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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金山-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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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又问何大福：“那你认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应当体现那些重点呢？”
何大福说：“刚才讲的五点是实施按劳分配的拦路虎，一定要扫除。我们要正确地理解什么叫‘按劳分配’，怎么样才能搞好‘按劳分配’，弄清为什么要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分配制度上冲破禁区，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至于有人问及按劳分配应当有哪些重点？我多次说过办好一个企业要有‘三个一’：一个好厂长、一个好产品和一套好机制好方法，其中厂长是最至关重要的。一个企业办得好与坏，厂长的责任重大，因此厂长的权力、利益必须要跟上，使责、权、利三结合。中国企业的厂长、经理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实在太低了，中国的大财团、大集团、大企业的老总们的收入也是太低了，中国像荣毅仁这样有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企业家太少了。对此，中国政府要向对待荣毅仁一样，提高企业家和厂长、经理们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让更多的荣毅仁式的人物站出来。这样的人越多，我们的国家就越富强。我把社会上的人归纳成二种：一种为会花钱的人；一种为会赚钱的人。厂长、经理就是为企业、为当地、为社会赚钱的人，这些人越多，干的事就越多，赚的钱就越多。所以在金箔厂有一个旗帜鲜明的口号：‘会赚钱的人往上抬抬，会花钱的人往后排排’。而在计划经济年代却相反，会花钱的人往上抬抬，会赚钱的人往后排排，赚钱的人的地位不如花钱的人。一般花钱的人在后方，赚前的人在前方。如果这个状况不改变，就会成为拿钱少的人在前方打仗，拿钱多的人在后方供养，中国荣毅仁式的人物就不会涌现，企业也不可能兴旺发达。因此在我们企业，不论是承包企业的厂长，还是联利计奖企业的厂长，或者其他模式企业的厂长，只要是干得好的干部，收入、地位都要得到很大提高。”
一篇传世的论分配“檄文”（3）
会上，有人再问何大福：“你们金箔厂的分配办法有哪些？”
何大福说：“金箔厂确立了一个推行‘按劳分配’原则的指导思想：干部实行岗位工资加风险责任奖励的办法，并将月度的经济效益与奖金挂钩，到年终还再根据一年的总贡献发放提成奖励；技术人员实行职称工资加项目成果奖励的办法；生产工人一律实行计件工作制加有关补贴的办法。并且，我们将工资、奖金合在一起发放。为了稳定职工情绪、保证改革顺利进展，同时又考虑到国内绝大多数企业尚未进行工资制度改革的现状，我们将原来的‘八级工资制’全部放入档案。遇到政策规定调资时照样‘空调’，但并不实发，只有在调离或退休的时候、死的时候这个‘档案工资’的工资级别才有效。集团领导和各个企业领导人对工资的发放办法，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协商谈判，制定一个明确的合同和协议，把人、才、物，销、供、产，责、权、利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各企业领导干多少拿多少一目了然。各企业把钱全部拿回去后，再按各车间事先确立好的分配制度和办法分给员工，具体怎么分配各车间、部门自己做主，厂部不加干涉，只保留监督权和审查权。我们决不能像过去一样，调工资由国家劳动部确定一个调资范围和调资幅度，要调一起调，要不调一起不调。在分配顺序上，我们按岗位的重要与否大致分为六级：第一级是各分厂的经营领导人；第二级是营销人员；第三级是工程技术人员；第四级是生产技术骨干；第五级是‘前方打仗’的员工；第六级是后勤人员。总体上来看就是赚钱的人待遇高于花钱的人，前方人的待遇高于后方的人，大家凭本事、凭能力、凭水平吃饭。我们每年都会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参照各种不同的办法执行，力争让分配制度越搞越合理，越搞越完善，越搞越成熟。在我们企业一律实行同工同酬，干什么岗位拿什么钱，干出什么效果拿什么钱。当然，在实施当中，我们也会考虑到一些工龄长的、资格老的、原来工资基数高的人，但主要还是看现在。现在贡献大，按贡献大给钱；现在贡献小，按贡献小给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体现###主义‘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
一问一答，使这次关于分配的企业论坛会议出现了热烈议论的气氛。一方面可能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纵深发展的良好时期，改革开放对一些重大课题允许实践了；另一方面新闻理论界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先躯，他们敢于对“分配制度”进行涉及，已毫不顾忌。加上何大福发言本身讲的也是有礼有节，所以金箔厂的分配新举措不仅没有受到“责难”，反而在会上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扬。第二天，《 江南日报 》头版头条竟然刊登了这条消息。消息中说：“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在金陵金箔厂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最后斗争的结果出现了奇迹：金箔厂的分配制度，出现了无人管无人问的状况。而全县其他县属企业，仍然“按部就班”，月月到劳动局拿审批好的工资计划，遣憾的是，这一拿一直拿到了他们的企业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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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纱帽抓在手上干”（1）
金东县最偏的地方，有三个乡，一个叫标营，一个叫花圃，一个叫清江。当地老百姓流传：标营无兵、花圃无花、清江无水。三个乡都是金东最穷的乡，GDP排名是倒数一、二、三。80年代末期，市委批示金东县委，必须加快这三个乡的经济发展步伐，尽快扭转这三个乡的穷困面貌。
一天，县委书记朱有才、县长万庆彪带着一班要员前往这三个乡调研，搞“现场办公”。
会上，花圃乡党委书记徐昌华提出：“花圃跟龙泉靠得近，也是中国的金箔故乡。过去历史上曾经家家户户吃金箔饭。现在，剩余劳力太多，无处就业，经济基础薄弱，只有打金箔这碗饭可以吃。听说金陵金箔厂现在任务做不完，工人们都加班加点，希望县里领导出面，请金陵金箔厂帮助我们办一个金箔厂，扶持我们一把。”
县委书记朱有才当场表态：“这件事我看行。国家号召县办企业扶持乡镇企业，花圃又是我国的金箔故乡，可以一举多得。好！我们回去做做工作，出一个文件，由金陵金箔厂帮你们办一个金箔厂。”
县委书记的明确表态，使花圃乡党政领导###不已。当天中午的宴会，是花圃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连濒临绝迹的鲥鱼都不知从哪儿搞来了一条。酒足饭饱后，送别的当儿，花圃乡党政领导再三恳求县委领导，帮助办厂的事务必不能忘掉。朱有才胸有成竹，不断拍胸脯：“你们放心！不要再说了！”
书记、县长回到县里以后，立即派人落实这件事。县委办公室主任刘道宏、政府办公室主任潘家宣、计经委主任黄亦山、工业局长钱仁德共同来到金箔厂，找到何大福，说明了情况，没想到何大福一口拒绝：“这怎么行呢？帮助花圃办厂，技术就会流失；质量很难有保证；效益也会分散。我身在金箔厂，在一国保一主，这事不能玩。”
“可这是县委的决定，你是共产党员，能不服从县委的决定吗？”县委办主任刘道宏脸沉了下来。
“可我更是一厂之长，我要对这个厂负责，对全厂职工负责！”
“那你肯定不执行县委的决定了？再说，这个厂是你私人的吗？”刘道宏质问何大福。
“虽然这个厂不是我私人的，但是组织上交给我来管，我就有责任将他管好。正因为对县委负责，我才不能执行帮花圃乡办金箔厂的指令。”何大福没留丝毫回旋余地。
四个人悻悻而回。
朱有才书记听到这个消息，脸色骤变。这件事如果不执行，那他朱有才威风不扫地？脸往哪儿搁？他立即召开了书记碰头会，迅速对这件事作了决定：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发一个会议纪要，责令金箔厂帮花圃办厂，由工交党委、计经委、工业局负责组织实施；金箔厂谁挡绊县委决定，就撤掉谁的职。
会议责成县长万庆彪、副书记丁山光前去金箔厂做工作，宣布县委的决定。
回来的结果没有大的变化：书记刘恒没有意见，但表示要听何大福的。何大福还是没有同意，他们建议朱书记亲自找一下何大福，做一下工作。朱有才想想也是，可能是何大福认为自己看不起他，这样的大事自己不亲自出马，可能也欠妥。于是，他带着县委办主任刘道宏赶到金箔厂。
这边，何大福知道此事不可能立马结束，他送走了县长一行人，立即召集车间主任以上干部会议，通报县委命令他帮助花圃乡办金箔厂一事。朱书记到时，他正在对干部进行统一思想口径的讲话，只听何大福说：“现在，除了我们厂内部对改革还会出现一些片面认识，需我们开展面对面斗争外，有些看法、有些意见、有些阻力也会来自上面、来自社会上、来自我们的直接领导，也需要我们开展面对面斗争。因此，我们厂各级干部都要有清醒的认识。我早就说过，对上级，我们应当特别尊重，‘下级服从上级’，这是组织原则，丝毫不能马虎。但是，对待上级的文件、上级的指示精神，我们也要站在改革新形势下进行正确的思考，站在企业根本利益立场上正确分析。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认真消化，全面领会，决不能听到风就是雨。特别是上级非正式决议性的决定，我们一方面虚心听，另一方面要独立思考，决不能乱了我们的阵脚，动摇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是经济实体，努力把企业办好，保证逐年提高经济效益，这就是从根本上服从和支持上级领导。因此，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见，千万不能随波逐流，见风使舵，左右摇摆。我们这样做，上级领导肯定对我们不满意，肯定要批评指责我们，甚至要查处我们。但是，我们也不要怕，对于社会上的议论，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人家说我们好，我们也不能昏头昏脑，飘飘然；人家说我们坏，我们也不能气急败坏，自暴自弃，无所适从。只要是我们认准的目标和集体讨论正确的决议，我们都要坚持到底，决不能怕社会上的闲言杂语，怕领导一时的批评指责。帮助花圃办金箔厂一事，我们既然已经顶了，就要坚决顶到底，任何人都不能松这个口。”何大福说着说着，办公室主任凑到他的耳朵跟前，小声说：“县委朱书记来了。”
“乌纱帽抓在手上干”（2）
何大福本想请朱书记到小接待室坐的，没想到朱书记直接走进了会场，说：“就在这儿坐吧！”他示意何大福也坐下来。他想借这个场合“教训”一下何大福，“何厂长，我来还是想做做你们的工作，帮助花圃办一个金箔厂。县委都决定了，你们要支持和服从县委决定啊！否则，大家都不好办。”朱有才书记拉开了话题。
何大福又说了一遍自己的想法和难处，表示不能办。
“你们这样不听话，可不行啊！”朱有才的口气硬了起来。
何大福回答道：“不听话？这话不能这样说吧？你们上级领导因为管的摊子多，对每个单位的表态可能对也可能不对，特别是领导心情好与坏、喝酒与不喝酒、今天与明天、这任与那任、这个与那个，讲话都可能不一样。我们跟风跑，跟不上。实际上，搞改革就是听党的话，上级领导将一个摊子交给我们，我们千方百计将企业搞好了，就是听你们领导的话，这是最根本的听话，也是最整体的听话，你怎么能说我们不听话呢？”
“何大福，我告诉你，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这是我们党铁的纪律，你这样不按规矩办事，这个厂长怎么当？”朱书记来火了。
“什么不按规矩办？我们不按照你们的红头文件办，就是不按规矩办？金东这么大，中国这么大，改革开放情况这么复杂，你们的红头文件要么很笼统、很原则、很粗糙，要么有特定内容，都必须结合企业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不能照搬照套。那种机械照搬红头文件的人，没有不失败的，处处事事等红头文件的人，唯唯诺诺服从上级的人更是注定要吃亏的。我们遵循经济规律办事，实事求是办事，就是正规。”何大福不急不慢地回答。
“你！你们太不上路了！”朱有才气得手发抖、脸发青。
“什么不上路？过去几十年习惯的做法，一突破就‘不上路’了，那还要改革开放干什么？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哪条路能把事情办成和办好，就走哪条路，这就是上路。时间、环境、条件、内容都是千变万化的，病万变药亦万变，不能因循守旧。搞改革开放，就是要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新路。不能说我们帮花圃办厂就是上路，不同意帮助办厂就是不上路，这话也太过分了吧？”何大福也激动了，情绪昂扬。
朱有才与何大福这一场对峙，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劝解。许多人都为何大福捏了一把汗，知道何大福这次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了。何大福也豁出去了，准备这次被摘掉官帽。
“何大福！我告诉你们，这次帮助花圃办厂，你们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这就是我说的！”朱有才态度十分强硬，一时气氛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朱书记！我早就告诉过您了，我的乌纱帽是抓在手上干的，不是戴在头上干的。如果你们真的要办，那就请你将我这个厂长免掉后，找别人去干不好吗？何必为难我呢？”何大福头一昂，也犟到底了。
“那好！县委可以考虑你这个意见，你等着吧！”朱有才说完，站起身就离开了会场。
朱有才并没有直接回县委，而是直奔“金箔酒楼”。这是金箔厂自己利用一块空地建造的一座小型酒楼，一方面招待客人，一方面对外开放。当时金东县条件还很差，“金箔酒楼”就算首屈一指，因此，朱有才经常来这里接待客人，十分熟悉。
“乌纱帽抓在手上干”（3）
“你打电话叫刘恒过来一下。”朱有才一跨进金箔酒楼的门，就对经理林萍吩咐道。
“好！我马上打电话，光叫刘书记一人来吗？不要叫何厂长一道来吗？”林萍追问了一句。
“不用！”朱有才脸色铁青。
林萍奔到另一个房间，给何大福打了一个电话，报告这边的紧急情况，并问怎么办？
“你叫刘恒书记照去，没有问题。”何大福态度明确。
不一会儿，刘恒来到了“金箔酒楼”302室，这是何大福和厂领导用来接待贵宾的包间。刚坐下来，朱书记便说：“何大福肯定是不能再让他干了，如果下掉他，让你干，你肯干吗？”
“感谢领导对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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