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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金山-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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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在金箔厂首届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大会上，何大福总结引进申怀忠的成功范例，讲了如下一段话：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个人专业与集体智慧相结合，是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唯一的光明之路。
知识分子必须要懂得：（ 一 ）有知识要学会运用，工厂需要的不是文凭，而是有用的人才。（ 二 ）要到群众中吸取营养。（ 三 ）不搞文人相轻，要依靠集体综合功能。（ 四 ）要淡化“官”念，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 五 ）知识要不断更新。（ 六 ）要艰苦奋斗。
申怀忠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愿我们的企业涌现出更多的申怀忠！
“干出成绩是你们的，干出问题是我的！”（1）
何大福在金箔厂“横冲直撞”，口号是“坚定不移走改革之路”，打出的旗帜是“振兴金陵金箔”，加上他又是“一把手”，弄得李雄关一伙反对派也无可奈何。一方面厂里的大部分职工和外来的新兴力量都跟着何大福走，另一方面何大福也确实使金箔厂“起死回生”了，继1984年圆满完成了天安门四十万张金箔的“政治任务”，得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锦旗表彰之后，整个金箔厂步入了良性循环轨道，职工中群情激昂、意气风发，生产工作蒸蒸日上。1985年国庆节前夕，何大福又策划了一场职工书法展览，他亲笔书写了一个条幅：“希望之路”。四个遒劲饱满的颜体大字，贴在书法展览的榜首。这几个大字虽然不能跟名家书法相比，但是对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氛围的小作坊企业来说，却是“惊世骇俗”。职工们看到这幅书法，佩服道：“想不到何书记还有这两把刷子！”何大福笑着，玩了一把幽默：“哈哈，原来三把呢。从化工厂调过来，丢了一把，现在只剩下两把了。”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都说：“这下金箔厂真的有希望了！”
可是，李雄关一伙还是不肯改弦更张。严重的个人主义作祟，使他们很难从内心深处融入到这场改革浪潮中来，成了新时代的“智叟”。他们自己不当演员，不当球员，却热衷于当观众、当裁判。何大福前进路上每有动作，都成了他们这班人“评头论足”的“目标”，一有机会，他们便射来一支支冷箭，令何大福防不胜防。
1985年底，金箔厂又进了一个人。此人是一名大专生，后来成为金箔厂的副厂长，名叫杨春。他原来是分到金东县另外一个工厂去的，得知“金箔梁山聚好汉”，硬要闹着投奔金箔厂。人事部门本来都是随手划划的，当即同意了。对于这位金箔厂有史以来第一位分来的大专生，何大福如获珍宝，立即将此事排在当年金箔厂十大新闻头一条，何大福对杨春更是培育有加。先是放在生产车间学习锻炼了几个月，要求他掌握生产工艺、操作流程、规章制度、管理办法；接着便安排他在管理科室，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实习；实习结束后，何大福安排他在供销科任副科长，负责原材料采购。那时马国富已近退休年龄，何大福有意让杨春接马国富的班。
当时的中国，所有物资都还“紧缺”，买物资要请客送礼，跟后来买物资“拿回扣”完全是两码事。那阵子，杨春磕头作揖为厂里买这买那，尽职尽力，干得还不错。开始，厂里有人担心他年轻没经验，怕他干不好，后来见他干得不错，大家都不再作声。何大福认为他文化高、脑子灵，又有积极性，本意是让他锻炼锻炼看看。结果，杨春很快适应了，何大福也高兴。
谁知，杨春却干了一件震惊全厂的大事，让金箔厂稍显平静的局势又突然紧张起来，也让何大福刚刚宽松了一点的生存空间再次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
杨春到外面采购辅助材料，有时人家闹着请客吃饭，他只得照办。花钱不多，二十元、三十元。有时为了求人办事，带点土特产，也是花钱不多，二十元、三十元。可时间一长，出差补助费不够抵冲，竟积累了二千多元亏空账，财务报销不了，杨春个人工资也不够贴。这样，财务借款超期还不了账，这下急了！偏巧，厂里维修打箔机多余下来一些废钢废铁和其他车间剩下来的一些废纸废料，被一个收废料的收去了，正好价值有2000多元。杨春心想：我买东西花钱也是为公家，这废料收入也不用走大账，两相抵冲，正好，简直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最佳办法。他将这个意见汇报给马国富科长，马科长说这件事要向何书记汇报。杨春说这件事有什么汇报的？科里有权进行调剂处理。马国富想：反正你是何大福的红人，随你怎么处理吧。结果此事就这么办了。谁知，俞芳得知此事后，认为这是严重违反财务制度，立即向厂领导作了汇报。 。 。。 想看书来
“干出成绩是你们的，干出问题是我的！”（2）
何大福认为杨春这样擅自抵冲招待费的做法确实违规，是错误的，但主张内部“消化处理”。
李雄关、王志宏几位却不同意这种“内部处理”的办法。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必须送交司法机关。
何大福对他们说：“青年干部刚上来，对违反财务制度的后果还不懂，我们一方面要查处他，另一方面要帮助他。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批后备干部来。再说，这件事他也是为了厂里，没有进个人腰包。”
李雄关说：“他说有2000多元请客送礼钱无处报，谁证明？没有证明就是贪污、私分材料款。”
这边何大福拖着慢处理，那边李雄关一伙紧锣密鼓动了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何大福包庇犯罪分子的铁证，必须抓住机会，斗个你死我活。
李雄关、王志宏、曹庭串通了六七个中层以上干部，由“汤谋士”执笔，写了一封揭发信，寄到金东县四套班子和公安局。这封信寄出后，很快就有了“回音”，说这个领导、那个领导都批示了，要严肃查办。李雄关一伙得意忘形，频频相约喝酒，聚众生事起来。
金箔厂形势顿时严峻。何大福面对李雄关一伙的猖狂气焰，采取了“以守为攻”的策略。那阵子，他什么话也不多说，冷静地对各个车间主任说：“人家忙造反，我们搞生产。”
杨春真的被公安局抓走了！那时候，国家规定：贪污2000元以上必须抓人。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是何大福多年的老朋友，经常一起喝酒吹牛。可是一遇“例行公务”，这位副局长“脸一翻，认不得张三”。抓杨春这天，他找到何大福，出示了拘捕证，尴尬地笑了一下：“例行公务，对不起了。”便指派何大福通知杨春。不一会，警车在厂区“呜呜”叫了几声，戴着手拷的杨春便被警车带走了。
何大福望着警车绝尘而去，呆立在那儿，半天没移步。李雄关一伙满面春光，得意洋洋。围观的职工们，一会望望何大福，一会瞧瞧李雄关，搞不清他们到底谁对谁错？
当天晚上，何大福一夜没合眼。半夜里，他爬起来，在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吃饭不干事，平安无事；吃饭想干事，事事有事。俩事选哪事？我选干事！”他想了很多很多。首先怪自己，为什么事先没跟杨春讲清楚？现在让他去吃这个苦！然后也怪杨春，这么大的事，事先也不报告一下，报告了劝导一下，不就没有这事了吗？他也怪李雄关一伙，要不是你们联名告状，哪有这么大风波？他也怪金东县领导，这点事也不能宽容一下？非要用这种办法来处理？他更怪这个穷厂，连这点请客吃饭的权力也没有，钱也没有，弄得一班干事的人事情要干，开支却没有地方出……现在，事既然已经碰上了，只有认倒霉了……不过，怪这个怪那个，杨春怎么办呢？他还关在看守所里，他在那里怎么样？听人说，大太阳灯照着，几个干警轮番审讯，二十四小时不让休息，让他神经恍惚交待问题，他吃得消吗？这个时候，我不去救他，谁去救他？不救他，人们怎么看我？你说干出成绩是大家的，干出问题是你何大福的。今天出了问题，你在干什么呢？怎么闭嘴了？
想了一夜，何大福决定豁出命来也要营救杨春。一早起来，他就直奔钱仁德办公室：“杨春这件事，不怪他，怪我。他不懂财务制度才那么干的。恳求局长出面救救杨春。” 。。 。。
“干出成绩是你们的，干出问题是我的！”（3）
钱局长理解何大福：“关系到经济犯罪的事，谁都不敢说话。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只能出面找领导反映反映！”
找完钱局长，他又去找公安局长，说：“上面规定2000元抓人是不错，但杨春没上腰包贪污啊！他是为厂里办事抵冲账的。”
局长对他说：“你讲的情况我清楚，可是这件事是县里几个领导都批示的，不抓不行！”
何大福只得直接找到万庆彪县长。没想到，还没开口，万县长倒先开口说道：“是为犯罪分子说情来了吧？”
“什么犯罪分子？杨春属于违反了财务制度，他的钱没有上腰包，没贪污，怎么说他是犯罪分子呢？”何大福辩解。
“公安局都查过了，他请客送礼的证据都没有，也没有领导批准，私自行为就属于贪污。”万庆彪反驳。
“怎么没有证据？我就是证据。他请客送礼的事，我都知道。”何大福说。
“那你批准的手续呢？”万庆彪问。
“当时忙，没来得及办，现在我来补办。”何大福说。
“迟了，现在已来不及了。我劝你不要再到处找人求情了，这样影响很不好。最近我们和工业局、工交党委领导碰过头了，说你这一年多工作干得很不错，准备提你当工业局副局长，万一传出去说你包庇犯罪分子，会影响你的前途的。”万庆彪对这个老部下一直很关心，也很有愧意。何大福跟他二十多年，他都当县长了，何大福还仅仅是个股级干部，有点对不起他，想借机提携他一下。
“当副局长？我现在不想了！我只想请你们放掉杨春。我在厂里对全厂都说过，干出成绩是大家的，干出问题是我何大福的。如今真的出问题了，杨春被抓进牢房了，我却在外面逍遥自在，而且还要提拔当副局长，我怎么能心安理得？我怎么向全厂职工交待？职工说我讲话不算数，对我不信任了，我怎么干得好！”何大福一股脑儿对老领导吐出这段话时，眼里全是泪水。
万庆彪感动了。他为这位老部下的高尚情怀而骄傲。何大福跟着他在化工厂干了十五六年，那时他万庆彪也是只想到工作，对他用得多，关心少，何大福从没有怨言。可今天，他竟为一名青年大专生这样大声呐喊，真是感人至深！
三个月后，杨春被免予起诉释放了，具体原因不明，可能是公安局认定杨春没有贪污上腰包，可能是何大福四处求救起了作用，可能是万庆彪、钱仁德一班县局领导从中说了话，也可能是政策有所宽容。总之，杨春是放了回来，而且没戴任何限制使用的帽子，只带着领导一句话：“今后要注意点。”
何大福升任副局长的“红头文件”没有下来。但他却被人们誉为敢于仗义执言的一条汉子，各路英才如过江之鲤，直朝金箔厂涌，不几年时间，金陵金箔厂成了有200多名大专以上各类人才的“高地”。
“是你们请我来讲的！”（1）
金陵金箔厂在何大福的带领下，闯的“纰漏”越来越多，企业的经济效益却越来越好，企业也越来越有生气，在当地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必议的话题。许多企业纷纷要求工业局出面，组织全县工业系统干部集中起来，请何大福讲讲，介绍他们办厂的经验。当时全国都在贯彻###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指示精神，聚精会神抓经济建设。工业局领导认为这个建议请求很好，可以借机推动全县工业发展。但一想，也不能光叫何大福一人出面介绍，应该找两三家一起来介绍发言，还要请县里几个领导都来做做指示，上上课。他们这个想法得到了县委、县政府的批准。于是，县工业局与县委党校合办的一场工业系统干部培训班就组织起来了。
何大福接到介绍发言的任务，愉快地答应了。他想，这样也好，一方面可以对全县工业有个促进，另一方面将金箔厂的有关想法、做法跟大家汇报汇报，可以让大家解除误会，不再对金箔厂存有偏见。于是，何大福经过认真思考，精心准备，拟了一个提纲，列出很多事例。可以说，这是何大福一生中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发言。当时在金东县全县上下，特别是秘书班子的成员，广为传颂何大福的一句名言：“我们这些当秘书的，老是写稿子给领导做报告，什么时候我们自己写稿子自己做报告！”直到何大福到金箔厂上任后，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不管单位大小，反正能自己写稿子自己做报告了！今天，何大福还能自己写稿子，在全县工业干部面前做报告，怎不令他激动不已！所以他非常重视这次发言。
何大福始终认为，改革开放关键在于人们的世界观转变，特别是各级干部的世界观转变。工业局这次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参会者主要是工业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和后备干部，所以，何大福的发言题目就叫：“论在新形势下培养和锻炼一大批新型干部人才问题”。
轮到何大福讲课的这天，县委党校能容纳一百多人的教室里座无虚席。开始，所有主持的领导，包括党校教职员工，谁也没在意此次上课，以为跟一般请人上课一样，走走形式，“学员”听听拉倒。谁知何大福讲着讲着，教室里叫好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吸引了党校其他课堂学员和党校职员一起挤进来站着听，最后连教室外的所有窗口都站满了人，校长也闻讯挤了进来。
何大福讲的是人们闻所未闻的关于干部培养任用的新观念。
何大福说道：“当今社会里，能当一名厂长，应当说，这无异是非常光荣和值得自豪的事。厂长的位置是多么令人向往、令人追求、令人羡慕。厂长们有职有权、有车坐、有楼住，许多方面还有特殊，工资待遇也是最高的。厂长既是企业最高行政领导者，又是企业的法人代表。正因为厂长的位置有这么多吸引人的地方，所以想干厂长的大有人在，简直就像公共汽车上的座位一样，有个人下了车，让了座，马上就有人顶替坐上来。这确是一个可喜现象，说明我们现在的干部队伍后继有人、蒸蒸日上。但是，我们中间许多同志包括已在任厂长的同志并不一定都清楚，作为一名厂长，你知道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吗？你知道责任有多大吗？你知道厂长的素质应该有多高吗？商品竞争激烈异常，你知道时代要求厂长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吗？很多东西，如果不说出来，大家以为现在的厂长，什么人都能当，谁当都能当好，如果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真是在开玩笑了！为了把我们的企业办得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子孙后代都能吃上康乐饭，现在就得把我们的干部标准提高一步，把我们的厂长培养成‘会经营、会管理、会用人、会办事、品行正’的高档人才。一个企业的厂长关系到企业的命运，厂长是企业兴旺或者衰败的标志。厂长肩上的担子千斤重，身上的责任相当大，素质要求相当高。在一个企业里，厂长是一面旗帜，什么颜色，是红旗还是黑旗，厂长就是象征；厂长又是一名号手，什么行动，是冲锋号还是撤兵号，厂长就是号音；厂长又是一名舵手，什么航向，是左还是右，厂长就是指南；厂长又是一个火车头，什么马力，开向何处，厂长就是开足的蒸气机；厂长还应是一块磁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周围金属都要被其吸引。治国需要政治家，打仗需要军事家，演唱需要艺术家，发展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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