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崛起-第6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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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缺点，他的一些朋友知之甚深。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三日日记：“岱云……言予于朋友，每相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

　　　　曾国藩认为，磨练自己要有如鸡孵蛋般的耐心和韧性。

　　　　他的一生，就是不断自我攻伐、自我砥砺的一生。

　　　　因此也是不断脱胎换骨、变化气质、增长本领的一生。

　　　　曾国藩以“求阙”命名自己的书房，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责中，不断寻求、针砭自己的缺点。

　　　　比如对无恒这一缺点，他就终生攻伐不懈。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日记中曾写道：余病根在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慢，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成，戒之！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四十六岁的他写信给弟弟说：我平生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曾国藩从生到死，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

　　　　同治八年（逝世前三年）八月二十日：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九年三月三十日：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

　　　　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练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

　　　　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即使后来军事生活中，每天只要有时间，仍然坚持读书写作。

　　　　他接人待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经过无数次反复较量，到四十六岁后，他终于对自己的恒心比较满意了。

　　　　曾国藩在日记中总结说：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

　　　　曾文正在军中，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围棋一局，……终身以为常。自流俗人观之，岂不区区小节，无关大体乎？而不知制之有节，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善觇人者，每于此觇道力焉。

　　　　普通人过了中年，性格已经固定，记忆力、学习能力下降，进取之心就逐渐懈弛，认为老狗学不会新把戏。

　　　　而曾国藩却终身处于学习、进步之中。他给弟弟写信说：弟之文笔，亦不宜过自菲薄，近于自弃。余自壬子（四十三岁）出京，至今十二年，自问于公牍、书函、军事、吏事、应酬、书法，无事不长进。弟今年四十，较我壬子之时，尚少三岁，而谓此后便无长进，欺人乎？自弃乎？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不管是和哪个国家的人接触，都要首先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问题，以交朋友为主，愿者上钩。这是我们做事，交朋友，应该保持的态度。”华皇郑重的对曾纪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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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　统一的华国无人能挡】

　　　　“是的，陛下。”曾纪泽认可了华皇的说法。

　　　　萌总裁微微一笑，本来，以他和曾纪泽两个人的年纪和阅历，应该是曾纪泽向自己说教的。

　　　　不过，做皇帝的人，就是有这么点困扰，很难再有人指导自己去怎么做了。

　　　　即便是古代帝王的帝师们，皇帝的帝师，通常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但是再厉害的帝师，也难得教出厉害的皇帝来，因为，皇帝本来就不是一个可以靠人教出来的职业。

　　　　帝王需要天赋，需要自己去感悟，甚至普通人也是这样，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主要还是靠自己自学。

　　　　所以，这才是这么多人为什么这么推崇曾国藩的原因所在吧？

　　　　华皇和曾纪泽从曾国藩的事情上，聊到了华国的改革。

　　　　以统治者的角度来看，曾国藩这样的人，当然是越多越好，严于律己，同时能够宽以待人，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下属和同僚，而不是老百姓，对老百姓来说，曾剃头是刽子手，这一点，自然是华皇对曾国藩有所保留的部分。

　　　　所以，华皇顶多是默许将曾国藩的书出版，并放入教材，作为课外读物，却不会大张旗鼓的号召全国去学习曾国藩。

　　　　在接受欧洲批判文学的基础上，曾国藩的家书和日记，是华皇认为，在十九世纪末，华国当下环境中，非常好的遏制全盘被西方思想左右的好书。

　　　　华皇认为，洋务运动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

　　　　华国现在仍然是在洋务运动的阶段，只是内核变了，不再是封建政府，而是一个全新的，开明的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体制了。

　　　　清廷当时大兴洋务，先提出“自强”以后标榜“求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等等，这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过后的“实业救国”思潮不能说与这段时期没有关系。

　　　　这和华国的现行政策是持续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曾国藩的思想要保留，李鸿章继续被华皇留用，这些都是华皇在推翻了满清统治之后，如何维护这个时代的读书人的具体体现。

　　　　华皇的改革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改革，是温和的。

　　　　同时洋务运动种的近代企业虽然管理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也从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

　　　　如果还是清廷统治的话，洋务运动永远不会有出路，因为洋务运动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恭亲王的自我吹捧。

　　　　太平天国之后，清政府收拾战乱之后的烂摊子，因为富庶的江南十几年不能正常交税更显得困窘，恭亲王等引进国外技术，希望用西方技术和企业挽救清王朝，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努力下欣欣向荣，于是就人宣扬“同治中兴”。

　　　　洋务运动最想做的，是造出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方面抵御外国侵略，更重要的是镇压国内的人民运动。

　　　　到了后来也办民用工业，总体上是官办工业配套和为官员们敛财的。

　　　　明治维新本质是一场革命。

　　　　从清廷到华国只是一场的改革。

　　　　在华皇手中，几乎没有怎么死人，但是发展速度是空前的。

　　　　华皇是普普通通的穿越巨，没有玄幻的金手指，华皇所做的每一步，都需要脚踏实地，绝不能出错。

　　　　明治维新以军事变革为前提（倒幕运动），政治（建立明治政府）经济（维新）变革随之。

　　　　在这场革命中完成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变革”。

　　　　明治维新通过暴力革命扫除了一切障碍，而华国是自发图强。

　　　　满清的洋务运动，其主持大臣主要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

　　　　对清朝来讲，一方面历史包袱严重，“竭天下之物力，八分以养兵勇”，另一方面固有利益阶层没有扫除，改革阻力大成果小。

　　　　洋务运动的失败有必然性，但是，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乏偶然性。

　　　　华皇并不认为明治维新的一套有多么的高明，很幸运的是，这个小小岛国是放在亚洲，放在腐朽的清王朝边上，如果把日本放到英国，法国，德国身边去，两下被拍成灰。

　　　　即便是将日本放到处于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期的沙俄身边去，日本也照样被拍成灰。

　　　　日本殖产兴业的基本路线是政府扶持民间资本，鼓励私有资本自由竞争，其初始官营企业迅速私有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集团迅速壮大。

　　　　满清的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的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

　　　　日本很快放弃“尊王攘夷”的治国哲学，转向“全面开化”，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国上下奋起学习西方先进科技。

　　　　“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大久保利通说的这句话）。

　　　　而清廷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

　　　　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诸行动。

　　　　所以，华皇的观点中，曾国藩的思想有可取之处，但是曾国藩当初是满清手上干活的，没有基础，而且，要靠地主阶级来主导这么庞大的改革，也属于天方夜谭，一丝一毫成功的可能性也没有，即便是原本的历史中，后面发生了戊戌变法。

　　　　在华皇看来，戊戌变法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即便是‘成功了’，袁世凯带人做掉了慈禧太后，结局同样无法改变，因为地主阶级无法执掌华国这么庞大的国家转型，后面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军阀割据其实是地主阶级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

　　　　戊戌变法要是成了的话，极可能仅仅是北洋的提早到来。

　　　　晚清最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不是是否学习西方进行变法，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是有共识的，问题仅仅是渐进还是立改。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试图变法者中的一员，他和皇帝找到了一些共识，但他绝非是代表变法的人物，更绝非唯一想用西方政制来变法的人物。

　　　　洋务运动也并非毫无成效，清末的地方基本拥有了现代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职能，尤其是警察，卫生和简单的议政体系，顺利转型为新型国家，至少从行政形态上没有问题。

　　　　内核是政治基础，这和房子从四合院变成楼房与否的关系不大。

　　　　在国家层面看待问题，主要是看内在，看核心基础。

　　　　华皇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侧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点，和俾斯麦推行的现行政策差别不大。

　　　　俾斯麦的政策，也可以称之为国家社会一主义。

　　　　都属于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俾斯麦确实有才干。

　　　　唯一不同的是，俾斯麦再强，也只是二把手，华皇是华国铁打的一把手，只要华皇不死，华国的领导层就是最稳健的。

　　　　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新型社会的建设就是各个阶层共同努力的目标。

　　　　从民间一直深入到县的新型社会组织，新型的慈善，新型出版事业，新型的经济实体，新的金融和经济手段，到警察局、医院、学校、邮局甚至厕所，乃至于各个政府机关逐渐的现代化，新型社会其实一直在发展，虽然它的成效不高，但确确实实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底层结构。

　　　　华皇现在的华国则不同，不但是所有的机构都弄起来了，建筑都起来了，铁路都贯通了，最关键的是，政府是全新的政府，虽然还需要时间完善，但是华国已经稳定，所有的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体制！

　　　　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等到清廷自然倒闭以后，看病去医院，抓贼找警察已经成为共识，华国老百姓接受事物的能力，从来都不差，这些在19世纪60年代，哪怕是最开明的精英也没有这种习惯。

　　　　从这一点而言，原本历史中的满清的社会转型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但清廷最大的问题在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普遍的军事化，从唐代开始，如何防藩镇就是政权的基本命题，公允的说，大清国的成绩是历代王朝中最好的，也是历代王朝中最糟糕的，确实是成也八旗、败也八旗，八旗的特殊性导致他们无法地方化，尽管这种倾向在大清一直存在，但地方化往往就意味着八旗失去战斗力。

　　　　因为八旗实质上就是职业军人，而团练武装恰恰相反，一旦建立，实际上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再也不可能离开地方政治，越不像职业军队，往往就越强大。

　　　　大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已经失去了八旗，其命运已经无法扭转了。

　　　　到最后，无论地方督抚的动机是什么，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全国政局不再是用什么声音说话的问题了，枪杆子真的直接就可以出权力，政治也就不再需要与政见有直接的联系。

　　　　很多人所谓“曾李不自立”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此时下到一个乡村，上到一省，军事化已经导致政治的高度碎片化，枪杆子出政权其实在清代最后几十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无论谁去改革，怎么改革，最后都只能被各种军事实力派所绑架。

　　　　对于一个急于改革的国家而言，这成为致命的缺陷。

　　　　华皇认为，哪怕就算是慈禧本人真心想改革图强，本质上都没法扭转这一点！

　　　　因为代表的是阶级，是群体，不是一个实权者个人能够左右整个阶级的。

　　　　这个问题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同样存在，但它在中日两国的表现却很不一样，在日本，军人至少被驱逐出了地方事务，而在中国，军人是地方政治非常重要的元素，更不要说清末，无论你是什么派，说到底都是一个个军头的附庸而已。

　　　　任何军阀社会都会很快陷入政治和社会的严重脱节，并由此造成任何所谓的改革都会迅速无效化，假如枪杆子出政权的逻辑无法打破，那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其实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清廷唯一的问题就是军阀问题，这不只是几个军头的事情，而是下至小老百姓，上至国家精英共同深陷其中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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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6　指示曾纪泽军购计划】

　　　　在明治维新开始前，日本无论天皇，还是维新派，还是幕府就改革问题已经有共识了。

　　　　实际上就处于原本的历史中，清末戊戌变法成功后的状态。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虽然是幕府最高领导人，但他本人却是个维新派，1867年就搞了大政奉还。

　　　　只是因为幕府的守旧势力太深，意见不统一，而且萨摩及长州两藩心急，等不及了，才发动了倒幕战争。

　　　　戊辰战争结束已经是1869年，最后的余波西南战争是1877年。

　　　　因为华皇的关系，这趟战争到现在还没有打完，如果是按照原先的历史轨迹发展，西乡隆盛早死了，但现在西乡隆盛仍然活蹦乱跳的，在不久前，也就是在华皇出访欧洲之前，刚刚被轩建章抓住之后，然而华皇下令，轩建章和李鸿章又将西乡隆盛放了回去。

　　　　萨摩及长州两藩就有与中央相抗衡的实力，而中国维新派几乎没有基础可言，各地的封疆大臣不可能帮着维新派去跟守旧派斗，最后恐怕会比北洋时期还乱。

　　　　无论上层的精英们怎么折腾，最底层的农村宗族制度以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不变革，社会还是那样。

　　　　当然，还有一种情形不得不考虑，变革过程里枪杆子裹胁其他盲从者。

　　　　华皇向曾纪泽说了他对于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