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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金山-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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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别看改革开放已经喊了十多年，但除了特区以外，内地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那一套，几乎没有什么大动作。企业的人、财、物全部控制在政府手中。何大福虽然敢闯敢干，高举“敢于改革，勇于创新”大旗，冲了不少“禁区”，也有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企业总的“掌控权”还是在上级主管局和政府手里，很多事情仍然束缚着企业的手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财权。企业取得的利润，无权支配，干什么都要打报告。如企业购买新设备，到哪儿买，买什么设备，多少钱买，要有一整套批准手续，要盖几十个公章，有时好不容易批下来，设备已经过时了。再如，何大福虽然壮着胆子搞点吃喝招待，但在财务制度上都是“违规”的，账务始终不好处理，常常挂着一大堆“纰漏”账，整天胆颤心惊地过日子。种种掣肘之下，不要说竞争力了，就连适应当时的特定环境也很难。就在那一阶段，多少国有企业、公有企业就这么倒在“血泊”中，再也没起来。
何大福决不肯这样倒下去，他要顽强生存下去。他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给工业局钱仁德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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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政府部门“争权夺利”（2）
县工业局转呈
县委、县政府：
中国目前企业的竞争有些不平等，必须纠正。据我匡算，现在我国有十多种不同经济性质的企业，这些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同一个市场上竞争，犹如一个鱼塘，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在一个塘里捉鱼，有人允许带工具，有人只准赤手空拳；有人捉到鱼有专人收购；有人只能自己到处卖；有人卖出来的钱可以自己得；有人卖出来的钱必须交给鱼老板。这种不合理状况令人无所适从，所以我反复提出要建立合理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
为了保证金陵金箔厂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了不使我们总是处在“犯错误”的边缘，我们恳请主管局和县委县政府批准我们在人财物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钱局长抓着这份报告，苦笑着说：“这样的大事，局里哪能做主？这事要县委、县政府点头才行！”
“现在中央不是反复讲要扩大企业自主权吗？你们为什么老是不敢动呢？”何大福焦急地说。
“我们政府部门能像你们企业瞎闯吗？中央虽然讲扩大企业自主权，但怎么扩大也没有一个具体说法，叫下面怎么搞呢？”钱局长像是解释基层政府的难处，也像是在诉苦。
“那你们既想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怎么行呢！”何大福满腔怨气。
“再看看吧，说不定上面很快有说法呢。”钱局长摇了摇头。
“不管了，反正我有报告到你们这儿了，批不批是你们的事，为了企业发展，我们只有豁出命来闯了。万一出了什么事，你只要作个证就行了。我已经准备好倒下去了，在改革开放中倒下去，我认了！”
离开钱局长办公室，何大福立即召开共产党员和班组长以上干部会议。在金箔厂，何大福常常这样不分昼夜随时随地召开干部会。他说：“干部、共产党员就是要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哪怕是夜里和老婆正在办事，听到通知也要立即停止，前来参加会议。”时间一长，大家也适应了，“闻风而动，雷厉风行”成了金箔干部的一个特色。
会上，何大福直接发问：“请问各位，有哪个能讲清什么叫计划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吗？”
在座的人都给问住了。有人说：“计划经济就是一切按计划办事，一切凭发票就是计划经济。”有人说：“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什么票都不要了，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有人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源通过市场的需要进行配置。”
“你们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但说得还是不明白。”何大福说。
“还是请何厂长给我们讲讲？大家欢迎！”刘恒提议道。
“大道理我也讲不清，咱们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在农村，哪家小孩结婚，发喜糖和抢喜糖，各位知道吧？”
“知道！”大家异口同声。
“好！我认为搞计划经济就像是一家办喜事要发喜糖，每人一颗或几颗，大家一样多，不能多发、少发、重发、漏发，严禁虚报冒领。搞市场经济就不是发喜糖了，而是抢喜糖。同样的喜糖往空中一抛，一大群人奋不顾身去抢，谁抢到就是谁的，不抢没有。不要小看抢喜糖，也有学问、有规矩：第一，哪里有糖哪里就有市场，人们的眼光就会瞄上去；第二，抢糖的人，必须放下身份，弯腰低头，奋力去抢；第三，抢到的就是你的，抢不到就没有；第四，没抢到的人不得再抢别人手里的糖；第五，抢的过程中，难免混乱一团，碰碰撞撞；第六，抢到的糖是甜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跟政府部门“争权夺利”（3）
话刚说完，干部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还真是这么回事！”有的说，“这下终于搞懂了！”还有的敬佩地说：“刚才七绕八绕讲了那么多，厂长一个比喻竟都搞通了！”
何大福笑了笑，继续道：“我们承认了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使当前社会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新形势和新特点：个体户的高收入动摇了低收入职工队伍的士气；开放地区的现行办法干扰了内地的一系列制度；物价的上涨影响了工薪阶层的正常生活；流通领域的暴利现象打击了生产领域的积极性；违法乱纪的猖狂混淆了广大职工的是非观念……这一切都反映到企业内部来。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干部如何看、如何干，确实是一个新课题。只有保持清醒头脑，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当前新形势面前，我们厂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现象，有些人‘看到个体户，想到万元户，实在憋不住，想辞职闯新路’，在厂里工作摇摇晃晃，或者‘人在曹营心在汉’；有些人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就伸手要这样要那样；有些人对厂领导开始蛮横无理，不服从指挥；有些人工作不负责任，整天东游西逛，牢骚满腹，这些现象对我厂都是不安定因素。”
“我们常说，全民单位能办到的事我们也要办到，乡镇企业能办到的事，我们也要办到。今后我们要添几句话：经济特区能办到的事，我们都要办到。为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我们的前途，必要时，宁愿超越现行法规也要干，上级不批准也要干，掉乌纱帽也要干！谁要是不确立这样的思维方法与立场观点，谁就要成为我厂前进路上的阻力和绊脚石。试问：当我们的企业被别人挤垮了，被市场吃掉了，你再说你正确、伟大、老实、正规、正派又有什么用呢？！”
说完，何大福在会上宣读了他早已撰写好的一份《 金箔厂各车间经济责任承包办法 》。这个“办法”明确规定厂部与各车间做到“五分开”和“五统一”。
“五分开”，即财产分开、人员分开、经济核算分开、产供销分开、分配方案分开；
“五统一”，即隶属关系统一、行政管理统一、银行账号统一、生活服务设施统一、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标准统一。
此外，对厂部和各车间、部门的职权义务，以及厂部和各车间、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宣读完毕以后，何大福说：“各单位对这个承包责任制组织认真讨论一下，如果没有意见了，召开职代会通过，立马执行！”
“这下好了，终于放开了！”“‘五统一’、‘五分开’清清楚楚，咱们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干了！”……参会的同志一个个面露喜色，纷纷热烈地鼓起掌来。
望着台下那热烈的场面，何大福反而沉静下来。他挥了挥手，大声告诫道：“解放思想，绝不是胡思乱想；改革开放，绝不是使人上当。我们一定会让搞改革的人不吃亏，但是大家也要牢记，改革承包绝不是自己多捞；放手放权，决不能乘机捞钱。我们每位干部都要站高点，看远点，决不能承包年把年，手上捞两个钱，管他来年不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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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八级工资制”（1）
扩大企业自主权，最核心的是三个权，一是人事权，何大福已经斗出了一片新天地；二是财权，何大福也已“未婚先孕”，在金箔厂全面干了起来，至于今后是福是祸他也不管了；三是分配权，这个关还没闯过。
工资奖金平均主义大锅饭，在我国已经实行了几十年。工人八级工资制；行政干部一级至二十四级工资制，全国一个样。劳动部对全国职工的工资一杆子管到底，各级组织和企业是无权在这个问题上“越雷池”一步的。
何大福在计划经济时代，担任政工科长，正好负责人事劳资具体工作。他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工资制度可以“倒背如流”。化工厂一千多名职工，每人什么级别，拿多少级，他都“一口准”。十年浩劫，国家经济困难，十多年不调资，在企业里，爷爷、儿子、孙子拿同样工资不稀奇；师傅是二级工，徒弟也是二级工，徒弟的徒弟还是二级工。1971年和1973年，国家曾经下过文件，给企业调资，调资比例为2％，100人中调两个。化工厂1000多人一共才调22人，闹死了，打了好几架。全厂职工学文件一个月，酝酿一个月，评议一个月，再来组织研究，上级报批三个月，总共花了半年时间，最后22人升级，每人只加了八块钱。调上资的人虽然笑了一阵子，但在企业却越来越孤立，干什么事都有人嘲讽：“你多拿钱了，这活你去干，这苦你去受！”由于“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的“大锅饭，养懒汉”现象十分突出。改革开放好多年了，何大福早就下定决心要在工资奖金分配制度上来个重大改革。因为，金箔厂同样存在着“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围着领导身边转的，围着转的不如捣蛋的”现象。
可是，当何大福将这个想法与刘恒先个别通气的时候，却遭到了刘恒的极力反对。刘恒代表的是金箔厂老一辈金箔工人们的心声。改革开放前，金箔厂这样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没有什么国家干部可言，企业所有人员都是实行“计件工资制”。由于金箔行业凋零，工人干部日子极度困难。粉碎四人帮以后，金箔厂通过多次打报告，执行企业八级工资制度，从此改为固定工资制，职工情绪一下子稳定多了。刚刚才稳定了几年，何大福这回又要提出工资奖金制度改革，刘恒当然不能理解。何大福风一放出，刘恒就“传达”到一些老工人中间去了，致使老工人都背上了思想包袱，闹情绪。没办法，何大福只得忍了下来。可是，多数干部职工又叫着要改革分配制度，特别是实行了经济责任制承包以后，要求“联利计奖”的呼声越来越大。何大福最后还是耐心做好刘恒的“思想工作”，并且在刘恒面前承诺：“改革分配制度保证照顾老的，鼓励小的，奖励肯干的，处罚偷懒的。如果实行新的分配制度，老弱病残拿不到现有的收入，厂里保证补足。”这个承诺解决了刘恒等一大批老弱病残者的“心病”，新的分配制度立马在金箔厂全面实施。
何大福设计的新的工资奖金分配方案，就是所有金箔厂干部职工将现有的八级工资标准全部放进档案里，不再理会，只有两种情况才会有效：一是退休，按档案工资核算退休金；二是调出金箔厂，行政介绍信与工资单一同带走。除此之外，全部执行新的办法。这新办法就是车间主任以上干部实行基本工资、职务工资与“联利计奖”工资制；工人全部实行“计件工资制”；工程技术人员全部实行职称工资加成果奖励工资；后勤服务人员实行岗位工资加效益奖励制。所有人员都实行“你想干什么就让你干什么”的新岗位分配制度，工资奖金就遵照上面原则由厂里与其本人“协商”，愿拿愿付就签订协议执行，这个“协商工资制”后来被江南省劳动厅总结扩大到全国流行。书包 网 。 。。 想看书来
废除“八级工资制”（2）
不料，金箔厂自己推行的“内部经济责任制承包方案”和“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却触动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最敏感的“中枢神经”，遭到自上而下的政权部门和全社会保守势力的“谴责”和“打击”。首先是当地的县劳动部门，代表政府，发了一份批评通报，还以“红头文件”正式文件下发到全县各行各业，严肃指出：“金陵金箔厂在工资奖金分配上严重违反国家规定，我行我素”，其次，是指派职能部门对金箔厂的“工资计划”不予审批，处处刁难，每月何大福都要亲自出面，提出按老基数批才能拿到计划。其实何大福制订的新工资方案，并不比原来的基数高，但县里认为只有老基数“正规”。
何大福想，这个问题如果不来个大的突破，金箔厂的发展必将会受到制约。因为金箔厂要发展，工人干部的积极是第一位的，而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因素，“思想工作，行政手段，经济杠杆，组织措施，法律武器”，样样不能少。
于是，何大福也写了一个“反通报批评文章”，按照劳动局所发的单位，全部又发一遍。
在文章的最后，何大福写道：县委、县政府领导早就表态说支持我厂改革，允许我厂做改革试验田。我们清楚知道，这不过是县领导的态度而已。实际上，金箔厂现在的工作更加艰难，受到的方方面面压力更加大，有的人动不动用“金箔厂与县委、县政府对着干”的帽子扣我们，用“何大福目中无人，骄傲自满，现在可不得了”的棍子打我们，搞得我们无所适从，县劳动局宁劳政字（ 91 ）64号和（ 92 ）45号文就是一个典型的扣帽子、打棍子例证。作为一个政府部门，与企业发生的各种问题，有什么不能协商与交换意见呢？为什么非要用背后打报告形式呢？请问：我们厂今年产值可能突破亿元关，税收要超历史，究竟是不是与县委、县政府对着干？
何大福公开与县劳动部门对抗、叫板，引起了一片哗然，反对声铺天盖地，内部一些人“匿名信”到处发；外部的人有权力支持金箔厂这样干的，认为改革了，企业应当有这个自主权；也有人到处责问：“金箔厂这样胡乱瞎来，县里到底管不管？”
劳动局提出不敢管了，有人提出到纪委，纪委回答说：“我们的任务是查贪污违纪，这方面上面还没有什么特别指示精神。”有人提出到检察院，检查院回答道：“企业内部分配，只要是公开的，经过职代会通过的，都不作为经济案件立案查处。”
就这样，金箔厂的分配办法，在当地成了“糊涂的分配”。领导讲话，何大福不听。领导想下掉何大福，又怕金箔厂搞垮下来难收拾。就这样，“糊里糊涂”一直干到国家对企业整个分配的放开，干到“年薪制”的出台。
让企业家“”起来（1）
悬崖上生长着一颗小树，被一块巨石压在下面。多少年了，小树弯弯曲曲，成长很慢。
有一天，这块巨石被移走了，这颗小树直接承受阳光雨露，开始茁壮成长。
很多人喜欢这样讲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事物的成长故事。
改革开放了，何大福拼着命七砸八砸，硬是把套在金箔厂头上的种种枷锁给砸开了，金箔厂从此焕发出勃勃生机。各车间通过“划小核算单位，经济责任承包”，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打箔车间实行四个龙头竞赛，你追我赶。黄金消耗以往每万张200克左右，现在每万张只有180克了，得到黄金节约奖，何大福一次发给他们两万多元，而且是直接发到员工手上，每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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