕竟，这一切都是由一场球赛造成的。是的，一场非常重要的球赛。但是，媒体因此就可以这样对待我吗？我原来已经预料到媒体会对我进行抨击，但是没想到会抨击得这么激烈。我理解人们对英格兰队在世界杯赛中被淘汰的心情。但是有些报道，特别是跟阿根廷队比赛失利的那天早上的报道，迅速点燃了一些人的怒火。对他们来说，仇恨是可以互相传染的。
当然，尽管我呆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但仍然有一些人因为我而受到牵连。我从电话里得知，我父母从圣埃蒂安回到伦敦的时候，发现已经有30多个人等在门外准备采访了。家里不断有电话骚扰，而我父母每次打开前门的时候，都会被人用照相机拍照。有的记者甚至干脆在我家房前的人行道上摆了一张小桌子，他们一边喝茶喝咖啡，一边等着我父母出来。我和维多利亚呆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他们一直守在英国的家门口。对我来说，我早巳习惯了媒体对我和维多利亚的追踪报道；可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这简直是一桩新鲜事儿，好像是他们被送去参加了世界杯一样。这对他们真是一场考验，但是，因为他们两人相依相伴，倒也度过了这个难关。直到现女，我父母也没有告诉我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比赛失利后的头几天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也许他们不想让我知道。
虽然那段日子已经成为过去，可一些阴影仍然萦绕在我的心头。在那段日子里，我成了被人攻击的靶子、人人唾弃的雕像，当然，我仍然拥有我的支持者。“贝克汉姆让祖国为他蒙羞。他不应该再为英格兰踢球了。”
女部分对我的报道都成为报纸杂志的标题头版和新闻头条，但是足球界的记者们没有参与，虽然他们其中有一两个也是极具报复性的。我把所有有关我的报道都收集了起来。并不是想弄出一本黑皮书或者别的什么，只不过是要收集就得全部收集。我父母家里也有很多关于我的报道剪贴，都可以做成好几本剪贴簿了。从我小的时候，家里就开始这样做了。1998年以后，有一两个人前来为发生的事情道歉。参与攻击我的《镜报》的编辑莫根先生，诚恳地承认他们做得太过火了。我还记得其他一些伤害过我的报道，我希望他们电和莫根先生做得一样好。真是奇怪，当初作为一名英格兰球员的时候，我在任何新闻发布会上，都和那些覆盖全英国的媒体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我也很自豪自己能够站在那儿代表自己的队员跟他们讲话。我敢肯定，后来同样攻击我的那帮人也和我一样记得，5 年前的夏天我们之间是什么样的情形。然而，现在我回到英格兰后的第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尽量避免跟媒体见面。这倒不是因为我想回避他们所说所写的那些东西，而是因为我不想再陷入那种让我感到非常遗憾的困境。
当我从美国飞回伦敦，走下飞机的时候，立刻就感觉到我的家人曾经熬过了怎样的一段日子。在飞机降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一个小时之前，飞机上的乘务长走过来告诉我：“当飞机降落的时候，会有警察在门口等着你。”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警察等在那里干什么？逮捕我？还是保护我？无论如何，这有点过分了，不是吗？然而，真的有五六名警察在那儿等着见我。我们一起在候机楼里走，我走在中间，他们走在我的周围。我一点也笑不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呢？一走出机场的时候，我就明白了：一大群摄影师和记者蜂拥而来，大声叫嚷着要给我拍照，要我说点什么，要我做出点什么表示。警察保护我穿过机场大厅，把我塞进了一辆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汽车。太可怕了。可是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
几天以后，我回到了老特拉福德足球场进行赛季前的训练。这样，我每天就可以有好几小时专心致志地练球，而不用想其他的事情。我和队友们开始在更衣室里开着轻松的玩笑，他们都知道我正在与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抗争，而在这种情况下，球员们总是会互相支持。我很高兴又回到了这里和他们一起踢球。这也能让我在爸爸妈妈面前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他们跟着我吃够了苦头，我不想让他们再看见我内心真实的不安。警察建议我父母陪着我一起来曼彻斯特训练，因为他们认为我一个人呆在沃斯勒的房子里不安全。
我爸爸于是每天开车送我去克利夫训练，训练完以后再来接我回家。我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事实上，我还想让他们外出度假放松一下。但是，我父母可能觉得跟我呆在一起更轻松一些。
我想，普通人很难理解我在那年世界杯以后的头几个月是怎么熬过来的。除非亲身体验，即使是我的朋友也很难想像我过的日子。从美国回来几天以后，戴夫·加德纳和我在训练以后一起去曼彻斯特市中心吃午饭。我们去了一家叫“客厅”的餐厅。往常，这是一家很友好的餐厅，我们经常去，因为那儿的人们虽然都认识我们，但是都礼貌地不打扰我们，让我们自在地进餐。然而，那天下午，当我和戴夫走进餐厅的时候，就好像美国西部片里的牛仔走错了酒吧一样，那里的人们都转过身来，目光如利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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