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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1617-第8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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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张四维受到明显捧高的追赠,朝廷除了封爵之外,能给文官的最高成就都给了,太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加上忠肃的谥号,可想而知,朝廷做这样的事到底是为了什么。
所为者,当然不是张四维突然被朝廷发现了什么隐藏起来的不得了的功绩,很明显的就是为了张瀚。
这很叫人头疼,但并没有太多人反感,人们都有些担心张瀚。
毕竟张四维是大明的名臣,朝廷给忠肃的名号用意也是很明显,忠孝传家,这是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准绳。
不一定人人能做到,但绝不会有人自称自己是不忠不孝之人。
此时的欧洲人头顶都有一个上帝,这是他们共同的道德标准,在中国人这里,千言万语只化为四个字,无非就是:忠臣孝子。
不论是谁,想得到这四个字的评价都很难,要为忠臣,就得拜别父母几十年不回家,父母丧后才能回家奔丧服孝,孝子这两个字,很难够格算上。要为孝子,就得朝夕奉阳,晨昏定省,想为朝廷效力就难了。
现实就是如此,所谓忠孝难两全,大约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张瀚在草原登顶,但目前来说并没有与大明为敌,朝廷的意思也很直接和明显,想叫张瀚和祖先学习,继续忠于大明。
这是一种期盼,一种相当柔和的手段,如果张瀚在此时叛乱,数年间营造的形象就全毁了,给人的感觉是王莽,曹操之流。
另外就是不孝,张四维是张瀚高祖父,相隔不过几十年,朝廷大加追谥,张瀚若是公然反叛,等若不孝。
况且还有蒲州的这些尊长们过来劝告,不孝之名就算坐实了。
如果一个人不忠且不孝,这样的人能追随吗?
不仅在北方各省张瀚的形象会大为崩坏,就算是跟随他的吏民百姓,心存疑虑的怕也会不少吧。
军队倒不是很怕,但同样要担心军队会变质。
以前的和记商团军心存大义,一切行事都有强烈的自信,是为了华夏,为了大明百姓的利益,当然也为了效忠和记还有张大人。
现在只要军饷给齐,军人一样能挥刀杀向任何一方,但军人们心里的那种荣誉感和骄傲只怕就会荡然无存了。
关宁兵一样能打下南中国,江北四镇高杰的部下李成栋在投降清军后所向披靡,但张瀚真的想要这样的军队?
如果杀的人头滚滚,纯粹武力征服,应该也能拿下大明。
可是张瀚又想要那样的华夏?
孙敬亭是张瀚最亲近的部下,也是相当要好的朋友,更是有亲戚关系,对张瀚的心思还是很明了的。
张瀚也讨厌大明的言官,对结党之后只论党派不管事非的风气相当厌恶,更讨厌那些为了好处出卖奏折的御史和给事中。
但这个群体中也有相当的诤诤铁骨,只为事实,不论党派的言官也一样有,不怕触怒皇帝的硬骨头也是有的。
后世只知道骗廷杖,那东西又岂是好骗的?几杖就能叫虚弱之人半死了,而后关押,囚禁,虐待,免官和流放,一整套下来,这罪岂是容易受的?
可以说,大明文官,包括言官的风骨是二百多年独特的政治生态形成下来的,比宋人士大夫的风骨更硬,也更加强项。
毕竟宋朝皇帝可不会一次廷杖打起几十个文官,所以在宋朝士大夫说话风险很小……了不起被贬窜岭南,在大明,说话还是有生命危险,并且还不小。
社会风气也偏向开放,人们逐渐变得放诞敢言,行商和开设工场的风气也起来了,民间的管制很松,不象明初时,对人们的礼仪,衣着,建筑式样都有详细和严格的规定。现在只要有钱,管你是工是商,不是官绅的一样敢用朱门重檐,也一样能穿绸缎,能穿着红色紫色等各种颜色的衣袍在身上。
哪怕是唐宋年间,这种事也绝不可能,衣袍式样和颜色,向来规定的十分严格,不是士大夫,级别未到,百姓只能穿灰色青色白色等诸色,朱紫之色,向来是达官贵人的颜色,而现在,也堂而皇之的穿在百姓们的身上了。
京中的出版业相当繁荣,各种书籍在京不停的出版,人们不仅能看诸如三言二拍等文人编出来的书籍,也能把评书等市井杂言编成话本小册子,买回家细细观看。还有很多神怪传奇故事,反正没有忌讳,哪怕是白莲教的教义,只要你给钱,出版商一样敢替你印。
人们已经打开眼看世界了,有很多士大夫对泰西的学问也很感兴趣,虽然主要是在天文学上,也就是编历书这样的专业的事情上。但大明自有其恢弘气度,徐光启是士大夫,是礼部侍郎,一样能加入天主教,还取了教名,也没有人攻他是二鬼子汉奸,一样视为儒学宗师。徐部郎还和弟子一起翻译几何原理,把天主教的传教士介绍给朝中的大员们,南京教案发生后,并没有进一步有人迫害传教士,传教士们还可以传教,相比于东南亚地方,教士们肯定受到很多限制,但东南亚是被欧洲人征服的殖民地,大明却是有相当强悍实力的庞大帝国,其包容性和伟大之处就在于此。
相比几十年后鞑子列帝的那种妄自尊大和彻底的闭关锁国,两者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文明,商业,工业,文教,整个大明其实在重新寻找上古华夏的道路。
崖山之后,古典中国其实已经断绝了文明传承,大明立国之初复汉官威仪,但在朝廷到民间层次都有很多蒙元的残留,一直到隆万之后,朝廷的管制放松,开海之后民间财富大增,特别是江南,文化和经济方面都有相当强的活力,不管是苏州的经济发展,还是江南一大片地方的文化发展,都有一种蓬勃生机。
不管是和记还是女真,把这一切复苏的苗头给打断,都是一件令人相当可惜的事情了。
“文澜你打算怎么做?”孙敬亭颇为担心的看着张瀚,原本不打算问,可还是忍不住询问起来。
李慎明和孔敏行等人不在,和记内真正能影响到张瀚的无非就是这几个。
论聪明才智这几人都是人尖子,孔敏行是徐光启的入室弟子,农学专家,儒学水平完全够二甲进士,做实务也是相当厉害,而且入和记较早,地位很高。
一样早的还有王长富和梁兴等人,当然还有老掌柜周逢吉和梁宏几个,不过他们的水平和孔敏行不能比,当然影响不了张瀚。
还有李慎明,大胆心思,举人身份替总兵行商,折冲往返,光是凭关系是肯定办不到的,当然得有眼光和手腕,人得特别的精明。
不精明的人没法行商,光靠权势那种叫抢,不是买卖人。
在山西地方还是相当重商的,人们行商也不觉得耻辱,蒲州张家世代为官,姻亲都有不少是朝廷重臣,可不是一样还行商,有什么可丢脸的?
山多地少,不行商等着饿死?
“这事说起来很复杂,但也可以很简单。”张瀚叹一口气,说道:“说复杂,就是要更加的韬光养晦,要更进一步的退下去,说起来好笑吧,但应该得这样做。”
第一千四百八十六章 退隐
张瀚又沉吟道:“从目前的情报汇总来看,建虏还在宽甸一带与东江纠缠。看来毛文龙屡次抄建虏的后路,把努儿哈赤给真正得罪了。”
孙敬亭莞尔一笑,说道:“正是如此呢,已经是夏天,老奴快七十的人了还带着疲惫的兵马在外不停征战,我看军情司的抄报,老奴一个月跑了过千里地,壮年男子也不一定受得了。”
“孝征兄这话说的很有味道。”张瀚哈哈一笑,说道:“老奴活不了太多时间了。”
孙敬亭沉吟道:“也不可太过肯定吧,毕竟此人一生戎马,身体据说相当硬朗,还能骑马奔波,说明体格还是很健壮。”
“强弩着一口气罢了。”张瀚很是自信的道:“正因他戎马一生,所以消耗了很多,到了这年纪,如果安心静养还能再拖几年,但他如火上添油一样,轰一下烧的更旺,这哪能持久?辽东那边的密报,都是有人私下议论老憨的身体,听说他屡次发病,背疾很严重。种种迹象来判断,我想我们不必太保守。”
张瀚记得努儿哈赤是天启六年八月间死掉的,现在已经是六月中旬,一年最热的时节,根据军情司的报告,努儿哈赤除了和东江打仗,还在不停的接见外臣,包括自己的臣属,还有蒙古逃人,朝鲜人,马不停蹄的巡视地方,几乎隔天就换个住处。
这样的条件之下,就算是大汗也不会有太好的居住和饮食,何况一个年迈的有疾病在身的老头?
命不久矣,这就是张瀚的判断。
孙敬亭微笑着道:“这又是你的直觉?”
张瀚的“直觉”可称是赫赫有名,多少次面临困难的决定,张瀚都是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一般人不敢问,孙敬亭和李慎明几个可不会客气,当然会询问张瀚决断的原因。
张瀚不好多说的情况下就会推给直觉,一来二去,张瀚的直觉成了高层中间的一个梗,后来干脆连普通人都知道了。
可能是文宣部门觉得可以加强张瀚在普通人心里的神秘感和天命所在的神秘色彩,所以不仅没有杜绝这方面的传闻,反而加强了吧。
“这事儿扯不上直觉。”张瀚大笑道:“就是判断,孝征兄要是觉得我判断的不准,咱俩可以赌一把,我相中你那把董香光的扇面可是好久了。”
“也不是很贵的东西。”孙敬亭无所谓的道:“赌我是不赌的,你要,给你便是。”
“那就没趣了,我就是瞧个新鲜,真的好东西我也欣赏不出来。”
孙敬亭闻言,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上回孙敬亭和李慎明还有张瀚几人吃饭,小饮之余李慎明拿了几副名家的收藏出来,大家一起观赏。
这也是当时文人士大夫家宴的套路,当时李慎明拿出来的是当时名家的名画,结果张瀚看了之后,一本正经的说画的不象,然后自己当场表演了一下画功,结果被几个人评价为匠气,虽然画的很真,但毫无意趣意境可言,张瀚同这几个家伙大吵起来,结果以后再也不肯品评字画了。
“好吧好吧。”张瀚听到笑声,自己先板着脸,接着也笑起来。
没有艺术天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孙敬亭知道,张瀚也明白,不自信的人才会被朋友的嘲笑激怒。
“说了半天废话。”孙敬亭又催问道:“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这事和你说个故事。”
张瀚清清喉咙,未语先笑,接着才讲了一段叫孙敬亭目瞪口呆的故事。
大抵在张瀚口中,那人还是叫袁世凯,大清当然不叫大清,张瀚胡编了一个名字出来。
袁世凯还是掌六镇的五镇,并且还是得罪过皇帝,也见猜于皇族,摄政王一上台,也还是要杀袁。
后来轻易杀不得,还是被撵回家乡,并且受到严密的监视,如果袁有怨望之心,或是谋反之意,恐怕在当时就难以保得性命。
袁世凯祭出的杀招便是钓鱼,而且是大张旗鼓的钓鱼。
袁世凯的儿女袁静雪一直随父亲生活,晚年也写过回忆录,但从未提到父亲有钓鱼的业余爱好。
袁世凯是好动不好静的人,从少年时代起兴趣完全不在读书,整日打拳、下棋、赌博、宴饮、冶游,十二三岁时即擅驰马。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盛怒之下,将所作诗文焚之一炬,从此掷笔投效戎旅。那么,是不是袁世凯被“开缺”回到彰德洹上,真的拾起钓竿,死心塌地终老于此?
其实非也,袁世凯是一个有勃勃野心的人,他并不甘心贬谪,一直筹划东山再起。但他又怕引起载沣的警惕,故用种种伪装迷惑对手,他不是钓鱼爱好者,却装出闲云野鹤、看破红尘、超然物外绝不问政之态。他把刚辞官归乡的三哥袁世廉接到洹上别墅,茗品对枰、垂纶舟上,并请人摄了几张非常著名的照片,这些照片因为被袁世凯送到当时发行量很大的《东方》、《北洋画报》等发表,故得以存世。照片中袁世凯坐于舟上,身披蓑衣,顶戴斗笠,旁置鱼篓;另一张是其兄袁世廉稍公打扮,持长篙立于舟头,袁世凯蓑衣斗笠手持钓鱼竿坐于舟头。这是好一幅澹泊风雅的洹上垂纶图!
巧借垂纶来掩饰,最终功成起洹上,袁世凯可谓剑走偏锋。
但后来的发展还是袁世凯成功了,人们既认可他的能力,也同情他的遭遇,载沣也不能再对他下手,待民党占了南京,袁世凯的人望达到顶点,已经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那时就能从容和朝廷谈条件,而对载沣来说,也是一切好说,只要袁世凯能出来救火就行。
张瀚这么一说完,孙敬亭先是骇然,接着便是哑然失笑,摇头笑道:“难道你要和这姓袁的学,自请辞官,下野寻一地垂钓?时不同而势不同,你是和记之主,朝廷的官职只是摆设,这是谁都知道的啊。这例子确实有趣,又有姜太公等人为例,确实是可以向朝廷表明态度,然而,究竟是要怎么做,我还不太能想的出来。”
“也就是营造出一种我谦种退抑的氛围就行了啊。”张瀚摇了摇头,孙敬亭在这种事情上确实太老实了。
“你的意思是,你不一定要做多少,但却是以垂纶避祸的姿态摆出来,这就够了?”
“对喽。”张瀚笑道:“形不同而势同。现在皇帝用这些办法叫我有些难受,那么我何必硬顶呢?摆出姿态,造出风声,弄出谦冲退让的形象,足可化解此局。”
孙敬亭疑惑道:“光是凭说,没有一点实证,怕不行吧?”
“那是不行。”张瀚想了想,说道:“我打算带妻儿回新平堡住一阵子,每天也扛着钓杆去白洋河垂钓。”
“这万万不可!”孙敬亭跳起来道:“你要假痴不颠,这很好,但也不必如此冒险吧?”
“冒险?”张瀚微笑道:“换个巡抚和总镇,换几个副将就能把大同宣府拿回去了?从镇兵到百总,把总,到守备,都司,再到各处的官吏,百姓,心向我和记的有多少?新平堡里我只要摆上几百护兵,那千把人的驻军又能做什么?”
“还是有些冒险。”
“不这样做,谁能信我甘心雌伏?”张瀚微微笑着,只是笑容有些冷意。
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道:“我大明的人就是这样,一边是没有大错的皇帝,大义在手,又对我释放了善意,我如果不理不睬,人们就会觉得我是那种枭雄乱臣。而如果我老老实实的回新平堡,安心钓鱼,和当地士绅诗酒唱和,摆出一副不理世事要隐退的姿态,人们就会觉得我这人还不坏,虽然有本事,但并不咄咄逼人,做事有底线。如果皇上再出招,就成了皇帝不对。这种心理其实是很无谓的,因为心思变幻快的人其实就是墙头草为多,我在意的是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的想法。而且说白了,大明现在国势衰微,我也不想给大明君臣造成一种实质上有威胁的心理压力,这会使朝廷把大量的金钱物资都用在防范我们身上。建虏未灭,他们没有到科尔沁和我打一场,以我们现在的力量,远征几千里去打建虏,我还没有把握。最近这一两年,可能是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我正好可以沉淀一下,也是件好事。”
张瀚说到这里,孙敬亭才明白过来,眼前这位已经确实下了决心,并且经过了通盘的考虑。
只是孙敬亭不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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