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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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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小前提或许更难令人接受。他声称，研究表明，情感是脑中一个“思维中心”的产物；没有大脑我们就不会有情感。这里的问题在于要把神经的电冲动与思想本身区别开来。正如彭菲尔德的研究表明的，这两种过程很难说是同一的。彭菲尔德既能用电刺激引发思想，又能引发情感，但他的病人却依然能够认识到什么时候这种脑力活动过程是他们［自我本体的］思想的产物，什么时候不过是人为刺激的结果（见第十章）。无论事实如何，有趣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位现代心理学家鼓吹一种如何控制情感的观点，而这种观点是
弗洛伊德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的１９世纪公认的观点。这是一种意志力心理学。当我们看清楚戴尔推出的具体建议时，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概括地说，他推荐出来的东西足以改变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出现问题时所作出的前提。在这方面，焦点总是落在个体生活中自我决定的问题上。戴尔鼓励读者按如下方式重新构筑自己的前提：我们不应接受错误前提“你伤了我的感情”，而应对自己说“由于我对自己说了有关你对我的反应的话，我伤了自己的感情”。我们不要错误地认为“他使我恶心”，而应承认“我使自己恶心”。还有，我们不应用“她（他）使我激动”来欺骗自己，而应承认“每当我在她（他）附近时我就使自己激动”。在识别出这些容易使我们平静下来即防止我们实施自己的确想做的行为的大前提后，我们就重新解释这些前提，然后（用我们的话说，从心理上或从目的因上）决心实施截然相反的行为。
戴尔鼓励读者在选择时把幸福置于不幸之上。如果我们在交通阻塞时易于“大发雷霆”，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允许这样的自拆台脚事件恣意发展。我们最好是哼一曲小调，口述几封信，跟旅行式录音机说几句话，而不要发这样无谓的脾气。我们必须停止寻求别人的认可。一个相信别人、认为“没有你我就活不了”的人必须学会说：“我可以不再爱你，但我现时还不想这样做。”我们还必须与过去决裂，清除如下的说话倾向：“我现在”如何如何。例如，“我不擅长跳舞”或“我的阅读能力不佳”。我们最好说：“我过去从来跳不好舞。”或者“我过去认为自己阅读能力不佳。”戴尔长篇大段地谈了
一个人应该摆脱那些不再有意义的过去行为模式（如在一定的时刻而不是在真感疲倦时上床睡觉）。
这整个论述的要点是要检查一个人赖以作出行为的根据，然后（用我们的话说就是通过预先检查辩证变化）调整这些根据，使它们更有利于自我负责的生活方式。
戴尔在他的书中以逻辑推理为起点，使人印象深刻。但是，当他着手从心理上解释人们的错误或正确行为时，他就无法坚持这种目的论解释了。我们应该明白，逻辑其实是一种目的分析法，它研究的主要是各种根据、断言、前提，以及从这些先行项推断出暗含意义或意向所采取的步骤。逻辑绝不是机械的，尽管有些机器也可以制造出来进行实证逻辑推理（见第十章）。然而戴尔却觉得有必要按照心理学中典型的强化理论来解释行为，用洛克的习惯概念来解释他极力试图分解的那些模式。例如，他告诉读者：“为了这种〔错误的〕思维你已进行了数千小时的强化。你需要以数千小时的新思维，即为你自己的情感承担责任的新思维，来使天平取得平衡……经过有生以来的强化，你学会了你现在所具有的习惯。”
假如戴尔确实相信人们可以作出选择，那么他有关习惯和强化的观点就可能与传统的学习理论不同了。可是，他并没有使这些差别清楚地显现在读者面前。读过他这本书的机械论心理学家很可能会从他对习惯的强调中看到一个典型的中介模型，即人是以“强化物”为基础被动地作出某种方式的反应，而不是主动地作出响应的。所以，尽管戴尔的实用心理学以某些表达目的的建议为依据，但他的正式理论立场却使我们怀疑他所揭示的人性形象究竟包含一些什么。
爱与意志
我们要探讨的最后一个领域是爱。虽然我们将要讨论的书不是典型的“如何做”之类的书，可是，这些书却真正以基本上通俗的方式论述了这一重要的人类经验。我们将谈及两本书：１９５６年出版的埃里克。弗罗姆的《爱的艺术》和１９６９年出版的罗洛。梅的《爱与意志》。尽管这两本书都是在７０年代引人注目的性革命前写成，然而在处理构成这一人类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的复杂问题方面，没有别的书比它们更好了。而且，相当有趣的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把爱的讨论与自主意志和个人责任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弗罗姆说，爱是我们对那些我们喜欢并愿与之融合在一起的人的生活和成长的主动关切。男性和女性具有辩证的属性，一方的行为方式是对另一方行为方式的规定。爱的最高理想超越单单一个特定的爱的对象，而推及到“整个世界”并体现在博爱这一概念里。为了实现成熟的爱，情爱或性爱必须把肉体吸引与博爱这一更为宽广的情感结合起来。这里包含自爱，但它与自恋却不是一回事。
弗罗姆说，爱一个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性欲情感，因为“爱本质上是一种意志的行动，是用自己的生活对另一个人的生活作出全面承诺的决定”。爱是一项信义行为：一个人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希望以此导致被爱人的爱。自动机器是不可能爱的，因为它们缺少一个自我本体，因而不能用个
人的任何东西进行冒险。弗罗姆介绍了爱的实践的一些守则，包括严于律己、专一、耐心，以及对掌握这一艺术的无上关切。但他的分析的要点是：爱是一项目的性活动。
罗洛。梅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现代男人和妇女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是他们在实践性爱时缺乏爱欲。性是一种需要，爱欲则是欲望。性紧张在射精中得到释放，可是，使男人和女人进行交媾结合的首先是爱的渴望。用我们的术语说，性最好用质料因和动力因果关系来描述，但爱欲却是形式因和目的因的结合。罗洛。梅觉得在现代性自由中我们用性技巧代替了性爱激情。性变成了某种在技术上必须正确的东西，似乎性是一项竞技运动，参与者在竞相达到最大的射精释放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有关性交“如何做”的书却在使这一经验的丰富含义大为减色。事实上，罗洛。梅认为，性无能的事例不断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今无节制的性自由的缘故。
罗洛。梅也同意弗罗姆如下观点：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他也认为爱与意志从心理上看是两项相关的活动，这是因为“爱与意志部表现了个人向对方的延伸、拓展和趋进，表现了个人希望影响他或她或它，而与此同时又敞开自己，以期被对方所影响”。意志可以阻止爱，反之亦然。但是，人生最高的高原是出现在这两种人类表现在性交中取得和谐统一的时候。把爱与意志结合起来是人类生活的任务。
在谈及如何完成这一任务时，罗洛。梅讨论了自由和他的意向性理论。他因袭英国的经验主义来建立意志这一概
念的理论。这反映在他给自由所下的定义上：“我给自由下的定义是，它是一个人在各种刺激面前暂停一下然后对这种而不是那种反应进行选择的能力。”这一洛克式理论（见第五章，ｐ．８１）我们在詹姆斯的“持续注意力”观念中（参见第七章，ｐ．１３６）已经论述过了。它具有一个致命的难点，即：必须首先解释这种暂停为什么会发生，以及这种进行选择是怎样“自由地”完成的。
虽然弗罗姆并没有以我们的方式分析问题，但是在他所称的悖论逻辑（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的理论中却具有辩证性。他把这一逻辑与亚里士多德的（即实证性的）逻辑相对照，并指出它如何在东方宗教和各种类型的神秘哲学中占统治地位。他正确地指出：“对立并非现实的要素，而是人心的本性之一。”这样，弗罗姆的理论就具备了我们认为是对自由意志的正确描述的全部实质，包括他确认人类由于具有反省的智力而能够超越自然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偏向于哪一位理论家。明摆着的事实是：弗罗姆和罗洛。梅都是目的论者。他们都会认为，要正确地掌握爱（不是色欲）、意志、欲望、意向、义务等人类行为，就需要用目的因的词语来解释。
结论
通过对通俗心理学的评述，我们已经认识到，那种买这些书，把它们应用于实践或从中吸取激励人心的养分的动物
并不单是一种中介机构。这些书都用上了目的劝诫作为标准的精神食粮。它们对现实中的他或她加以认可，然后列出了通向明确规定的目标的一系列审慎步骤，指向更为幸福的明天。它们提倡个人责任、决定，以及对自己、对自己所爱的人的承诺献身感。最重要的是，虽然它们用控制论的机器作了一种错误的对比，但它们还是告诉读者，作为人［或自我编制程序者］，我们是可以自由地指导自己未来的航程的。把第十一章的内容与第六、七、八、九、十章的证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满有科学信心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类本性是能够通过响应来行使意志的自由的。
第十二章 我们的人类本性及其保持
在讨论了很多有关自由与责任的问题以后，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旅程。现在，具体整理出１０点，作为我们对人类本性目的观的概括和总结。希望读者能以此作为现成的参考资料，以便在今后能够培养甚至捍卫自己的人性。
１．自由意志指的是改变那些我们为之而发出行为的前提的能力。个人责任则指我们承认自己在确立前提中的作用。这种自由具有明显的限制性。
由于具有辩证推理的能力，我们人类在与现实输入刺激的关系中总是采取双重的、面面相对的立场。无论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自发的视觉、触觉和嗅觉，或是我们对过去这类经历的回忆，还是电针刺激我们的脑子这样的人为经历中，我们总是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东西要么是现时双重的，要么可能是其反面！因此，我们就得在将要认识的东西中采取一种逻辑上必然要求的立场。这就是说，我们绝不是受境遇的直接控制，而总是受我们对这些境遇所作的断言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自然倾向是：我们会对外部经验的“事
实”或“无疑的真理”采取一种轻信的（如果不是易于受骗的）态度。我们首先以感官输入作为根据，相信这些根据反映了“那个”现实，尽管我们知道事情可能是与此相反的。我们也会采取惯常的态度，并采纳别的重要人物如父母和类似父母的人的观点，以比作为生活中被认为“是”事实的东西的代表。当这些人控制我们时，他们是通过使我们相信他们的断言是“正确的断言”来进行的。
当然，这完全是非常自然的。不断成熟的目的有机体需要一个响应的基础。而且，毫无疑义，一个社会的文化连续性就被这种孩子继承父母断言的过程所巩固和加强了。可是，我们并不因为自己继承了别人的观点而容易产生顺应不良症，也不会因此而接受某种错误的观点。我们也不应忘记，在接受父母或文化的价值观时，我们偶尔也在所表述的意义之中看到辩证的抉择和矛盾，因而导致个人在父母的主题上产生某种变异，或者对它全然加以拒绝。换言之，我们不断成熟的自由意志判断力正在被运用，尽管我们还没有对我们为之安排和度过生活的全部断言作过全面的检查。
当然，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对响应过程中肯定的、以“那个”的形式出现的诸种意义而深感不安。对于人们来说，检查生活中的前提并不是基本的需要。一次没有经过细致详尽的检查和个人选择而被肯定的断言也并不一定比一次得到充分完满考虑的断言效率差一些。但是，当我们的生活开始丧失吸引力时，我们就必然会试图对我们为之而一直在创造着我们正处于其中的境遇的那些理由作一次至少是粗略的检讨。我们在第十一章谈及的很多劝告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
赖以检查生活并希望能矫正现状的框架。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我们可以在心理上自由地认为自己很美，但如果我们就凭这种强烈的自信而参加选美竞赛，那就不够明智了。我们总是提倡在生活中进行现实性的检控。自由意志不能只因一个人由于金钱上的没有自由去购买他想享有的东西而被否定。生活允许我们采用的那种前提是可以从很多方面起作用的。所有的原因都是如所断言地参与到决定事件的过程中去。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心灵上决定的努力使生活发生显著的变化。我们绝不会完全被限制在面对的一种而且别无其他的现实上。我们作出选择的范围可能被身体、社会经济因素、种族或性别所限制，但是，如果我们运用自己的辩证推理能力，我们还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实谈判，重新协商个人契约。那些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的人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人性。我们把他们称为信心低落、沉沦颓废的悲观主义者。然而，这些都只不过是他们为了某些借口而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不同说法罢了。
２．绝不要把价值观与评价过程混淆起来。价值观可以改变，但作为纯目的因果关系，评价过程总是与我们同在。
十分重要的是，我们要清楚地把价值决定、受珍视的见解，以及价值信念等，与作出这些选择的过程区别开来。中介理论使人觉得人类所遵循的价值观似乎是无限的。在使一个人相信“这个”价值而不相信大量的“那些”价值时，我们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安排一连串的强化因素，使前者与令人
愉快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相反。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指出的，事实上，在那些我们为之而意欲发出行为的问题上只有一定数量的可以解释的根据。我们可以从这些被视为有价值的假设中的一个转到另一个从而改变自己的根据，就如一位妇女为了要停止节食，把每个机会都看成是一种“特殊情况”一样。我们可以承认这样的原则：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一切日常限制都可以抛弃。严格的循规踏矩的人可能会说这位妇女的行为前后矛盾或反复无常。但是，它并不缺乏被肯定的根据，而且，这些根据也反映了一定的价值观。
事物还有其另一面。甚至当我们完全理解对手坚持他的所作所为的根据时，价值观冲突也是不可能解决的。例如，我们可能相信剥夺别人的生命在某些情况下（如战争、受到人身威胁等）是满有道理的，但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认为。我们可以理解他的观点，甚至会对他坚持这种观点表示敬意，可是我们却不能由于他的价值观而发出行为。烈士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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