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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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当我看到你
无拘无束，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跃而起
宛如《伊利亚特》中的人物
我内心最私密的部分在颤抖
我被一股狂热的冲动所笼罩，好似我跟前站着一位希腊人
一位奥林匹亚的英雄（13）
也许在1910年确实有种感觉，古希腊在里约的足球场中重生，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局面开始看起来更像罗马斗兽场里的乌合之众。若奥·多·里奥在1916年撰文指出：“我在许多国家看到过无数的人群，充满健康和新鲜空气的超棒的狂欢节，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那样的一群人，燃起这样的焰火，拥有这般热情。”（14）当然，足球比赛中的观众群体从那个世纪头十年的几千人涨至20年代的10000人，特殊场合的观众甚至会更多。俱乐部现如今已建起了围墙和大门，向公众售票，虽然会员们仍能免费入场观赛，在最好的看台预留席位上拥有一个座位。对于其他的普通人，球场设有梯形看台，而且票价仍然十分低廉，无疑会低于去一趟剧院的花销，与在市里的劳动阶层去小餐馆里吃上便宜的一餐价格差不多。然而这仍然超出了贫民和边远地区人民的经济承受能力，他们经常坐在四周的山坡上观看弗卢米嫩塞的比赛。但对于中下层阶级人民而言，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拥有一份正规工作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可负担得起的娱乐活动。
被这种新式社会阶层的到来所影响的球迷群，也开始改变他们的行为。他们开始更加带有偏向性，总体上的态度更加激动。在报社和当地方言中，他们被称为“托尔西达”，字面意思为“扭动的人群”。这个词是从庆祝的球迷在空中挥舞手帕的影像，以及气氛越来越紧张时他们心态的变化而产生的。据体育报纸花边专栏的小道消息称，弗卢米嫩塞球迷头领若奥·佩雷拉在一场比赛中由于过度紧张而“弄丢了他的胡子”。（15）伊塔拉雷男爵阿帕里西奥·德·布林克尔霍夫·托雷利在这个无疑缺少幽默的年代本有可能继续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一流幽默大师，而他却开始讥讽起了里约的足球。他的诗歌《足球比赛》让这项运动参与者的高等社会地位与当时地位明显低下的球迷群体形成了鲜明对比——
疯狂的人群，野蛮而粗鲁，
向尊敬的家族首领发出嘘声。
又有一人摔倒在地。人们向他发出嘘声。
他站起来大发雷霆，但再次摔倒。
所有的这些看起来，依我三思之见，
就像二十二个怒汉，追寻着他们的世界。
在一个半小时的战斗后，
裁判吹响了哨声。
比赛打成了平手。（16）
社会底层人民也许已抵达旧共和国的各个城市，处于社会边缘的他们或许一直在努力让自己有存在感，但足球以及最重要的弗卢米嫩塞的运动从根本上仍是一件上流社会的事。1919年卡里奥卡锦标赛弗卢米嫩塞与弗拉门戈的关键战前一个小时，为能容纳18000人而新扩建的拉兰热拉斯球场人满为患，5000位无票球迷被挡在球场外。一场热身赛给球迷带来欢乐，但在比赛开始半小时后，佩索阿总统携第一夫人以及海军部长进入到了高层的包厢中，比赛暂停了五分钟，双方球员在他们面前排成一行，海军仪仗队奏起了国歌。最终弗卢米嫩塞以4比0的比分完胜对手，赛后球员和球迷都涌入球场内，和海军仪仗队一同游行，组成了一支很棒的胜利游行队，浩浩荡荡地前进。弗卢米嫩塞连续拿到三个联赛冠军——三连冠——庆祝方式既有传令官鸣号，也有21响礼炮。马里奥·菲利欧写道，从今往后弗卢米嫩塞球迷就会像朗诵奥拉沃·比拉克的十四行诗那样去朗诵这支球队中球员的名字：“门度卡、拉伊什、奥斯瓦尔多、斯特隆德、马诺、泽泽……”
Ⅲ
那微观而深奥的世界屹立于旧共和国社会之巅，如奥拉沃·比拉克十四行诗中所刻画的那样，如弗卢米嫩塞的舞厅和里约以及圣保罗那闪亮夺目、魅力十足的足球圈所呈现的那样。拉兰热拉斯被看作是一座上流社会的堡垒，一座贵族的享乐宫殿。但社会稳固性和政治的部署慢慢招致破坏，而二者正是凌驾于大众之上的魅力与特权的根基，也正是将社会其他阶层拒之门外的原因。而深度干扰着它们的两个进程是人口迁移和城市化。
人口迁移包括内部和外部的。在长期以来的贫困之下，东北部贫穷的黑人、黑白混血儿和白人迁往沿海城市。旧共和国时期萨尔瓦多和累西腓的人口均翻了一倍。与此同时，从欧洲过来的移民如洪水般涌入。帝国末期每年大约有25000人，而到了1895年，移民人数每年多达165000人，并且直到20世纪20年代一直保持这样的高增长率。到20年代，在此前的半个世纪里已有400多万移民抵达巴西。新移民中意大利人最多，占总移民人口的三分之一。其次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以及包括瑞士人、法国人和俄罗斯人在内的一长串鱼龙混杂的移民群体。
20世纪初圣保罗咖啡园对劳动力的需求非常大，这让巴西接收了100多万无地可耕的日本农民，日本政府资助了这些农民横渡太平洋的费用。除了他们外，还有一股源源不断的英国移民涌入，尤其是运输业、电力行业以及制造业的工程师、技工，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和犹太人。这股移民热潮势不可挡地朝着这个国家的南部涌去，而当许多开始从事农业的人也搬迁去了圣保罗和里约，那儿的人口增长真是天文数字。在共和国初期全国仅有50万居民，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光是里约就有120万居民。圣保罗人口同期增长了8倍，达50万，并且在大约十年时间内就超过了里约。
这些进程结合起来，在巴西都市中上流社会的家门口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有文化的城市中产阶级，以及小规模但一直在扩张的工薪阶层。这两个阶层中都混杂着黑人、黑白混血儿和白人。这些人无法完全被驱逐出这个国家的公众生活，但他们也不容易被自视为欧洲白人国度的上流社会所吸纳，他们聚集在国家东南部的两大城市。在20世纪头二十年中，足球为这些地理上和社会阶层上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中他们能够被接纳。俱乐部可以将球员扫地出门，球场可以建起大门，但没有人能够阻止人们踢球。1914年埃克塞特城队的主席离开里约时在码头观看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球赛，他记得自己惊奇地“发现那场比赛是青少年足球赛……他们全都是黑人，皮肤黑得像你们的帽子一样，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光着脚踢球。”（17）1922年巴西作家兼记者利马·巴雷托写道：
“在里约这座美好的城市，倘若人们的脚没被灌铅，或至少他们的脑袋没有被灌铅，人人都会去参与这项所谓的英式运动。无论富豪或穷人、老人或年轻人，白人或黑人，街头穷孩子或有钱人家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属于一家俱乐部，至少非正式说来，都属于一家注定要靠双脚创造艺术让人们变得完美的俱乐部。”（18）
与大部分的其他新兴流行文化形式不同，足球为巴西都市和劳动阶层的男性提供了一个公共的空间，让他们成为球员、球迷和赛事组织方，让他们接触曾经只能在工作场合接触到的上流社会圈子。以里约港口区域的工薪阶层社区的名字来命名的圣克里斯托旺俱乐部成了这些进程的象征。它成立于1909年，人们在一块露天的公共区域上划出了比赛场地，非正式的比赛和球队逐渐使俱乐部成形。人们对这个运动项目是如此满怀激情，到1910年时他们已在里约大都市联赛踢上了比赛，并组织了一系列范围很广的社会活动。1913年至1916年间，俱乐部靠着许多成员的技术和资源零零散散地修建起了自己的小型体育场——菲盖拉德梅洛体育场。
1917年首场比赛，他们在6000名球迷面前对阵桑托斯，客队长途跋涉好几百英里从圣保罗州来到这里；虽然，令人遗憾的是比赛仅仅进行了15分钟，就因裁判投诉来自主队球迷的恶意恐吓而被取消。不用说，圣克里斯托旺球员并没有条件过上奥斯卡·考克斯那样的生活。就像这个时期出现的大部分新兴俱乐部一样，他们的球员来自社会底层，来源于不同的种族，从俱乐部的董事会那里接受工作、住房和食物方面的接济。同样遭到排斥的群体还有里约北部的葡萄牙中产阶级，尽管他们十分富有，但新近到来的他们发觉自己还是被挡在了主流俱乐部的门外，在里约不断变化的人口数量中面对着更大范围的经济和政治衰退。1898年他们成立了瓦斯科达伽马划艇和社交俱乐部，他们采用了和圣克里斯托旺同样的引援方式，并于1915年在自己的场地上举办了首场足球赛。1922年，他们已升入了和上流社会球队同一级别的联赛。
随着20世纪头十年里约工厂球队的涌现，这些来自底层的提议被上层阶级试验性地采纳。其中的首支，也是最著名的一支球队是班古队，俱乐部成立于1904年，创始人是里约北区边远地区的纺织公司巴西普罗格雷索工业公司的英国管理人员和技工。起初球队成员均由英格兰和苏格兰技工以及管理人员组成，但他们不久便接纳了意大利人，接着是巴西黑白混血儿和黑人球员。和市中心的球队不同，在他们的群体中存在一种相似的混合性，能在球场的任意一个区域自由地交融。班古是最成功的工厂球队之一，他们升上了里约的顶级联赛，名气大大超过了成立这支球队的工厂和公司。来自公司外部的引援越来越多，他们随后在公司被安排去做那些不那么费力的工作，留给他们时间和精力去训练。这种公司球队制被证实对许多其他巴西公司都具有吸引力，那些公司正为巴西第一次真正的工会组织浪潮产生的问题所困扰。这个国家首届工人代表大会于1906年召开，1908年全国性的工人运动确立，因移民大热潮中地中海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到来而得到了强化，工人代表大会在十年间制造了一系列的罢工和骚动。里约北部的安达拉伊队诞生于纺织公司，而1908年在沿铁路轨道距离市区80英里开外，波格兰德队由美洲法布里尔公司成立。
在圣保罗，对现状的首次挑战来自工人阶级。1910年，一群铁道工人和油漆匠在城市的东北部集结，效仿曾经造访过这座城市的英国球队科林蒂安队而成立了SC科林蒂安队，这支球队很快就吸纳了来自这座城市日益壮大的各民族劳动阶层的球员和支持者。圣保罗的意大利人当前在巴西上流社会的种族架构中占据了一个中间地位：他们是白人，因此地位高于有色人种，但仍少于那些北欧后裔。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起初是农业劳动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们在圣保罗市中心建立起了重要的意大利社区，拥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上百个文化和社会机构，包括一家意大利语报纸《凡富拉》（Fanfulla），人口兴许占据了城市总人口的10％至15％，人们还在弗朗西斯科·马塔拉佐的书中找到了一位在城市商业圈颇有声望的意大利籍巴西百万富商。在意大利俱乐部普洛维尔切利和都灵于1912年造访圣保罗之后，《凡富拉》写道：“在圣保罗，我们有……德国、英国、葡萄牙俱乐部，有国际俱乐部，就连天主教和新教教徒俱乐部都有，但就是没有一家俱乐部完全由意大利‘运动员’组成，我们的侨居地是这个州面积最大的，但仍然什么都不曾尝试过！”（19）
第二年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成立，球队征战保利斯塔锦标赛。其他的球队均效仿他们，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像赛利欧（Syrio）、厄斯班哈（Hespanha）和葡萄牙人（Portuguesa）这样的俱乐部在这座城市里的少数民族群体拼图上增添了公开的新面孔。至于在里约，这些因没有时间、精力和金钱而无法从大学学生和年轻职业球员中招到队员的新俱乐部，只好支付实物和现金来招揽球员。
在里约圣保罗轴线以外的区域中，足球俱乐部和足球热潮首先在重要性和影响力紧随其后的南大河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各大城市兴起，成立了一些至今活跃在足坛的俱乐部。1903年在南部的大城市阿雷格里港，为数众多的德国籍巴西人社区成立了格雷米奥足球俱乐部。坊间流传，移民人潮中有一位重要人物甘迪度·迪阿斯去观看一场圣保罗球队间的表演赛，其间比赛用球被踢爆，他便将自己的皮球借给了球队，让比赛得以完成，就这样他被标榜为一位足球爱好者，当晚与几十个人在酒后便成立了俱乐部。
格雷米奥就队内语言和成员身份而言毫无疑问是一家德国俱乐部，并且他们希望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将来自其他种族的球员和会员拒之门外。1909年迎来了新形势，那些西班牙和葡萄牙后裔中的足球狂热爱好者，尤其是市里的学生，有意识地成立了国际化俱乐部。
19世纪末，米纳斯吉拉斯州的新首府贝洛奥里藏特市规划重新建设一座“美好年代”的花园城市，但这座城市已拥有了一切豪华的城市景观，在娱乐领域已很少有能改进的空间。1904年，一位此前在瑞士踢过球的里约大学生维托尔·塞尔帕和一小群由公务员、商店职员和商人组成的群体成立了该市的首支球队——SC足球队。一年内，城市新加入了由酷爱历史的学生和职员组成的临时球队，他们将自己的球队命名为普林尼FC、哥伦比亚和韦斯普奇队，也正是在那时，当地的新闻社开始发布锦标赛的积分榜。但大学重新开学以及秋季暴雨也意味着比赛球员阵容从未齐整过。此后流行了几年公园足球，新成立的俱乐部又开始涌现：1908年米内罗竞技成立了，这是一支来自当地开放式上流社会的球队；1910年耶鲁竞技俱乐部成立，这支球队仅由意大利人组成，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帕莱斯特拉意大利队；还成立了仅接纳人脉通达且思想保守的当地的达官显贵——美洲队。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各种形式的州锦标赛在巴伊亚州、巴拉州和亚马逊州成立。而到了1920年时，南部的巴拉纳州和南大河州也加入了队伍，新加入的还有一连串的东北部地区，包括伯南布哥州、帕拉伊巴州、塞阿拉州、北里奥格兰德以及闭塞的皮奥伊州和马拉尼昂州。几乎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这里的州锦标赛绝大部分均集中于沿海州的首府，这是原先的上流阶层聚集地，也是新移民涌入的地带。一旦里约的上流社会赋予足球合法性，前者便开始迷恋足球。城市中的民众也都纷纷照做。
而在巴伊亚州首府萨尔瓦多市，足球在带着贵族气派的亲英派维多利亚板球俱乐部中孕育而生。在伯南布哥州首府累西腓市，纳蒂科于1901年作为市里的英籍德国商人的划艇和帆船俱乐部而成立；1905年古伊列梅·德·阿圭诺·方瑟卡为起初无法加入俱乐部的巴西人成立了累西腓体育俱乐部，他毕业于剑桥大学工程学院，在那儿踢过球。不到十年间，一支直接来自穷人的球队圣克鲁斯队由一群相约在教堂墓地踢球的青少年创立。当前各地在地理和社会因素上与弗卢米嫩塞的距离，已成为了衡量足球热潮将在巴西不断发展的省城传播得有多远和有多快的标尺。
Ⅳ
安娜·阿梅利亚和阿帕里西奥·托雷利的诗句表明，足球已进入了巴西人的诗歌和信件中。在视觉艺术领域，首幅球员画像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罗多尔夫·詹贝朗德于1914年创作的《带球的男孩》和伊斯梅尔·纳里于1917年创作的《进球》。救世基督像的设计者卡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