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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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球的男孩》和伊斯梅尔·纳里于1917年创作的《进球》。救世基督像的设计者卡洛斯·奥斯瓦德此前在博塔福戈俱乐部的墙壁和天花板创作了壁画，把足球运动员塑造成希腊神话中的半神。第一首与足球有关的录制单曲于1913年发行。《足球》就是由萨克斯管、长笛、尤克里里和吉他所演奏的波尔卡和华尔兹系列舞曲中的一支，由格鲁普·利马·维埃拉在《78s》中一起发行。然而，对于巴西城市公众文化圈的小世界，报纸是足球最经常被审视和探讨的地方。绝大多数的评论是正面的。三位巴西文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阿弗拉尼翁·佩克索托、恩里克·科略·内托和奥拉沃·比拉克均撰文肯定了足球，他们均是久负盛名的文学研究院成员。
恩里克·科略·内托是一位来自北方马拉尼昂州的混血儿，留着大胡子，父亲是巴西白种人，母亲是印第安原住民。他成名于19世纪末的里约，是一位极其多产、行文华丽的记者、诗人、小说家兼剧作家。他同时也是弗卢米嫩塞的支持者。这项运动于1908年首次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斯芬克斯》中，小说讲述了里约的一位英国人詹姆斯·马林在星期日的下午神秘失踪，原来他是去看球赛了。科略·内托自己也是观看比赛的常客，他称自己在观看14个孩子中的几个在弗卢米嫩塞青年队踢球时，一天就能看多达4场比赛。其中的一个孩子若奥此后开始了漫长且多样化的竞技生涯，他在体育界的名字叫佩雷瓜伊诺，曾为弗卢米嫩塞和巴西国家队效力，在1930年世界杯上担任巴西队队长，同时还涉足水球、排球和田径领域。据坊间流传科略·内托是首次闯进巴西足球赛场的带头人，当时是为了抗议裁判在弗卢米嫩塞对阵弗拉门戈的德比战中的一个判罚。他也为俱乐部创作了一首赞歌，歌词难以置信地契合了《去蒂珀雷里路漫漫》的曲调：
弗卢米嫩塞是锻造我们能量的熔炉，
于空气中，于明媚的阳光下。
公平的战斗充满喜悦，
我们尽一切努力成为男子汉的典范。
振兴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巴西。
与许多和他来自同一阶层的人一样，科略·内托吸收了种族生物学模式和欧洲科学种族的优生行为计划。如果欧式巴西想要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就得走出去，适应环境。科略·内托认为，“……一个新兴的民族会将他们死气沉沉的文化遗产抛诸脑后……”（20）球员就是新兴巴西的竞技与优生观念的传教士，而对于那些不踢球的人，他总是不停地倡导人们在清新的空气中走走路，或进行贝登堡式的侦查和游泳运动。
阿弗拉尼翁·佩克索托是巴西众所周知的一代名医，是20世纪初公共健康和心理健康现代化改革的领军人物。1918年他曾透露自己是一名球迷。科略·内托将他对足球的热情基于人种的生物学理论，总体上佩克索托认同这种观点，而自身的科学和医学知识让佩克索托看到足球对将国家塑造得更有文化性和教育性所做出贡献。“足球，这项运动让我们强壮、健康，”他坚称，“它教会我们纪律与秩序，要求合作和团结……这是一所一流的学堂，将重新塑造巴西的国家性格。”（21）但对于个人性格还不够。足球的重要性，至少以英国人和德国人那种方式去踢球的重要性，在于它赋予了个体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来这儿的拉丁人和所有的拉丁人一样，彼此没有联系，不会为了群体而放弃自身独立性，而更多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赐予一个民族力量，赋予一个国家胜利。那些……安格鲁·萨克逊人受过教育因而自律。一个人只有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才会有价值，球员并非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团队”的一部分而存在。这种在种族间和个体上的长期合作总能确保他们所争取的最终胜利。体育中如此，生活中亦如此……（22）
一些足球比赛的反对派和这些民族主义者活跃在同样的文化圈里，却运转着不同的逻辑观点，比如里约地方法官兼新闻记者卡洛斯·苏塞金·德·门冬卡。足球无法成为提高国家储备的一种方式，反倒成了衰退和堕落的途径。在1919年撰写的《体育和巴西青年的堕落》一书中，作者声称“一般而言体育项目，尤其是足球，孕育了理性和知性”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它的热情和愤怒的情绪反倒是削弱了理性和知性。足球是“传播愚蠢行径的微生物”。（23）利马·巴雷托和格拉希利阿诺·拉莫斯均是足球批评家，他们身处这个框架之外，然而对此的观察却更加敏锐。
巴雷托是那个时代一流的讽刺作家。他是一位黑白混血儿，出生于并不富裕的里约中产阶级家庭，以小说家和城市生活编年史作家为职业谋生，他拥有犀利的视野，不仅仅能看到里约富丽堂皇、传说中的一面，还能洞悉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事情。他的讽刺矛头直指旧共和国僵化的特性，即上流社会暗中对国民的黑白混血儿天性感到羞耻。他抨击他们的阿谀奉承、崇洋媚外，并使用本地方言让文字变得辛辣，这在那个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他对欧洲之于巴西的影响心怀戒备，在这样的戒心下他对这项运动进行了谴责：“将傲慢和可恶的英国职员带入到我们之中。”他谴责用公款去支付上流社会俱乐部和足球锦标赛的花销，而那么多的社会需求却遭到了无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项运动十分野蛮，它导致球迷群体产生的感情亦如此。“足球是一所暴力和野蛮的学堂，不应该得到公共权力机构的保护，除非这些机构想教我们如何杀戮。”写完这段话一年后，1920年在描述里约11人队和圣保罗11人队之间的一场比赛时，他记录下了巴西足球赛场上有史以来的首次火爆冲突。在拉拢了其他对这项运动有意见的的医学和社科批评家后，他在1919年发起了反足球联盟，声称：
“不可能不提到人们称之为英式的运动。每天中的每时每刻，它都让我们的报纸充斥着新的暴力行为，不仅如此，还有杀戮。警方不可能看不到这种行径。里约热内卢是一座文明城市，绝不能落入那些伪装成体坛人士的暴徒之手。那些斗鸡行业的赌博者的表现都比这更好。在他们当中不会存在问题，也不会有争执。赌博都是在平和的氛围中进行的，警方无须介入。而那些所谓的‘足球运动员’则每周日都会卷入争议与互殴当中，警方却只是拍了拍他们的头。”（24）
巴雷托还指出，足球似乎还让观看比赛的女性变得粗俗。他在评论一场比赛的女球迷时写道，“最值得欣赏的是她们的语言。粗话形式丰富多彩、感情强烈，只有码头上手拉车的那些人的语言能与她们的措辞媲美。”
格拉希利阿诺·拉莫斯出生在东北部的阿拉戈阿斯州，虽然他在里约生活了很长时间，但塑造他写作风格和思维方式的是他的家乡文化。拉莫斯随后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曾在瓦加斯统治期间入狱，他无疑反对比赛的贵族气息，但他以东北部人民的身份发出了他最有力的抨击。在1921年发表的《记录报》上，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这种来自异域和大城市的运动在东北部将无法流行起来：
“为什么非得是足球呢？让年轻人去参与国家传统运动锻炼身体难道不是更好吗？比如格斗、舞棍、飞刀，而不是同国外的运动混杂起来。我并不排斥来自国外的事物，但我喜欢先看看我们能否吸收这些事物。
即使可以，为什么整个国家的文化就应当呈现出异域色调呢？为什么关于新兴的、现代化的巴西都必须建立在南方城市的基础之上呢？
重新拾起被抛诸脑后的当地运动：棍术、拍掌、掰手腕、跑步，这些运动对于热衷高风险活动的市民而言是多么有用，如偷鸡、擒公牛角、跳跃、骑马以及最重要的绊脚游戏。运动起来！这才是无与伦比的国家运动！”（25）
拉莫斯此后几乎没有再写过关于足球的文章。而巴雷托在1922年就英年早逝了。巴西足球失去了最有出色和最犀利的批评家。一切将会变得更糟糕。
Ⅴ
阿根廷俱乐部曾于1907年和1912年到访，随后意大利俱乐部普洛维尔切利和都灵队也曾来访，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这些比赛在参与者的思维或大众的想象中从未被认定是国际比赛。1910年，阿根廷足协曾邀请巴西代表队参加五月革命百年庆典，正是五月革命开启了阿根廷人脱离西班牙帝国统治的过程，然而巴西并未派代表队前往。
英国业余球队科林蒂安——一批云游四方的贵族运动员——曾于1910年和1913年做客里约和圣保罗，这更加接近国际赛事的诞生。精心选拔的巴西11人阵容成了他们的对手之一。此外，人们开始注意到一种球风上的显著差异，英国球队看起来始终更倚重身体条件，组织得更好。1914年英国职业球队埃克塞特城于南美巡游时中途在里约逗留，在这座城市踢了三场比赛。他们0比2不敌里约精英11人队的比赛被公认为是巴西的首场国际赛事，并且也是巴西队的首场胜利。
刚成立不久巴西足协——巴西体育联合会（简称为CBD，是CBF的前身）派出了同一阵容出战当年晚些时候在阿根廷举办的胡里奥·罗卡杯。罗卡曾两度担任阿根廷总统，阿根廷政府曾对当地印第安人实行近乎种族灭绝的政策以将他们驱逐出潘帕斯，罗卡就是负责人。然而这个比赛，他如是说道，“是为了鼓励参与这项崇高运动的年轻人，为了增进两国友好关系”。巴西凭借前锋阿图尔·弗雷登里希的全场唯一进球赢下了三场比赛中的第三战。这个事件本身并不起眼——除了进球者是一位黑白混血儿的事实。（26）
弗雷登里希的父亲是德裔巴西人，母亲是非裔巴西人，双重遗传条件让儿时的他能够踢上城市里的自由式街头足球，由于父亲是SC日耳曼尼亚队俱乐部的成员，这也让他能够从俱乐部的训练和设施中受益。成年后他主要效力于上流球会的俱乐部保利斯塔人竞技队，并曾经毫无疑问是他那个时代的头号射手以及媒体的宠儿，乌拉圭媒体为他取了个绰号叫“老虎”，而巴西媒体则称他为“金靴”。一位特征明显的黑白混血儿能够成为圣保罗的一流球星，这表明了巴西的种族分化并非不可逾越，说明了才华与社会等级在某些场合能让人忽略肤色。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这般好的待遇。里约摄影师之子混血儿卡洛斯·阿尔伯托在1916年曾效力于二线队美洲队。他得到了召唤，有机会参加一线队弗卢米嫩塞的比赛，当然，他抓住了机会。马里奥·菲利欧在大约十年后将这件事当作一则寓言故事来讲述。据他介绍，那位球员姗姗来迟，站在首发队友的身后，他在更衣室里耽搁了些时间，因为他要用米粉抹在脸上让肤色变白。当他为弗卢米嫩塞出战旧主美洲队时，球迷对着他高唱“白色粉末”，此后弗卢米嫩塞自己的球迷也都这么称呼他。
阿根廷球迷和作家的种族歧视观念也不会比巴西人缓和。他们的报社将1916年征战南美锦标赛（美洲杯前身）的巴西队称为“猴子”。诸如此类的种种情况对于巴西足球权力机构而言是一种极度尴尬的境地，因此他们在第二年的锦标赛上派出了一支全部由白人球员组成的球队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巴雷托从未如此尖锐地写道：“足球的神圣学院聚集在一起，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派遣带有一点点黑人血统的球员出战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锦标赛……我们的反击是，阿根廷人并不以肤色来区分我们。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全都是猴子。”（27）
故而到了1919年，当巴西首次举办南美锦标赛时，足球成了一方舞台，舞台之上的巴西人开始决定了这个国家真实的身份。锦标赛印证了里约足球热潮以及这项运动作为国家象征的程度，大约有200000人到场观看了7场在拉兰热拉斯举行的比赛。巴西和乌拉圭之间进行的决赛，有不可思议的25000名观众涌入了仅能容纳18000人的球场，还有约5000人爬上球场四周的山坡和树梢，更多的人被挡在球场之外。数以千计的人们汇聚在里约广场以及一些宽阔的大街上，在那些地方会有广播不断播报实时赛况。总统下令让银行和政府机构提早关门。总共进行了4场加时赛，0比0的僵局才被打破。阿图尔·弗雷登里希攻入了制胜球，人群爆发出一波又一波“巴西万岁！”的口号声。埃皮塔西奥·佩索阿总统出席了这一特殊的场合，谈起球队时他说道：“我以国家的名义向你们致敬。”
这是一场由欧裔和非裔足球运动员取得的巴西式胜利，伟大的长笛手、萨克斯管吹奏者兼作曲家皮辛古因阿送上的庆祝最让人难忘。他的歌曲《一比零》，事实上他的超级乐队“神奇八重演奏者”在那个时代所创作和演奏的所有音乐均为复杂和原版非洲式巴西旋律、美洲爵士风、欧洲华尔兹和波尔卡风格的混合体。这种混搭无疑也是巴西这个国家以及巴西足球的未来，但人们需要熬过旧共和国时期挣扎和崩溃的十年方能开始将其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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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德·安德拉德，《马库纳伊玛》，纽约：兰登书屋，1984年
（2）　保罗·门德斯·坎波斯引用，“通信”，《每天下午》，里约热内卢：巴西文明出版社，1981年，第92页
（3）　详见何塞·莫拉埃斯·多斯·桑托斯·内托，《游戏概述足球在巴西的开端》，圣保罗：Cosac　Naify出版社，2007年
（4）　此段大部分引用自V·德·梅洛和J·曼甘，“财富之网：19世纪里约热内卢文化背景下的现代运动”，《国际体育史杂志》14（1），1997年，第168–173页
（5）　同上，第170页
（6）　A·汉密尔顿引用，《一种截然不同的运动：英国对巴西足球的影响》（An　Entirely　Different　Game：　The　British　Influence　on　Brazilian　Football），爱丁堡：主流出版社，1998年
（7）　同上，第44页
（8）　引用同上，第40页
（9）　查尔斯·米勒给《班尼斯特宫廷学院》Ⅲ（31）杂志的信件，1904年3月，汉密尔顿于1998年再版，第42页
（10）　详见T·马森，《人民的激情：南美洲足球》，伦敦：沃索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11）　T·马佐尼引用，《巴西足球历史18941950》（História　do　Futebol　no　Brasil　1894–1950），里约热内卢：编辑阅读出版社，1950年，第69页，以及马森，1995年，第12页
（12）　B·布阿尔克、J·马拉伊亚、L·恩里克和V·安德拉德引用，《巴西球迷》，里约热内卢：7Letras出版社，2012年。
（13）　马森，1995年，第14页
（14）　若奥·度·里约（若奥·保罗·科略·巴雷托的笔名），《蓓尔美尔街的里约足球》，出自报纸《O　Paiz》，1916年9月4日
（15）　布阿尔克等，2012年
（16）　A·托雷利，“足球比赛”（Match　de　football），M．佩卓萨版，《进球字母：巴西文学中的足球》（Gol　de　Letra：　O　Futebol　na　Literatura　Brasileira），里约热内卢：Gol出版社，1967年，第112页
（17）　A·贝罗斯引用，《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Futebol：　The　Brazilian　Way　of　Life），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18）　L·巴雷托，“我们的运动”，《A．B．C．》，1922年8月26日
（19）　G·博克蒂引用，“意大利移民、巴西足球与民族意识的困境”（Italian　immigrants，Brazilian　football，and　the　dilemmas　of　national　identity），《拉丁美洲研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