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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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4年）以巴西东北部形形色色的逃亡奴隶和贫苦民众所建立的独立群落为背景，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是两个男孩正在练习卡波耶拉舞。镜头外，不知从何处飞来一个足球，男孩们即兴将足球融入他们的舞蹈中，而舞步却没有因此被打乱。这样的描述并不属实，但这并非重点。
更普遍的说法是，正如巴西的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巴西上流社会记忆中的19世纪七八十年代，奴隶、市区的贫民和码头工人从英国商船水手那里见识了这项奇特而魅力十足的球类运动，他们试图即兴创造自己的玩法，同时出生自富裕家庭的学生也尝试着去模仿旅欧时所遇到的踢球的同龄人。（3）然而并没有资料显示他们拥有真正的足球或者英足总在1863年首次印刷的规则手册。直到英籍巴西人、圣保罗咖啡世家的后裔查尔斯·米勒从英国公立学校留学归来，巴西人才拥有了上述的两样东西。他于1894年乘船归来，行囊中携带了两个皮球和一本足球规则手册。这两样东西像恐怖的虫子一样迅速繁衍和蔓延开来。
乍一看，巴西帝国并没有肥沃的土壤来孕育足球或任何一项运动。经历三个世纪的奴隶经济，所有形式的体力劳动都带着一种低下的污点；统治阶级鄙视劳动人民，而且在流行病盛行的年代，他们更倾向于避免与大量聚集的人民群众亲密接触。20世纪初巴西帝国里约历史学家路易斯·埃德蒙多回忆道：“这个世纪末以前，我们实际上一直对运动所带来的欢乐和好处视而不见。”“运动”一词实际上早在1840到1860年间就已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报纸上，但它的意思接近于游戏或娱乐，它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市民对赌博、纸牌和斗牛与日俱增的兴趣。（4）19世纪70年代后，城里的上流社会人士前往欧洲游历，而且当时出现了欧洲上流社会向里约热内卢移民的新潮流，受到这些因素的推动，里约市的上流社会开始放松，并参与运动。起初，他们开始学游泳，从养生的沐浴转变为娱乐的戏水活动，并最终转变为游泳竞技。19世纪末，瓜纳巴拉湾浴场林立，不仅供男士使用，还接纳了首批女性游泳爱好者。此外还出现了溜冰、自行车赛和田径运动新潮。因此到1885年为止，里约市已有了两家溜冰场、一个室内赛车场（圣保罗也有一个）、几个游泳池、健身房以及可供男士们击剑、格斗和打台球的俱乐部。板球在英式俱乐部中很受欢迎，但很少有当地人受到影响而爱上这项运动。老牌报纸和杂志用更多的版面来报道体育新闻，而当时新创办的报纸，比如1891年创办的《体育》和1900年首次发行的《船桨》，除了体育内容其他一概不报道。每家出版社的报刊上都开始刊登体育用品和保健品的广告。
然而，所有的这些运动在里约的流行程度均远不及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划艇和赛马，因为只有在这里，运动员才能被塑造成最有气派的角色，而且体育运动最容易与社交活动相结合。最早进行的一场有组织的赛马比赛要追溯到19世纪头十年，最初是由殖民地的英国商人举办。而到1895年，里约已拥有4家赛马场，电车轨道为顾及其地点而改道，当地新闻社每天都在大幅地报道赛事现场的传闻轶事，还有点评和比赛前瞻。从赛事的组织方面而言，这项运动掌握在拥有俱乐部、赛道和马匹的富人们手中，但几乎人人都可以前去观看比赛。正如1875年报纸《日志》的头条所写的：“我们去看赛马吧！无论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年轻男士还是年长者，无论老太太还是年轻女孩。”（5）除了一些知名的赛马俱乐部坐拥富有的赞助商为他们提供的与之身份匹配的昂贵装备和比赛场地外，在普拉多瓜拉尼和圣克里斯托弗还有更多的基础赛道供工薪阶层社区使用。人们对赛马如此狂热，有钱人乐此不疲地穿越城镇，屈尊来到贫民窟，不仅有失身份，而且还可能遇上非法赌博。
尽管赛马运动带来了许多欢乐，但它给人一种根深蒂固的乡土的感觉。它代表着过去的景象。为了走在时代的前沿，里约人民最先开始转而参与划艇运动。基于南区海湾沙滩上的一家高级且有多项运动结合的社交俱乐部，卡里奥克年轻人（里约市居民的昵称）对划艇运动的热情标志着人们从简单观看比赛转变为参与其中。到了19世纪80年代初，多达3万人围在里约湾的海滩和码头上观看划艇比赛，整日饮酒聊天，然后徒步走向不远处的海滨小屋参加派对，或者上划艇俱乐部会所那豪华的餐厅里饱餐一顿。这项运动在当时真是风靡一时，1903年里约市长佩雷拉·巴索斯就曾因为拨公款改善博塔福戈赛艇设施而得到了公众的掌声和拥戴。这便是赛艇运动的巅峰期。而仅仅一年后，里约市最大的赛艇组织方就给市足球赛事组织方去信，请求他们不要在举办赛艇比赛的同一天举行足球赛，因为球赛所吸引的观众会让赛艇观众大大减少。
Ⅱ
查尔斯·米勒那多愁善感的声音表明他已完全被巴西人的行为规范所同化，他回忆起自己在1894年10月从英格兰返回圣保罗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时的情景：
“码头上父亲神情庄严，仿佛是在参加一场葬礼，他正等待着我手握学位证书乘船归来。但我却捧着两个足球出现在他面前，一手拿着一个……老人家惊讶地问道：
‘这是什么，查尔斯？’
‘我的学位证书啊。’我回答道。
‘什么？’
‘是呀，你儿子从足球专业毕业了。’
老人家心情不错，笑了起来，我这才得以脱身……”（6）
米勒在汉普郡巴尼斯特学院接受教育，先是为校队踢球，接着为县级球队踢球，甚至还为刚职业化不久的南安普顿俱乐部踢过球。不管他归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久后他便在圣保罗竞技俱乐部安顿了下来，打打板球，试着去说服圈外人来踢足球。
1895年春，米勒和俱乐部的一些其他成员来到了老城中心以东一块平坦的灌木丛生地，拉车的骡子正在那儿吃着草。骡子被赶跑了，两支匆匆集结的球队组成了圣保罗铁道队和燃油队，两队的队员均来自城市现代化的先驱——新电车公司和城市燃气供应公司。不久后对手便出现了：贵族院校麦肯齐学院的学生们开始迷上了这项运动，成立了一支球队。随后的1897年，一位名叫汉斯·诺比灵的德国移民者抵达了这座城市，带来了自己的德语规则手册，以及他在汉堡踢球时的一些比赛经验。起初，在被圣保罗竞技俱乐部极其排外的英国成员拒之门外后，诺比灵协助成立了巴西国际俱乐部，球员均来自城市的许多侨民社区；虽然说来也怪，但他接下来迅速成立了一家从侨民中脱离出来的俱乐部——SC日耳曼尼亚队，球员均由日耳曼人组成。随着保利斯塔人竞技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等独特的巴西上流社会俱乐部的出现，市里已拥有了6支球队，保利斯塔人竞技俱乐部的主席是州政府的司法部长，而帕尔梅拉斯联合竞技的球员均由工科和法学专业的学生组成。在米勒回国后短短几年时间内，市里已开办了一个规模很小但运转流畅的锦标赛。
圣保罗开始出现足球热潮，而里约也毫不落伍。1897年，一位拥有瑞士和巴西双重国籍的英裔超级富豪奥斯卡·考克斯从洛桑留学归来，在那儿他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学会了踢球。起初考克斯说服了里约板球和田径协会去尝试足球运动，海湾对岸尼泰罗伊市的英国派桑杜板球俱乐部和里约板球俱乐部也同样加入了足球赛。1901年，考克斯组织了首场在里约代表队与圣保罗代表队之间进行的比赛，球赛于当年10月在圣保罗竞技俱乐部举行。当地媒体对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场面报道不停：“那群球员……个个都是精英，而且人高马大，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一群优雅的姑娘们用欢快的嗓音为这个盛会添彩。”（7）第二年圣保罗锦标赛决赛结束后，比赛用球沐浴在香槟酒的洗礼中。巴西与这项运动的关系被定格于欢乐与华丽的基调之中。
但并非人人都被说服了。一家报道了里约一场早期足球赛的报社似乎认为这项运动真的十分令人费解。“在邦雷蒂鲁，”报道语无伦次地指出，“有一群英国人，全是疯子，他们时不时地会聚在一起，将一个看起来像牛膀胱一样的东西踢来踢去。这个棕黄色的膀胱状物体进入到一个由木头柱子围成的方形区域内，就会让他们产生极大的满足感，或者让他们伤透了心。”（8）
在圣保罗，足球被一些报社认为仅仅是一时的流行，而还有一些报纸认为这种运动不仅野蛮，还是危险的外来运动。一家报社否定了足球，将它视为“盲目而愚蠢的体力战，人们无须用到更高级的人体官能”。这位记者得出结论：“足球是一项英式运动，应该让英国人自己玩去。”一位圣保罗竞技俱乐部的队员身穿队服在前往比赛场地参赛的途中被巴西警方拦下，警方以他“在非狂欢节期间身穿节日服饰，在市中心公开场合无礼露大腿”为由逮捕了他。但对于大多数开始接触这项英式运动的巴西人而言，这既不会太过暴力，也不会过于前卫。足球的魅力难以抗拒。查尔斯·米勒在1904年给他在英格兰的学校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在这些上流社会竞技俱乐部微小的领地间蔓延开来的足球新潮：
“你们将会很惊讶地听到，足球已成为这里风靡的运动。光是在圣保罗市就有不下六七十家足球俱乐部……一场联赛总会有两到三千人到现场观战，但决赛就会有6000人……一周前我应邀做一场少儿足球比赛的裁判，每队由20名男孩组成。我告诉他们，每队20人这也太荒唐了……但我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他们踢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比赛，而我只需要动动两只手……就连这种比赛都有大约1500人前来观战……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儿卖出了2000多个足球：在这儿几乎每一个村子都有一家俱乐部。”（9）
足球的这种迅速扩张所导致的社会和文化结果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变得清晰可见。20世纪头二十年，巴西足球仍局限于上流社会的角色中。任何关于权贵人士对足球所抱有的热情的怀疑，以及任何对于足球有可能太过野蛮的担忧，均因弗卢米嫩塞的成立而一扫而空。这是一家为里约拉兰热拉斯的超级富豪而成立的超级俱乐部。俱乐部的创始人是奥斯卡·考克斯和他在里约上流社会跨行业的一干好友，那些人对他们时常光顾的各种板球和划艇俱乐部缺乏对足球的热情而感到不满。马里奥·菲利欧随后将这些更衣室内和豪华餐桌边的人物形容为“公司高管，富家子弟，曾留学欧洲，挥金如土”，理由是他们那有没完没了的游戏、宴会、派对和舞会。1907年，受雇于同样声名狼藉的保利斯塔人竞技的英国教练杰克·哈密顿发觉，他的球员需要“好一番哄劝才肯好好训练”。
1917年，拉兰热拉斯球场落成。球场毗邻王室公主的故居瓜拿巴拉宫，是功能性与装饰性、平民大众与上流社会的惊人结合体；球场为全封闭式，入口设于那些带有多个一模一样的新帕拉第奥拱式建筑风格的墙上，有三级台阶通向公众；最佳观看视野是带座席的俱乐部成员看台，那里的布局和细节设计让人联想起海滨宫殿。后方就是俱乐部会所，包括一间大到可容纳500名宾客的镀金舞厅，还有充足的空间来饮酒、进餐、社交和发展人际关系网。贵诺兄弟的角色象征着弗卢米嫩塞在巴西上流社会的地位。卡洛斯和古伊列梅曾三次担任主席，此后长兄阿尔纳多在1916年开始掌权，任期直至20世纪30年代。
古伊列梅来自一个古老而富有的贵族家族，起初他是一名土木工程师，而后他在巴伊亚州开办了一家银行，在20世纪30年代他成了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最核心的经济决策者，开创了国家钢铁工业，随后他曾在短期内担任过巴西银行的行长。卡洛斯是一位作曲家，还是该市艺术领域的重要赞助者，而阿尔纳多则把时间和金钱投入到弗卢米嫩塞中。此外，弗卢米嫩塞的管理层名册上令人自豪的大腕还包括那个时代一流的作家，从小说家恩里克·科略·内托到诗人奥拉沃·比拉克。
在里约，弗卢米嫩塞成立后不久，博塔福戈划艇俱乐部内便诞生了一支足球队，球员来自附近贵族学校阿尔弗多·戈麦斯学院和吉纳西欧民族学院。第二年美洲俱乐部成立了，创始人是来自东北部古老家族的子弟，他们是慕名来到首府的没落乡绅，时下似乎已接受了现代都市文化。坐落于豪华湖畔社区加维阿的弗拉门戈划艇俱乐部起初曾抵制过足球的吸引力，许多划手认为这项新运动缺乏男子汉气概，但在1911年，一群从弗卢米嫩塞脱离出去的球员在弗拉门戈找到了自己的主队。圣保罗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圣保罗市，这项运动的伟大编年史家托马兹·马佐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间曾就40多位球员做过调查，发现他们之中有“工程师、建筑承包商和商人……零散的还包括会计师、医生、银行家、部队军官、教授、建筑师以及一位诗歌学院的老师”。（10）
在这个时代，球队会正式地进入到球场内，在主看台前面排成一行，向球迷敬礼或鞠躬，而球迷则用三次集体喝彩声、掌声和欢呼声回应。尽管比赛具有激烈的竞争性，但这种一定程度上的礼仪得以保留下来。圣保罗的报纸赞扬了一支里约的球队，指出：“他们这项运动的正确性……这是人们期望从受过精良和杰出教育的男孩们那里看到的。”里约报纸《日志》报道了1908年博塔福戈和美洲队在里约市进行的一场比赛，写道：“在争执和比赛结束后，球员们仍然是朋友。他们在社会中是懂礼貌的年轻人，彼此相互尊重。他们并不是动真格的。”（11）球迷被形容为“乐呵呵的”。每家俱乐部的支持者都会一视同仁地为双方球员鼓掌。看台上的观众着装正式而时尚。男士一般是一身浅色的西装、硬草帽、手杖、别致的同系列马甲和上了蜡的胡子。一部分真正的支持者的帽子上会有一圈带俱乐部颜色的帽檐，这个细节对于那些上过英国公学的人而言十分熟悉。
然而，关于球迷群体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足球社会功能的一个指示物——就是里约的姑娘们会到场观看比赛，并且人数众多。她们的着装打扮是夏季最新潮的时尚，一般戴着设计灵感源自巴黎的帽子，披着纱巾，用头巾精心包裹着卷发，头发上佩戴着花饰。半场休息时，球员会抓住机会到看台上和他们的亲朋好友相聚，和吸引他们视线的姑娘聊聊天，或是混入到那群优雅地倚在俱乐部会所木雕栏杆上的女孩当中。在观看1913年派桑杜对阵弗卢米嫩塞的比赛时，一位观察者看着人群，瞧见了“一排排水灵美丽的姑娘们，她们似乎想蹦跳着高唱球员的名字之歌，姑娘们因热情而脸色发白”。直到1919年时，这位作家才声称球迷中“最容易倾注情感、最恒久不变、人数最多的，说来也怪都是女性”。（12）这不仅仅是一种调情，还潜藏着一股清晰可见的性感的暗流。
那个时代有一对知名的足球夫妇——诗人安娜·阿梅利亚和银行家转行为历史学家的马尔科斯·德·门度卡，安娜就是在观看一场马尔科斯为弗卢米嫩塞守门的比赛时与他相识的。她的诗歌《一跃而起》几乎没有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今日当我看到你
无拘无束，意气风发，朝气蓬勃，一跃而起
宛如《伊利亚特》中的人物
我内心最私密的部分在颤抖
我被一股狂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