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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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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强化刺激速率的确定叫作强化时间表。斯金纳认为，这样给行为制定强化时间表就能使行为定型（华生更早时用过这一述语）。我们正是在这里发现斯金纳决定放弃马赫的辩论术，因为他就像其他行为主义者同伴一样开始把自变量原因变量的实验序列与现实混为一谈了。他把实验的范例看作生活的恰当类比，而且，多年以后，他甚至把社会文化力比作他的研究设计中实验者所进行的操纵。这样做的最终后果
是他无法看到行为中有自由的地位，因为毫无疑问，他的研究在动物等级中的上上下下都显示了行为控制的能力。不错，他的研究确实显示了这种能力，可是，那些被观察到的自变量原因变量规律性又应作何解释？一个人通过相倚情境对自己行为的控制是完全盲目的，还是如司各脱所说，偶尔是自行产生的相倚检查的结果？斯金纳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人不是自我控制的源泉，永远不是！
要弄清楚他如何能对这一点如此有信心，我们就得认识操作反应被假定与它所引出的环境情势所具有的独特关系。平常人们会认为，引出某种东西的动作是原因，而由此产生的一组情境则是结果。可是，在斯金纳的理论中情况却不是这样。啄树枝的鸟儿或按动杠杆的老鼠都不是受控的，尽管它们的操作反应导致昆虫出现这类的事情发生。斯金纳坚持认为：“环境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发挥作用；它不推，也不拉，而是在选择。”如果我们还记得他是从作为自动行为的反射入手开始建立理论的，我们就能把握住斯金纳此处的含义。一项自动释放出来的（反射）行为“发生”，然后这一行为又作用于环境——假定这是与反应相适应的环境——环境则选择并促进这一反射而不是其他也有可能同时自发出来的反射。如果鸟儿从反射储备中发出啄挠羽毛而不是啄树皮的反应，那么，可以想象，昆虫这一强化物就不会出现，因此而来的行为定型也就不会发生。操作反应“抢到”了环境，但环境却对这一抢夺捕捉到或没有捕捉到的什么作出选择。
这是经典刺激反应概念的一种有趣的变体，在斯金纳开始把这同一种自动的、由环境选择的行为归咎于人类之前，
没有人觉得它太近乎荒谬。人不同于低级动物。他具有语言能力，使他能对自己的个人行为作出预测，然后我们最终还能观察到他把自己形成的意向公开表露出来。一个人说“我想吃冰淇淋，所以我要去买一个蛋卷冰淇淋消受一下”，然后他就这样做了。如果这个人的话是自发出的操作反应，又是买和吃冰淇淋的动作（斯金纳说是！），那么，词语的序列就总是可能会允许多种抉择，允许出现真正的相倚情境。如一个人说“我可能去，也可能不去参加今晚的晚会”这样公认的、非决定（即任意）的、起着词语操作反应作用的打算，能表示司各脱原来意义上的相倚动作过程吗？马赫肯定会承认这种可能性。可是，喜欢把自己标榜为比他的批评者更有科学头脑的斯金纳却拒绝承认这一点。目的论已经过时了；而他却是个现代主义者：“就我看来，操作行为只是对过去被目的概念解释过的东西的研究。一项动作的目的就是这项动作行将取得的结果。”
无论从内省还是外观的理论角度看，这种说法都可以是对的。我们不能跟啄树皮的鸟儿对话，所以不能弄清它是否知道啄树皮会引出什么结果。可是，我们能够跟想吃冰淇淋又能把这种想法用话语表达出来的人对话，而且，当他作出了行动以后，他显然在作出行动之前就知道了买冰淇淋的结果。通过用单一的外观性语言表达他的理论评论，斯金纳使人觉得结果似乎只有在确实到来时才与行为相关。然而，在自我检查的时候，我们似乎还能预先考虑自己的行为的结果，因而能自由地决定是否实行这些意向中的计划。照斯金纳的说法，这是拟人化的谬论。
在斯金纳的《超越自由与尊严》（１９７１年）一书里，他认为人的自由只是套在人身上的各种控制物的范围。中介论的观点就在这里反映出来了（见前述，ｐ．８１），因为可供人的受控行为作出的抉择的东西的数量，正好规定了他自由的程度。具有演员身分的人绝不能预先自由地影响这些抉择，而且，由于他对自己所作的行为没有责任，所以他也不能把生活中的行为造诣记在自己的账上。当人们处于讨厌的刺激控制之下时，他们也会觉得自由更少。当一个人先受刺激而觉得痛苦、疼痛、沮丧等等，继而又随着做出自己想做的行为而得到放松时，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当生活的压力使我们就像被人倒扭手臂而喊出“认输”以求痛苦的解脱一样时，这就体现了讨厌的刺激对人的控制。惩罚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为这时我们的手臂被倒扭着是为了使我们永远沉默。在１９７１年出版的这本书里，斯金纳仍在这样谈论事件中的原因：“在深奥微妙的科学著作中下再常见的是１９世纪科学的推？原因说。从技术上说，这里指的原因就是自变量，行为则是因变量，也即它的一个函数。”
在这一总结中存在着明显的把行为与因变量混为一谈的倾向，而行为也肯定不是因变量的“一个函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斯金纳在运用马赫的方法分析熟悉的概念时，其分析从来就不很深刻。
可是，更重要的是在他１９７１年出版的论述自由与尊严（或缺乏自由与尊严）的书中出现了另一种显然是理论上而不仅是方法上对自由这一问题的解释。斯金纳开始把他的环境选择论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了。他在书中写道：“环境不仅促进或鞭策，它还选择。它的作用与
它在自然选择中的作用相似，尽管作用的时间规模很不相同，并由于同样的原因过去被人忽视。”当自然界的动物在进化中得到某种类型的皮毛或特定类型的爪子时，使它们相倚地得到生存报酬的是自然环境，假定这种变化证明比此前具有的皮毛和爪子更具适应性。还有，正如人们有时谈及恐龙那样，当环境对于某些躯体结构不再“合适”时，以生存为形式的相倚强化就不出现。到１９７４年当他出版《关于行为主义》一书时，斯金纳已经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与行为的操作条件作用论完全同等看待了。他说：
生存的相倚性与强化的相倚性有某些显著的相似之处……两者都通过〔在时间方面〕追求事实而表明目的，而两者都与创造性设计的问题有关。当我们回顾一下在一个人身上生出新的行为形式的相倚情境时，我们就会更好地评价那些在人类身上生出先天行为的相倚情境了。
霍华德Ｅ格鲁伯不仅是研究达尔文已出版著作的专家，还是研究他未出版的笔记的专家。据他说，自然选择之父（指达尔文）“并不特别有兴趣于把人类的进化直接比作个体的心理发展”。此外，达尔文的交互作用论对进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和环境都给予同样的重视，所以他认为有机体常常“抵抗环境的压力，并由于同一原因而总是得不到对环境的完美适应……”因为斯金纳把操作行为和自然选择等同起来，太过于强调环境的作用，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类比。
斯金纳还认为，在自然选择这个概念里，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一种特殊形式的原因关系。实际上，正如达尔文充分体会到的，自然选择有赖于质料因与动力因的描述，是？序渐进的；它不是按上帝的意志进行，而纯粹是凭偶然的运气，即在盲目的运气中的适者生存。尽管如此，我们还记得我们在第二章（ｐ．３２）谈到，达尔文认识到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高度发达的文明允许其弱小的成员生存，因而逆向影响着自然选择的进程。在这种文明中被称为价值性相倚情境逐渐形成，并以某种方式抵制自然选择不可抗拒的、常常是“无情的”进程。斯金纳却略过达尔文著作中的这些章节不提。他声称价值只不过是强化效应的正面结果（好价值）或负面结果（坏价值）的记录而已。这实在是子虚乌有。这是一种工具价值论，在判断什么是好的、恰当的行为方式上与内在价值论相对立。
工具价值论认为所有的有机体都在追求快乐而不要痛苦，所以，他们关于好与坏的决定是以此为基础作出的。能够成为促进快乐的工具的行动具有正面价值，而那些不能促进快乐的工具或导致痛苦的行动的工具则具有负面价值。英国的边沁和穆勒的功利主义哲学就强调这种观点，把善的基本定义说成是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东西。内在价值论则假定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判断善恶并从而做正确事情的推理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和履行自己的义务会给自己或所有人带来快乐，但也有时不是这样。大陆哲学强调内在价值论，如康德就是这样。他的“至上命令”就是推想出来的行为原则：“行为应总是把自己或他人看成是目的，而不应只看成是
一种工具或手段。”
这是一个目的论的原则，而且，同样可以肯定，有关价值的各种非目的论理论都极有可能是工具论。
可是请注意：当达尔文在考虑高级文明拯救其弱小成员这一事实所显示的自然选择似乎有退化这一问题时，他显然更倾向于站在内在价值而不是工具价值这一方。他不可能选择走让病弱之人得不到照顾这条路，尽管他像所有文明人一样认识到让这些人生存下去就会削弱他们整个种族未来的生命力（见ｐ．３２）。为了取得具有内在价值的目的，现代文明在自然选择的道路上倒退。斯金纳对这一事实见怪不怪，因为自从他出版了《沃尔登第二》一书以来，他已成了那种文化设计的重要鼓吹者了。由于他坚持认为他能够用以取得这种文化设计的因果载体是生物进化原则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们就有意把斯金纳的这种方法称为“引导性自然选择”（ｇｕｉｄ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这种文化设计的实际效果类似于增加人们可允许的行为抉择的中介论。正如斯金纳所说：“……一种竭力使人们相互雷同的文化完全可能滑入某种无法从中逃避的标准模式。这将是一种糟糕透顶的设计……唯一的希望是经计划的多样化，在这种多样化中，变化的重要性得到认可。”
很多批评家指出，斯金纳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与他相信文化设计可行这一事实之间似乎有矛盾。一个无目的性的有机体如何能为将来设计？斯金纳回答说：这种设计是以科学地证明的发现为基础的，而且，由于设计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避免一切形式的讨厌刺激及惩罚的控制，所以不应该有反对意见存在。对那些想知道“谁控制着控制者”的人，斯金
纳却以反控制措施的说法作为回答。选修心理学的大学生们之间流行着这样一则笑话：一只老鼠对另一只老鼠说：“看，我让斯金纳教授受到条件作用了。我每按这根杠杆５次，他就给我那边的食物盒里放上一小份食物。”对此，斯金纳说，撇开笑话一层意思不说，受控制的有机体确实对控制者有反控制的影响。所以，斯金纳的论点是，在一种设计得好的文化里，也会体现这类相互控制。
目的论者觉得对人类关系这样解释是不适当的，并不是因为这一解释需要一个对人的控制者，而是因为它所作的关于这一控制如何实现的解释。人们的确是受文化控制者控制的，但他们又反过来影响这些控制者，其结果是公民与自己所选举的官员、警察、自己的雇主等等之间具有相互作用。但这不是动力因动作的交换，不是一个动作触发另一个动作的盲目发泄，而是在行为发出来以后两者才结合成意义。斯金纳的行为控制技术在有关修改既得行为的论断方面没有错，我们还会在以后的章节（第六、八章）谈到这一点。它的缺陷只是理论解释不完整。在这方面，司各脱的独到见解对斯金纳的解释可能有极大的帮助。
行为主义对自由意志的描述不能抓住这一活动，把它看作一个心理过程。这还不如它对控制的精微描述能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的幻觉。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的存在就如隐藏的控制。虽然我们可能恰当地从一个人可以得到的抉择方面来理解政治上的自由，可是，说监狱里的囚犯在意欲的行为方面比监狱外的人具有更少的心理自由，就像说一个买得起最好的牛排的人与一个只得靠粗玉米面生存的人的消化过程
不同一样。通常，我们认为我们的自由意志受到外部因素的限制，所以，我们虽然或许意欲穿墙而过，但却办不到。富人在决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时有更多的抉择可供考虑，但这并不改变他们的基本心理过程。行为主义对自由的解释同样适用于动物。一只受过更多的中介线索训练的动物在心理上是否比一只没有得到如此训练好处的动物更自由？行为主义者会倾向于回答“是”，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因为他们把自由意志等同于抉择的增加——这常常导致不可预测性——而不是行为中抉择的减少。
然而，如果我们按照司各脱对动力因的解释生活，我们就会不断减少我们在行为中可能得到的抉择，抛弃那些具有我们预先认为不道德或有害的相倚情境的抉择。有道德的人可以把外显选择减少到最低限度，但从心理上看，一切人的自由意志水平是保持相同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没有强迫性价值决定的“潜在”水平是保持相同的。例如，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并不常常愿意考虑一个罪犯在决定采取何种行为时最容易考虑的“那个，为此缘故”的选择。事实上，遵纪守法的人越是从道德的意义上考虑行为的相倚性，他的行为变得比以前更能预测的可能性就越大。各种行为统计论无法解释的正是行使自由意志的这一界限。单凭这一事实就足可以使它们在作为基本人类行为的理论描述时信誉扫地。
第六章 实验室里的目的论
正如我们在第五章（ｐ．９１）谈及斯金纳时所说过的，那些最反对对人作目的论描述的心理学家极有可能认为自己在定向上比他们的同僚更为科学一些。威廉詹姆斯曾经把这些心理学家称为讲究实际的人，以与脱离实际的心理学家相对照。讲究实际的心理学家的全盛期大约从行为主义开始在大学占主导地位的１９２０年起至４０年代后期。在这一时期里所作的扎实可靠的实验室研究大部分都是以低级动物为实验对象，然后以由此建立起来的解释老鼠、家鸽和猴子学习的理论为基础再外观地推广到人类。这一时期对人的研究调查主要集中在建立尺度和测试手段来探索人的态度、个性性格、智力水平等等方面。
这些研究的结果是，除了所谓的投影测验（墨迹测验等等）以外，由实验心理学得来的大多数理论都是建立在外观的基础上。正如我们在第五章（ｐ．８０）指出的，测试仪器只
是在一个测量面上从受试者的行为中“抽样”，然后对生活场面的另一个测量面作出预测。这样跟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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