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第2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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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均反问道：“孰谓此处为戎地？”

　　　　随即解释：“上郡汉初即设，郡治肤施尚在北方五百里外，昔匈奴右贤王侵扰汉土，文帝遣灌婴率军抵御……”伸手朝地上一指，“便在此处，高奴，败右贤王，迫其退归草原……”

　　　　他话还没说完，刘曜却突然间压低声音，插嘴问道：“子平，我等虽从光文皇帝，绍续汉业，重建汉基，然而……我等究竟是匈奴，还是汉呢？”

　　　　刘均凝视着刘曜的眼睛，一字一顿地回答道：“我等是中国人，遑论匈奴与汉？晋人或目我为胡，其实我本匈奴别部屠各，随之南迁，数世居于并州，难道还不能算是中国人么？若不为中国人，如何建号称帝，驾驭中原百姓？此光文皇帝建号皇汉之本意也！明公慎勿别起他心，若欲复为匈奴，恐怕只能在此处，甚至更往北方去游牧，不能复归中原了。”

　　　　刘渊不但久居并州，幼习诗书，中国化很深，而且他跟几百年前的匈奴单于不同，对于中国之大、人口之密更有了清晰的认知。汉朝建立之初，不但百废待兴，而且疆域狭小，直辖人口可能还不到千万，与雄踞草原的匈奴帝国相比，也就人口数略占上风而已。但经过多年积聚，可能到文、景之时，就已经恢复到秦代两千万的人口数了，逮西汉末年，更蹿升到五千万之巨。

　　　　此后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的大乱，到西晋初年，朝廷统计在册的人口数也有一千六百万，若加上大量隐户，必在两千万以上。相对的，匈奴帝国已经彻底崩溃，包括屠各在内的匈奴各部，恐怕总人口还不到中国的一个零头。则在这种情况下，若想张胡帜以驭中原，难度是非常之大的。

　　　　因而刘曜初起兵，就自称是炎刘之外孙，建号为汉，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建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庙。然而这一政策初始确实蛊惑了不少的晋人追从——谁叫司马家实在混蛋呢——但其后久久不能底定中原，所部又杀掠过重，中国的人心便即逐渐背离。说白了，刘曜日益感觉到“汉”这面旗子不大好使了。

　　　　在原本的历史上，刘曜在夺取了政权之后，就悍然扯掉了遮羞布，改国号为赵，以冒顿单于配天，而光文帝刘渊配上帝。虽然根据后世的研究、分析，前赵的中国化与民族融合，其实程度比称汉时更为深入，但刘曜长安政权与刘渊平阳政权不同，名义上是个彻头彻尾的胡人王朝，那是不会错的。

　　　　为什么会如此呢？刘曜为何要改国号呢？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对刘渊祖孙三代想要借尸还魂的手法不以为然，并且逐渐发觉毫无益处；二就是他对刘粲恶感日深，雅不愿直继其后。

　　　　历史虽然已被改变了，但刘曜的想法却按照惯性在持续发酵。就前者而言，平阳之势日蹙，胡汉旗号沾满了灰尘，使刘曜日益丧失信心；而就后者而言，刘粲的态度也让刘曜寒透了心。

　　　　他还在大荔城下时，就曾经多次遣使平阳，请刘粲发兵牵制晋师，但刘粲正忙着内斗——彻底扳倒刘乂，并且自己得为皇太子——根本理都不理啊。

　　　　刘曜不禁心想，你还当我是你家臣属，是光文皇帝的侄子么？你再继续这么搞下去，国家怎可能会有前途啊！

　　　　因而渐起自立之心，就趁着今天问计的机会试探刘均。然而刘均却明明白白地劝说他打消这个念头——不以中国人自居，你就没有大义名分重归中国，且若此时和平阳彻底决裂，咱们就更无胜算，迟早会被挤迫回草原上去。

　　　　刘曜闻言，不禁长叹一声，说：“我等还有复归的希望吗？”

　　　　刘均说有的，随即就为刘曜分析，说：“石公尚在河北，局势尚未糜烂，且有石公在，刘粲也不敢遽罢明公。则东西两相呼应，可摇撼平阳政局；东西两相夹辅，国家尚有希望。晋人不过回光返照而已。”

　　　　然后献计，说无论对晋人还是对咱们来说，如今最重要的就是时间。裴该虽然得胜，但不敢远追，近日听闻他南下长安，去谋夺政权去了。倘若被裴该、祖逖二人稳定了河南、关中，合力渡河而北，局势才真的不可收拾……所以，咱们绝不能让他们踏实积聚。

　　　　为今之计，明公在高奴，要一方面笼络周边部族，逐渐削弱虚除之势，再与朔方的楼烦公结盟，有这么两三年时间，就有机会平灭虚除，吞并境内氐、羌。这两三年时间，对咱们和对晋人都很关键，倘若晋人先缓过劲儿来，挥师向北伐我，或征平阳，咱们的机会就很渺茫了。故此，必须持续不断地骚扰关中地区，以牵绊裴该前进的脚步。

　　　　刘曜皱眉问道：“我军新败，锐卒多死，士气低落，如今哪还有力量南下骚扰晋地？且若勉强兴师，又何来时间恢复乃至积聚啊？”

　　　　刘均笑道：“初始一年，自然不可妄动……”

　　　　他说预估裴该镇定雍州，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然后就必然会西进去吞并司马保。凉州张氏素来恭顺，那么只要拿下秦州，与凉州连成一气，裴该便无后顾之忧，可以联合祖逖，发动对平阳的猛烈攻势了。这段时间，我等可以暂时蛰伏，徐徐恢复，要等到裴该真跟司马保交上了手，那时再南下骚扰。

　　　　到时候，裴该就会陷入两面遭敌的窘境，即便他的力量足以在击破司马保的同时，还能够抵御我等南下骚扰，力量也必然会被分散，且导致在平定秦州之后，会赶紧回过头来追杀我等。然而故汉上郡内多高原、丘陵，大军不便行进，裴该若遣偏师来，我等胜算很大，若将主力来，我等便北遁朔方，向刘虎去求取增援。裴该想要平定上郡，或者彻底击垮咱们，将比攻伐秦州困难许多，而且必然迁延日久。

　　　　既然知道我等随时都可能南下侵扰，则裴该在基本上解决了咱们的问题之前，他是不敢发主力以向平阳的，则是咱们的牵制，给了平阳以足够的积聚和准备时间。

　　　　再说河南方面，没有裴该的策应，祖逖若单独渡河北进，胜算不大。因此考虑到祖逖的志向，以及他的年纪，必然会反复要求裴该出兵，共同渡河，裴该若允，我等可以加大骚扰的力度，断其后路，若不允，裴、祖之间必起龃龉。

　　　　到了那个时候，我等势未必衰，平阳已有万全准备，再加河北石勒的协助，则击败晋人颇有胜算。

　　　　当然啦，刘均最后也说，我这种设想多少有点儿一厢情愿，实际上各方形势的变化都可能逸出我的预先盘算——变数最大的，就是河北石勒。但是只有明公你保持信心，发扬不屈不挠的精神，见招拆招，咱们总有南归中原的一天——“又何必颓丧若此，而谋他图呢？”

　　　　形势的发展，确实出乎了刘曜和刘均的意料之外，但基本上还是向好的方向前进。首先，石勒挥师入并，刘琨战败逃亡；其次，裴该平安定，灭卢水胡，彭夫护率残兵北遁，最终投向了刘曜，使其势略有恢复。

　　　　还有第三点，即刘粲原本想要趁着刘曜兵败的机会，或下诏斥责，甚至于直接罢黜其职，把他彻底踩得翻不了身，但最终还是听取了太师、汝阴王刘景的建言，反倒遣使高奴，好言抚慰刘曜——虽然没给他一兵一卒、一粒米粮的资助，仅仅是表示了口头上的支持。

　　　　于是刘曜略略缓过劲儿来，便开始听从刘均的建议，打算发兵南下，骚扰雍州了。

　　　　裴该率军西征，以平秦州，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自然不可能瞒得了人，刘均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怂恿刘曜，两道南征。

　　　　只是刘曜的实力还不足以全面与裴该相抗衡，再加虚除权渠觊觎在侧，因而刘均的建议，一是让彭夫护组建“还乡团”，南攻安定，二是请刘粲下诏，命刘虎南下侵扰冯翊——刘曜遣大将刘述率一千兵马为其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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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刘曜可能会南下骚扰，裴该自然也有所防备。他将大司马所部分为三军，乃命陶侃率后军屯扎冯翊，同时防北方的刘曜和河东的刘粲，命郭默率前军屯扎北地，也要谨防刘曜和虚除。

　　　　此次裴该亲率大军西向秦州，没动陶侃的一兵一卒，但却命郭默南下略阳，剿灭苻氐。这主要是考虑到，刘曜若南，从东面发兵的可能性比较大，直取安定的可能性比较小，而安定正北主要是虚除部的游牧区域，虚除权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算是晋臣。

　　　　虚除部原本就附晋，刘曜势大之时，其酋大权渠虽然被陈元达说动，遣子伊余率兵相助，但随即两家就撕破了脸，裴该趁机遣使册封权渠为镇北将军，加以羁縻和笼络。虚除权渠盛情款待了晋使，表态说自己从前是受胡人所惑，冒犯王师，如今已然洗心革面，再不背反了，还请求裴该的资助，以便他攻灭刘曜，戴罪立功。

　　　　当然裴该也知道，伊余还在刘曜手中，要权渠马上不顾儿子的生死发兵，可能性是很低微的，因此他只答应在边境上与虚除部展开互市，交易物资，却一个铜子儿都不肯白白赠与——再说他本人也没什么富裕物资啊。

　　　　但是裴该没有料到，彭卢竟然会为刘曜前驱……

　　　　且说刘虎自朔方南下，率铁弗兵七千，在刘述的指引下，来扰冯翊。陶侃率兵逆之于梁山，利用地形之便，多次挫败刘虎的攻势。刘虎被迫转道而西，又沿北洛水西岸而南，孰料陶侃早有准备，在粟邑以北设伏，大败铁弗兵。

　　　　与此同时，彭夫护率两千余众来扰北地。本来他这点点兵马，不是郭默前军的对手，但安定郡内、泾水以北地区，各族杂处，其中有很多部族数代以来都受彭卢的统治，心向故主之人不在少数……

　　　　彭夫护得了旧部呼应，率兵奇袭都卢，县令逾垣而走，城池几乎陷落。幸亏郡功曹鲁凭正好行县，当即接过了指挥权，撄城固守，才勉强保得县城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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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六章、戎乱

　　　　卢水胡的品流非常复杂，既有其本部——古彭戎和卢戎——也有匈奴、月支、氐、羌、羯，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全本小说网；HTTPS：//щww。m；

　　　　裴该击破卢水胡，迫使彭夫护北遁的时候，他还并未留台长安，各种政策的出台难免受到各方面掣肘，因而对于战后安置彭卢旧部，手法是相对粗糙的，与传统中原王朝没太大区别。那就是简单地屠其魁渠，拆散各部，别命酋大。说白了，卢水胡只是被打散而已，还不能说彻底灭亡。

　　　　焦嵩被杀后，裴该命从弟裴湛为安定郡守，郭默率兵屯扎安定郡内，为其辅翼。然而这一守一将并不相得，渐生龃龉，主要问题就在对于戎人的态度。

　　　　郭默素有雄心或者说野心，既守安定，就想要逐步扩充自己的部伍，以增强大司马前军的实力——当然，这也是裴该默许的。但他向来信不过戎人，而只在晋人之中募兵，对此政策，裴湛在理论上自然并不反对。

　　　　然而安定郡内，卢水胡盘踞多年，也有不少晋人投入，与戎人杂居，就仿佛是晋人世家的依附农民一般。裴湛一方面认为，农业是从国家到地方官府主要的赋税来源，而畜牧业只能作为辅助而已，因此想方设法要增加耕地面积，同时增加农户数量，又岂能容许郭默把太多农业人口转化为兵卒呢？

　　　　终究中国人是传统的农业民族，对于耕织来说，无论择业愿望还是传承经验，都比戎人要浓厚得多，故此即便在卢水胡的统治下，也很少有晋人从事畜牧业。同理，固然戎人中不少受到晋人影响，也转而从事农业，但游牧民族禀性难改，仍然是以从事畜牧业者为多。

　　　　况且，安定郡内晋戎的比例几乎接近一比一，裴湛接受裴该的理念，认为两相杂处，经过官府长期的控制和诱导，是有可能转戎为晋的，但若将大量晋人剥离土地，抽为兵卒，地方上戎人的势力就会日益坐大，反倒不利于融合政策的推进。

　　　　基于以上两个理由，对于郭默在晋人中征兵的政策，裴湛每每加以掣肘和限制，这就自然而然引发了郭默的不满。二人甚至于将官司打到了裴该面前，裴该一时间却也拿不出太好的，能够使两造全都满意的调和手段出来。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使大司马前军放弃在安定郡内募兵，而转向晋人数量和比例相对较多的其它郡国。

　　　　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裴该也不希望郭默之流传统武将的势力过于庞大，乃至于逐渐军阀化——好比说距离自己太过遥远，鞭长莫及的苏峻“公来营”，就已经很明显产生了军阀化的趋势。因此他尝试着将募兵权和训练权完全收归中央政府——也就是长安留台——郭默等一线将则只有领兵作战的权限。

　　　　其实在汉代，绝大多数时候，中央政府就是如此行事的，以此来防止地方势力坐大，或者军队不受控制。但自汉季以来，因为对西羌战事的逐渐泥沼化，加上帝国财政的全面下滑，首先导致了西凉军阀的产生——第一任首脑就是中郎将董卓；继而董卓之进京，使得中央权威瞬间崩盘，各地原本就很强大的地方行政势力转而军政化，袁绍、曹操等关东军阀也就此应运而生了。

　　　　从汉季到三国到晋初，大大小小的军阀层出不穷，即便在曹操基本上统一了北中国之后，其统治区域内的各外军仍然呈半独立状态——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臧霸等所谓的“青徐豪霸”了。相比起来，蜀汉因为疆域狭小，中央控制力相对要强一些，但魏延、王平的汉中军团，仍然保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至于孙吴，本身就是大大小小军头的联合体，更不必多说。

　　　　所以军队，尤其是外军，为私人或小集团所掌控，百年来已成习惯，即便裴该想要扭转这一状况，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实话说，如今长安留台的大司马三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是他本人的私军吗？

　　　　因此裴该还不敢在大范围内彻底改革旧制，以免在外敌环伺下，引发不必要的内部动乱，他最终决定，就利用郭默和裴湛之争，先从大司马前军尝试改制。

　　　　于是长安留台下诏，命将大司马前军各部轮流调至扶风、始平，乃至京兆郡内，由幕府派遣吏员，地方官协助，募兵以充实编制，并且加以训练和“洗脑”。要等上述工作全都完成之后，这才重新编组，调归安定。

　　　　到了那个时候，无论士兵还是中下层军官，当都会在一定时间段内心向长安留台，心向他裴大都督了，外军将领想要军阀化，必然受到来自基层的强大阻力。虽然这也不能说是治本之策，却是实验的第一步。

　　　　之所以先从前军下手，而非陶侃所部后军，主要也是靠虑到后军要同时防御高奴的刘曜和平阳的刘粲，压力较大，暂时不宜抽调。而安定方面，因为并不认为刘曜会从此处发起进攻，也不认为虚除权渠会有胆量撕破协议，故而才能作为改制的实验体。

　　　　大司马后军，按照编制，当合“雷霆”、“武林”等共五营，总兵力在两万五千到三万之间，但因为部分抽调南下募兵、整编，所以实际驻军还不足两万。继而郭默率万余兵马南下，攻打苻氏氐，留守的士卒就更加寥寥可数了。

　　　　——刘均正是利用这一机会，抓住裴该的破绽，撒了彭夫护这条恶犬出来。

　　　　裴湛就任安定郡守，原本有郭默所部协助，他在地方上的权力有足够武力支撑，可以膨胀到无限大，足以制压全郡。但一方面，裴、郭二人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