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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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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指导，而心灵机制执行；心灵没有记忆官能而依赖脑机制的“计算机存储库”来实现。心灵履行的很多官能都通过自动的反射机制来完成，但这又不能用脑生理学的神……机制来解释。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当一个人的脑受到刺激时，他总是具有双重意识。两股意识流并向流动。人本身也觉知到这种双重性，所以他常常为此开心，或者以此为根据决定自己所取的方向，表达自己的意向，等等。例如，当彭菲尔德刺激一个人负责语言的大脑皮层，同时向他出示一只蝴蝶的图片时，那个人恼？地捻响手指直到电极被挪开为止。这时他才说：“现在我可以说话了，……蝴蝶。我刚才想不出‘蝴蝶’这个词，所以，我拼命想用‘蛾’这个字！”我们怎么能说这个人的心灵是受到了控制？如果我们当时用手蒙住他的嘴巴，他也不能说话，但这很难说是一项控制其心灵的动作。从心理上看，很明显，他完全意识到自己想说什么。阻止他说出“心中的”东西的，只是他的语言器官中的附属部件出了技术故障。
意识的双重性也以好几种别的方式反映出来了。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病人同时在两个地方“存在”。一个男青年躺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彭菲尔德曾在此地的麦克吉尔大学工作）的一张手术台上。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同时又在与自己的堂兄弟们在他的祖国南非的一个农场上谈笑。他完全
意识到这两种心理现实。还有别的例子。有一次，当彭菲尔德刺激一个病人的运动神经大脑皮层使他把手移动以后，病人告诉他：“我没有把手移动。是你移动它了。”最后还有一例。当彭菲尔德刺激很多病人的言语神经中枢使他们发出某种声音时，他们后来几乎都这样说：“我没有发出声音。是你（彭菲尔德）把声音从我口里拔出来的。”由于这类情况极为普遍，所以彭菲尔德终于认为：“病人的心灵独立于反射动作（脑刺激），就像在旁聆听和努力理解的医生的心灵独立于这种动作一样。所以，我赞成这样的论点：心灵动作是独立〔于脑动作〕的。”
心理活动独立于脑进行，其独立程度就如编制程序的人独立于他用以处理数据、提取信息的计算机一样。心理活动使人具有本体感，即人从事心理活动了，但这种情形在脑的自动过程中却完全没有。由于“绝不可能用脑内神……的动作来解释心灵”，所以，彭菲尔德认为，唯一合乎科学的做法是承认“我们的存在确实是由两种基本元素组成”这一事实。人类心灵的能源似乎是以某种方式来自清醒时期脑的最高机制，而正是这一独立能源形成了人的本体。彭菲尔德对这一切作了概括：“我们或许可以说，一个人的心灵就是这个人本身。他总是靠着自己的私人计算机为人处世。他不断给它编制程序以适应自己不断改变的目的与兴趣。”
作为目的论者，我们可以为彭菲尔德这样杰出的科学家所取得的二元结论而高兴。但是，彭菲尔德把实证控制论的解释视为对心理活动唯一的描述，这却令人失望。据观察，人们是同时处于两种心理状态之中的：他们一方面拒绝为自己
正在说的话承担责任，同时又通过抵制心理（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来对抗自己现在的所作所为。还有什么比这些事实更能证明矛盾律并不适用于人类行为呢？含有一与多元论的辩证理论肯定比那陈腐的实证解释更适合于观察到的这些事实。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位生物物理学家以如下可能性为起点：大脑里有些细胞或蜂窝状组织不仅能以控制论的方式单方向传递信息，而且具有实际反省力，即从第一个脑动作起就具有认识我们正在认识（ｋｎｏｗｉｕｇ）的潜力。强调这一起点是具有本质意义的，其理由与我们在讨论康德模型时强调必须把观念视为从一开始就提供出来的“观点”一样。但这种看法本身却需要先验的检验（见第四章，ｐ．６３）。正是这种面对面的能力，即我们总是要在我们了解的现实中“取得一个立足点”这一事实，给人的心理活动打上了独特性的标记。这种解释方法只有辩证理论才能提供。
这样，我们就不必假设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能，通过不同的刺激源使心灵具有双重性。一含多元的观点就可以使我们认为，同一领域的能在某些脑细胞里起作用就能使意义具有双重性。辩证法使我们能够提出这样的理论：按照它与输入经验的关系以辩证对立方式规定的单一本体（“我”与“非我”或刺激我感觉事物的“那个”），可以肯定一条意义延伸的路径并同时觉知到事物可以相反。这样得出来的二元论而不是两种能源区的二元论的根据是两种不同的组织：负责物理输入和负责逻辑断言的组织。前者（脑组织）并不能对后者（心灵）作出直接的、常规的解释。
心灵必须在正被内心组织着的所有信息意义中取得一个
立足点。正是心灵的这种必要性导致响应性。正如上述彭菲尔德的评论所表明的，作为具有思想的人，我们绝不会受感官输入的逼迫而以某种方式思维。我们收到这样的输入刺激以后就肯定双极意义在我们思想中延伸的方向并发出行为。我们的行为是为了我们肯定的东西，而不是作为对输入的反应而发。环境刺激绝不像洛克的神话所杜撰的那样是信息意义的唯一源泉。正如阿德勒喜欢指出的，一个在高犯罪地区长大的罪犯并不是简单地像一团粘土一样被捏成这个模式。他是有意识地、十分清醒地继承了一种反常的价值体系。现在，由于他觉得以这种价值体系看待世界有好处便忠实于它了。对于受到父母溺爱或者受到父母冷酷对待的孩子来说，情形也是一样。因早期受到此类待遇而得的神经症并不单是“坏影响”的单向输入。这个人在逐步长大的时候就已利用自己的境遇为他出自自身利益而肯定的神经症人生活方式辩护。在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概率问题。阿德勒是第一个承认这样的概率对生长在高犯罪地区或缺乏真诚爱的家庭的人不利的人。但是，这种统计式不言自明的话不应掩盖真正导致这些现象发生的心理过程；而当我们认真探讨心理过程的时候，责任总是在个体！
关于人类心理活动的目的性，我们还可以在有关癫痫病人的临床发现中找到进一步证据。癫痫病人的胼胝体即连接两个脑半球的神经线宽带是完全断裂的。这就是对开脑。斯贝利曾经对脑部如此断裂的低级动物（两个脑半球完好，但被割裂开）作过很多试验，但并没有发现它们的行为有任何严重紊乱。正如上面所指出的，由于癫痫的发作是因一个
脑半球的反常激动蔓延到另一个脑半球而引起，这似乎可以使人有理由认为，如果这种蔓延能被控制在大脑的一个半边，这会对严重的癫痫病（ｇｒａｎｄｍａｌ）发作有帮助。医生们终于有机会对几位癫痫病人作了手术，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斯贝利及其助手们那时对这些对开脑病人作的心理研究，给如下辩证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一个人能对同一个环境事件持有互相矛盾的理解，这取决于哪一个脑半球在处理这一活动。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脑半球的神经通向与它们的位置相对的那一边人体。例如，通向我们左边身体的神经束与脑的右半球相连，而通向我们右边身体的神经束则与脑的左半球相连。当胼胝体被切断时，我们的视野甚至会一分为二，因为这时我们的左视区（进入右视网膜的图象）通向我们的右脑半球，而我们的右视区（进入左视网膜的图象）通向我们的左脑半球。科学家们很早以前就知道，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两个脑半球的功能都趋向专业化。但是，斯贝利及其同事的发现却令人惊异：所有对开脑病人都表现了相同的倾向——大脑的左半球处理语言资料，左半球则处理视觉图象资料。在正常的大脑中，两个脑半球间的联系是由胼胝体传递的，所以左手能“知道”右手在做什么。但对于对开脑病人来说，左手与彭菲尔德或许会称之为“艺术”计算机的脑半球联系，右手则与“词语数字”计算机联系，两者绝不相通！
结果，如果要求对开脑的人画一幅简单的图画，如一所房屋，或把一些彩色片块拼成图案——这时，如用左手干，他就能画出图画或拼好图案；如用右手干，图画就画得不好，而
且，他会觉得拼图案的任务极难完成。接着就发生了惊人的事：左手会伸出来，名副其实地把自己“借”给挣扎着的右手，就如一个人帮助另一个人一样。
如果同时把一个美元符号在对开脑病人的左视区迅速闪现，把一个问号在他的右视区闪现，病人可能会按“被看到的”画出任一个符号，这随他用哪只手去描画而定。把病人的手藏在一个屏障后面，他就凭记忆画出他在符号闪现的瞬间所看到的东西。左手当时“看到”一个问号，右手“看到”一个美元符号，所以，每只手都画出了与观察结果相应的符号。这类实验使斯贝利得出如下结论：“……每一个〔脑〕半球似乎分别具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知觉、自己的概念和自己的行为冲动，以及与这些相关的意志、认知和学习经验。在外科手术以后，每个半球同样各自具有自己的记忆链。这些记忆链与另一半球的记忆互不相通。”
我们又有了有力的经验证据证明，脑组织是能动地组织起来的；它能够对感知到的刺激的性质采取一种立场，而不是仅仅对这种刺激作出反应。如果按照彭菲尔德的方法探讨下去并简单地把那个计算机比喻乘以２，就如我们上面所说的输入输出机制是并行存在的，这也很吸引人。但是，目的论者发现，这些临床证据比上面所说的这一点更有启发性。人们很容易就会忽视如下事实：一个半球、一个认识主体及其内含的观点能够检视另一个半球的认识与观点。如果对开
脑病人有朝一日对同一桩过去的事件作出不同的回忆，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哪一个半球是对的？如果像斯贝利所说每一边都有自己的概念，那么我们从这里看到了潜在的、矛盾律认为不合逻辑的固有矛盾。一个人就会既相信又不相信过去发生的东西是实际上发生的东西。他会用互相排斥的词语描述同一个事件，还会对同一件事表达出互相冲突的价值观。
使我们能够弄通这种“不合逻辑”情况的唯一方法是采纳辩证逻辑。有些研究者基本上认定右脑半球负责（用我们的术语说）辩证推理，如艺术的双重性、超越性，等等；左脑半球则负责实证推理，如经典逻辑、数学，等等。但是，能使我们把所有这些组成一个整体的唯一方法似乎是一与多元辩证法。对脑半球官能的描述肯定是对立描述，即：左半球是线性的，右半球是非线性的；左半球管语言，右半球管非语官的东西或图象；左半球管严密逻辑，右半球管情绪直觉，等等。由于这种分边专业化并不是天生就有，所以，随着年岁的增长它的发展应遵循一定的组织原则，而对这一组织原则最精炼简洁的解释是：它的本质是辩证的。
结论
在本章讨论的脑研究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此没有任何东西与我们关于人类行为具有响应性的观点相矛盾。虽然脑在一些记忆官能上有某些控制论因素，但是脑肯定不只是计算机或有关信息的处理机。被处理的信息“取
决于”一种特殊肌体组织的观点和选择因素。与这些组织的神经细胞相关的心理过程能超越其生理过程的机械输入？输出特性。结果，意识中就出现一种认识：“某种别的东西”同时在进行着（彭菲尔德）；或者，某种别的东西“可能会”同时发生。所以，心理活动总是要采取一种立场，即要决定在外显动作中应该、能够、必须、应当等等假定并延伸什么意义。正是这种在多种可供选择的理由中肯定一种、极度任意地确定根据的能力，使响应性成为可能。人的脑不单纯是一个控制论机制，因为它可以辩证地划分并形成对立，由此得到的逻原则生成多种抉择，而这些抉择却是行使自由意志的基础。
第十一章 通俗心理学为什么“灵”
我们在第十章（ｐ．１９５）提到，通俗科幻小说常常用机械论语言描绘人类行为，尽管它们总是一成不变地利用人类行为的目的面来增强戏剧性效果。这种依赖行为主义条件作用或信息处理理论（控制论）的倾向，在持续畅销的自学书中也很突出。然而，尽管这种情况属实，明显的事实是，这类书的内容中被证明最有用的东西却是强调人类行为的目的面。结果，自学书中所显示的人类形象与普通心理学教科书中所显示的人类形象之间有很大差异。虽然这些通俗心理学的书每年都卖上数十万本——无论按什么人的标准，这都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虽然可能是中产阶级的）题材样本，但现代心理学家却极少把这些书的内容视为研究这类不惜破费、不遗余力地买书读书的人的证据。在本章我们却正要这样做。
共同的主题
在这些自学书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主题。当然，这些书总是从内省角度写的，因为这样做是为读者指出一条有益的行为之路。书中通常用的是第一人称，有浓重的口语味（包括俚语，偶尔还有粗俗语），有时还恰到好处地插上一些幽默。另一种主要手法是用榜样来激励人。读者不时会在书中读到文字简洁、生动形象的名人轶事，从前的学者从事研究的介绍，或者作者曾经治疗过的心理疗法病人的病历。如果采用像戴尔。卡内基课程或埃斯特那样的集体参与方法，通常还会给参加的人有机会作见证，形式很像宗教集会或全美戒酒协会集会上的办法。这些见证对参与者（和读者）是一种安慰，表明他们与别的病人并没有什么大区别，所以他们也可以指望提高信心，找到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别人已经取得的成就他们也同样能够得到。
如果要描述各种自助方法的通用哲学，我们或许可以用以下几个字来概括：现时性现实性与真诚。重点则放在现时行为的实用性上。这并不意味着把读者与未来分开，因为整本书的要点是要改善读者未来的行为表现。但是，一旦取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要点就是现在的生活过得更充实一些。毕竟，一件实用工具总是要“马上”用来产生效益，就像我们用它来解决现时面临的问题一样。这也要求一个人对自己作出估计时具有一定程度的诚实性，即在评价自己的能力和
缺点时要实事求是。人们倾向于逃避自己行为的责任，他们不愿接受面前的现实，因而现时出现的事件往往在以后的生活中反复出现。这就是他们常常无法过上最充实的生活的原因。那些通俗书鼓励人们对事物作诚实的估计，承认自己在发生的事件中的作用，然后力求改变这些事件使之对己有利。
与此有关的另一点是，这些书通常很强调真诚和自发，但并不总是这样，因为有些书的重点是想尽力操纵别人的行为。可是总的来说，通俗书所传递的信息是，当我们能按它们推崇的方式自发地行动时，我们就最幸福，最容易收效。这些书通常还提倡内在道德，而不是把道德当作工具（见第五章，ｐ．９４）。当一个人对死守规章、推卸责任、梦想将来无风险的生活这些事最少关心时，他就活得最有生气！
在交待了这种哲学背景和直接为读者而写的方法后，这些书接着以或多或少直截了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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