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悬案-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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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法，哪一种罪过更大，是吝啬还是淫乐呢？”
　　“是淫乐。”汤若望毫不犹豫地回答，“尤其是对地位高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因为这是一种恶劣的榜样，所引起的祸害更要多更要大；况且这两种罪恶中，淫乐也是更危险的。”
　　皇帝略一思量之后，就点头默认，并请求玛法常来向他进谏。他令人立刻款待玛法，表示自己的歉意和谢意。
　　要不是汤若望本人道德高尚、纯洁无瑕，这样的责难和进谏福临绝不可能接受。
　　汤若望的进谏当然不止于此，他还进劝说：皇上对臣属应持慎重缄默态度；不应当把时间消磨在嬉戏俳优身上；皇上应当节制凶野的游猎骑驰，对火器应慎重小心，尤其对欧洲的枪炮，因为皇上对这种兵器夙无训练，极易发生意外致受误伤等等。汤若望的进谏甚至涉及到仁政君德，他向皇帝进劝：在严厉的国法实施中，要存一番深仁宽厚；对百姓要怀一番如父如母的爱护；对国中大小官吏要宽严合度多加体谅等等，颇具中国封建士大夫提倡的仁政王道的意味。
　　汤若望自己也以身作则地在具体事件上对福临施加影响。
　　一天，喜爱游猎的顺治帝突发奇想，要在长城以北组织一次最大规模、如同出征打仗一样的围猎。这消息一传出去，小官吏、兵丁和平民百姓无不悲愤，一时间怨声载道。物价腾贵下生活艰难的人们，无法承受再加一层的皇差的沉重压力了。汤若望于是出城直到南苑，亲自求见皇帝，不绕弯子，直言进谏。福临听从了，游猎之举作罢不说，还向那些清贫的下级官吏和兵丁们发下一批赏银。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南方战事失利，北京流行天花，又逢旱灾饥馑，汤若望进言发国帑广施赈恤，于是顺治帝发下四十万两赈恤银。次年六七月间连日暴雨，京城内外积水泛滥，淹没许多贫民房屋。又由汤若望进言，顺治帝下令，政府拨发救灾银，八十万两用于城内，二十四万两用于郊区。
　　当追究敬谨亲王尼堪衡州阵亡之败时，有二百余名八旗将领负有责任，论律当斩。朝中没有一人敢为这二百人恳恩求命。惟有汤若望向皇帝上奏以营救他们。顺治帝本心也想宽大处理的，但他是满洲后辈，不敢轻易改动祖上传下来的严厉的军律军规，有汤若望这样地位崇高的钦天监的天算家出面讲情，可以说代表着天意，他也就放心大胆地赦免了这二百人的死罪。

　





　　　

　


天主、喇嘛与禅宗（4）


　　汤若望的这些行动，不断地提高着他在朝廷上下的威望。顺治帝对他的异乎寻常的礼敬和宠信，更增加了他作为客卿的分量。
　　汤若望获得特许：他的所有奏折，在任何时间，无论皇帝在什么地方——宴居的宫室，或母后处，或游猎苑囿中——都可以亲自呈交皇帝之手；
　　皇帝免去汤若望的三跪九叩之礼——这种特殊优待，朝廷里只有特别尊贵而年迈的郑亲王等极少数人才能享有。
　　皇帝赐汤若望号为“通玄教师”，将他的官位由太仆寺卿升太常寺卿，再加官通政使，一直升到正一品，甚至给他的父母和祖先都追封了官爵。
　　最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对汤若望的信赖、依恋、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是任何人都无法达到的。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正月三十日，按中国的算法，是福临的二十岁整生日，这样的万寿节应普天同庆，是朝廷的大节日，要举行大朝会和宫内外的盛宴进行庆贺。过生日的福临竟宣布，他要在汤玛法家过他的寿诞。于是盛大的寿筵与百官的祝贺就在汤若望的住所进行，蔚为奇观，也传为奇谈。
　　人人都知道，对福临而言，汤玛法是无可替代的。那么，在义父、义女、玛法、孙子之间，仅仅是令人感动的脉脉温情吗？大概不是。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也决定了这不可能只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友谊。
　　就福临母子尤其是皇太后而言，是承继了皇太极以藏传喇嘛教联络和控制蒙藏民族的故智。南明永历朝的太后、皇后、太子及总管太监和许多朝廷大臣，都是天主教徒，永历帝本人的宗教倾向也就可以猜想。大清朝廷优待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意味着对天主教的承认，是向南明永历朝所做的招抚姿态。至于是否通过汤若望和他的天主教力量，与南明政权私下接触进行劝降，不见史料记载。但为了实现政治目的，此类幕后活动却不是不可能。历来如此，古今同理。在永历朝军事上失败已成定局的顺治十六年（公元1660年）以后，汤若望就被福临母子冷落了，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从政治作用着眼，玛法已经大大贬值。
　　汤若望依然自我感觉良好。他的所有工作、他的一切努力，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使天主教普及到东方，使中国也像欧洲各国一样成为天主教国家。他借助天文历法的渊博学识在朝廷站住了脚；他以完美道德品行和感情获得了福临的心；他努力以自然宗教和道德为基础，将天主教的教义建于其上，企图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引导皇帝入教。皇帝如果能够成为教徒，那将是把中国、把东方纳入天主教范围的捷径，那也将是汤若望为他的罗马教廷立下的最辉煌的功勋。
　　只有后人才能看清楚，汤若望的成功很短暂，也很有限。
　　满洲信奉的萨满教，是一种崇拜自然神和祖先的原始宗教，因为它崇拜多神，也就决定了它并不保守排它而能接受外来宗教。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萨满教甚至在自己的祭坛上为佛教、道教留下一席神位。所以，当皇太极为了维系蒙、藏而引进喇嘛教时，萨满教也接受了它。
　　福临的生母、嫡母和庶母多是蒙古人，所以清朝入关之初，从宫廷到民间，喇嘛教传布已相当广泛，大喇嘛甚至能列国王仪仗招摇过市。满蒙的传统宗教对顺治帝这个满蒙混血儿不可能没有影响。汤若望坚持不懈地屡次上奏，反对皇帝对他称之为邪教偶像的溺惑心理，反对用大量金钱为喇嘛修庙建塔。他的主张得到朝中汉臣士大夫们的支持，也就触动了具有清醒头脑的孝庄太后和顺治帝。
　　福临身为世界上最大国家的皇帝，自然是各种宗教争夺的最大猎获物，想把他收罗门下作为教徒的，不止汤若望一个。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来自雪域西藏的神王达赖喇嘛在三千名喇嘛和三万名蒙古人的护送下，将要到北京来，除了想用神奇的法术感召人们信奉喇嘛教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心愿就是收皇帝当他的弟子，他做皇帝的法师。
　　汤若望联合洪承畴、陈之遴等汉大臣，首先以“皇上为天下国家之主，不当往迎喇嘛”为词，制止了顺治帝亲自赴边外迎接达赖的计划；又以“上天垂象，诚宜警惕”的谏劝，降低了接待达赖喇嘛的规格。达赖喇嘛入城式极为盛大，皇帝却并未亲迎，只派了他的哥哥承泽亲王硕塞出城接驾；皇帝本人只在南苑大殿中等候，从宝座上立起，向这位入京觐见的法王伸手一握，表示亲敬，并在右面亲王行列中指给他一个座位。
　　达赖喇嘛在北京受到优厚的待遇和崇高的礼敬，但是这位法王活佛最重要的心愿却落空了。皇帝没有拜师。汤若望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客观地说，天主教与佛教为争夺顺治帝的第一次较量，双方都未能获胜。相对而言，汤若望得势得利稍优。
　　六年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佛教第二次与汤若望争夺顺治帝，汤若望却完全失败了。
　　因为这次汤若望的对手不是远来的和尚，而是历千余年，已经与中国本土习俗、儒家学说结合得十分完美的禅宗佛教。
　　因为此时的福临不再是一个好奇单纯的稚子，已经成长为更加自尊、独立的青年君主，经过多年的读书学习、刻苦钻研，他醉心于汉族传统文化，已完全认同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

　





　　　

　


天主、喇嘛与禅宗（5）


　　汤若望为什么会失败？以下简单比较。
　　汤若望以顺治帝的道德教师自许，对福临的失德处，总是不客气地进行谏正劝阻，总是令福临感到自己有缺失，有弱点。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乃是规律，至尊至贵的天子福临，对逆耳之言心里到底能接受多少，又能接受多久，都很难说。
　　而禅宗佛教的高僧，一见福临的面，就称他为佛心天子，并断言说：“皇上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信仰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
　　这样甜言甘语的揄扬，怎不令福临听了顺耳舒服？他很愉快地接着高僧的话头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如今每到寺院，见僧家明窗净几，总是低回不忍离去。”
　　高僧立刻顺竿爬：“皇上夙世为僧，未曾忘却习气耳！”
　　与汤若望相比，佛门高僧不是更能抓住福临乃至人类都存在的爱听顺耳话的虚荣弱点吗？
　　其次，福临博览群书，深入到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渐入佳境，越来越痴迷。禅宗的高僧们，无一不是大师级的饱学之士，不但佛学精深，诗词书画素养也都出类拔萃。福临和这些高僧在一起，可以谈诗论赋，可以评说当世文人文风，可以向高僧们背诵《赤壁赋》《离骚》等名篇而获得他们由衷的惊叹和赞美，甚至可以跟他们借谈禅而说《西厢》。就连临帖学书法，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当福临自显本事，濡染大笔，连书数幅大号的“敬”字时，高僧赞不绝口。福临很得意地搁笔，拿了最后一幅给高僧看，问道：“这幅如何？”
　　高僧笑道：“此幅最佳，乞皇上赐给。”
　　当福临连说“不堪不堪”之际，高僧已从福临手上轻轻拽了去，连连致谢说：“恭谢天恩！”
　　而汤若望对这种传统文化的美妙境界无动于衷，很难理解。传史庄骚、唐诗宋词乃至《西厢记》《牡丹亭》，对于他所具备的汉语汉文程度来说，都太艰深了。一次朝廷的大宴会之后，福临留他的玛法在宫中交谈许久。汤若望临行时，皇上拿出两把他亲手绘画的扇子，亲自按上鲜红的皇帝御印，作为礼敬赐给他的这位师友。在侧的大臣们都非常眼红，汤若望却毫无感觉，并不认为这与平常赏赐的衣物食品有什么不同。后来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他：这比二千两银子还贵重得多。如此点拨，汤若望还是不开窍。
　　俗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汤若望因此又失去了一片大大的地盘。
　　再有，汤若望寡不敌众。福临从第一次认识禅宗佛教高僧聪性、不断召他入宫谈禅开始，临济宗的高僧及其门徒们就接力赛般陆续来到皇上身边，如浙江天目山的住持玉林通，通的弟子茆溪行森，以及木陈道。他们都以渊博的佛学和高深的传统文化素养，使福临大为倾倒。汤若望以一人之力怎么能敌得过这些高僧们的传递而进？喜新厌旧的人类通病导致了汤玛法日益受冷落。
　　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福临本人。他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在这一时期不断发生变故、不断受到打击，他敏感而脆弱的心灵已经难以承受，他要寻求解脱。禅宗佛教那些圣洁的、超凡脱俗的境界，神秘而富有诗意，对他有极强的吸引力。而在强调君主的道德、强调君主的责任的汤若望那里，他永远也找不到解脱感。
　　福临最终还是落到了佛教禅宗手中。
　　但他又不是个纯粹的佛教徒。
　　各种宗教争先恐后地要在年轻的皇帝脑子里打上自己的印记。福临身上于是兼而有萨满教的迷信、喇嘛教的神秘、天主教的道德观、禅宗佛教的解脱和觉悟。这些宗教对他的影响都是难以磨灭的，与他的生命相始终。这样，他对世界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就经常处于激烈的矛盾和深深的困惑苦恼之中。对于福临这样具有多血质气质的年轻人来说，这实在是一重灾难。
　　汤玛法总是责怪那帮僧徒使皇帝成为傀儡并排斥了他和他的天主教。他总以为他是有可能引导福临入教的。他其实一直没有明白，作为有两千年不间断的传统文化的中华帝国的皇帝，福临不可能入天主教。
　　天主教的主要则律——教徒必须遵守的摩西十诫，除了不偷盗、不陷害人、孝敬父母、守安息日等一般性的戒律之外，最重要的有关宗教信仰方面的戒律，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皇帝，是无法遵守的。
　　比如第一戒，只信上帝，不信任何别的神。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逢山拜神见庙烧香。中国的仙佛神圣妖魔鬼怪，大概也算世界各国同道中一支最庞大繁盛散漫，最杂乱无章的队伍了。除了天下通行的释、道、儒三教中祖师爷和下属的数不清的神圣仙灵，又有历代忠臣良将孝子烈女死后成神，还有各地的土著神，更不用说那成千成万种精怪妖鬼。没有人能弄清它们的确切数目，因为人们随时随地地又会杜撰出一些新的神来大显灵异，招得信徒虔诚礼拜，烧香祷告。让这样一个民族抛弃陪伴了他们数千年的无数根精神支柱，只相信一个上帝，谈何容易！就是福临本人，也很难完全驱逐掉萨满教、喇嘛教和佛教对他自幼产生的影响，何况他周围是这些宗教的汪洋大海！
　　又如第二戒，不得崇拜偶像。
　　这是更难做到的事情。因为中华民族特别重视传统，祖先崇拜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祭祖扫墓，无论贵贱老少男女都视为家族人生的大事。皇家尤其崇敬祖先，历代皇帝，也包括福临在内，无不把祖先神化、仙化，无不把祖先灵异的天子气作为自己占有江山社稷、受命于天的最有力的依据；所以，他们都会追封上三世上五世，大建祖陵。从秦始皇到汉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留下了多少皇陵？立了多少功德碑？谁肯为了入教而弃祖宗于一旦？

　





　　　

　


天主、喇嘛与禅宗（6）


　　还有一条叫福临难以接受的，那就是第六戒：不得邪淫。
　　福临与汤若望有这样一段对话，那是在汤若望向顺治帝进行宗教讲授之后。
　　福临问：“上帝的律则、天主教的十戒，是否要帝王们也和其他人们一样地遵守奉行呢？”
　　汤若望答道：“皇帝比其他人更加要遵守，因为皇帝要给他人做榜样。”
　　福临问：“为什么教中禁男人多娶妻妾？”
　　汤若望答：“这样可以使儿童得到较佳之教育，并且还可以使家庭内和睦。况且这是上帝的真意，在欧洲一夫一妻寻常所生的儿女，比这里一夫十妾所得的儿女还要多呢！”
　　福临着重地又问一句：“这条戒律对帝王们也有约束力吗？”
　　汤若望也加重语气地回答：“是的，比对其他人还要有更大的约束力，这是为了树立好榜样！”
　　沉默片刻，福临把话题转到别的地方了。
　　外国学者常常以此为证一再指出，福临沉迷于淫乐、追求肉欲，是他入教的主要障碍，更有人引申开来，以多妻制来说明东方人好色纵欲。这其实是很片面的。
　　在封建君主制的中国，妻妾的数量与财产的数量一样，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社会等级森严，处在等级金字塔顶端的天子，才能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八十一御妻。无论福临是不是好色纵欲，为了入教而放弃作为皇帝重要象征的妃嫔制度，放弃皇帝的特权，这是超过那个时代可能性的要求，为他自身还是为他的祖先、后代考虑，他都不可能接受。
　　所以，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的必然：福临如果是水，佛教禅宗如同乳，可以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