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东汉末年-第2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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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原马市”，用中原的粮米盐酱等生活必需品与女真人交换如人参、木耳、兽皮等各种土特产。

　　　　就这样，一个双方获益的贸易模式最终形成了。从此以后，女真人便不再从事农耕，而是专注于捕猎和采集。在他们看来，与其累死累活地种那点儿没有保障的庄稼，还不如采点儿松茸，搞点儿貂皮去跟明朝人交易来得划算。于是，女真人的生活稳定下来之后，明朝东北边疆的安全问题也随之得到了解决。

　　　　然而，随着双方贸易的加深，女真人经济对于明朝的依赖性日益加深，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原本分散居住在中国东北三省甚至更北地区的女真人，纷纷放弃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方式，渐渐集中居住到了马市贸易路线的周围，开始了逐利而居的生活。

　　　　聚族而居，各种矛盾与摩擦便不可避免，为了维持关外的稳定，明朝政府便采取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最省力也最节约成本的做法，那便是扶持代理人。朝廷赋予忠顺的部落酋长一定权力，责令他们维持关外的秩序。

　　　　这种方式在当时的状况下，按说也是妥当的。古代的中国政府，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要搂在怀里的，在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政治手段是高明的政治家才能掌握的技能。像东北塞外苦寒之地，当时的中原老百姓有几个愿意去的？因此依靠类似于藩属国的政治手段，用很小的代价便可以间接地将化外之地掌控在手中。藩属国制度是中国古人一项极聪明的外交创新，具体如何聪明，此处便略过不言了。

　　　　然而，明朝末年小冰期的来临，导致气候异常与旱灾爆发，中原各地粮食歉收，李自成的老家陕西，在1622年到1629年，八年大旱，没有下过一场雨，整个延安府甚至到了“人相食”的程度。

　　　　中原都没有粮食，开原马市交换粮食的贸易活动自然也进行不下去了，再加上塞外本便是苦寒之所，人参、松茸又不能填饱肚子，集中在开原马市这一小片区域中的女真人依靠捕猎与采集，生活自然便难以为继，失去了自给自足能力的女真人便在一位雄才大略的酋长的带领下踏上了南下之路。这是公元1608年，女真人的首领叫做努尔哈赤，他拿着卖不出去的人参，带着五千人马来抚顺武装要钱。不给钱就要打仗，这也是女真和明朝武装对峙的开始，他们做的事情，在历史上被称为“挟参索值”。

　　　　可见，贸易不仅能带来和平，也能带来战争。

　　　　然而，郭斌在塞外三城贸易一事上却一直极为谨慎，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双方贸易的货物组成。鲜卑部落所出卖的，是羊毛制成的毛毡，是多余的牛、羊、马匹，是奶制品，这些物品还是依托鲜卑人原来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中原王朝所出卖的，是丝绸、绢帛、美酒、香皂、新型的建筑、新的服饰，却没有像粮食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可以看出来，双方的贸易虽然存在互补关系，却绝没有到相互依存的程度，没有了中原的丝绸、绢帛、美酒等物，草原人还是可以依靠游牧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其所要提供的奶制品、羊毛制品、牲畜等物，正是游牧生活中所产出的。

　　　　因此，塞外三城作为连通中原与塞外商路的枢纽，其所交易的货物只是各自生产生活中的剩余产品，即便有朝一日这条贸易路线断了，些许影响虽不可避免，他们各自却也能够养活自己，而断不至于因此引发大规模的战争。这是郭斌在如今的地位下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手段了，因为即便是他也无法完全确定中原大地上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会携带着怎样狂暴的力量，他也无法预测几年之后中原的战乱会不会造成商路的断绝。

　　　　为了不在中原地区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再将北方的骑马民族引进来，造成更大的混乱，郭斌只能小心翼翼地、极有限地发展双边贸易，为颍川郡在中原大乱中更好地占据优势地位尽最大的努力。因为在中原大乱之中，塞外草原上的战马永远都是昂贵而作用巨大的战略物资。

　　　　因此，可以说连通塞外三城与京师洛阳的道路，堪称塞外三城贸易市场的生命线，这条路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郭斌积蓄力量的进度，因此郭斌对于这条路上镖局的这一布局的重视程度方如此之高。

　　　　按照他原来的打算，颍川郡本是要组建自己的骑兵部队，用于保证商路安全的。然而，组建骑兵部队非但极为扎眼，容易引起天子与当朝诸公的误会，所耗更是巨大。况且，各家商队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各自出发的时间不同，商队的规模也自不同，若想要保证这条商队上的每个商队的安全，便需给每一支商队配备相当数量的骑兵，如此一来所需要的骑兵部队的规模那可大了去了，非得达到上万骑的规模，方能对这条商路基本形成有效的控制力。

　　　　因此，组建骑兵部队的动议尚未提出，便胎死腹中。直到在南下的路上遇到了刘辟，郭斌方灵机一动，想到了镖局这个法子。

　　　　首先，干镖局是一项买卖，它在历史上所以能够出现并生存下来，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它必然有自己的一套生态系统的。镖局在押镖之前自然要收取镖银，因此是一个自负盈亏的民间商业组织，通过在江湖上“有头有脸”的刘辟与商路上大大小小的山寨建立联系，形成互相依存的贸易关系后，镖局便可以只靠着一支镖旗走遍商路，较之组建骑兵部队所省下的成本可海了去了。

　　　　其次，镖局的建立虽然获得了郭斌的支持，甚至是他亲自提出的动议并亲自设计了这么个组织出来，有很深的官方背景，可它毕竟是个民间组织，在许多事情上行事会更加方便一点儿。否则，若是郭斌亲自派人去商路上的各个山寨谈生意，还不得搞得满城风雨？到时候，不定谁就会给他头上扣一个沟通黄巾贼的罪名，这在如今的情势下固然不值一哂，可若是在对景的时候被人拿出来，说不定就是个大事件。

　　　　而若是依靠镖局行事，即便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背后郭斌的首尾，却拿不到台面上说事儿，即便是到时候被人拿出来，一句不知情便可搪塞得过去。而如今以镖局的名义与这些山寨建立联系，若是想要将他们招安了，也有个合适的人出面，这在关键时刻却是有可能派上大用场的。

　　　　后来，郭斌越琢磨越觉得此事可行，便直接决定让刘辟带着手下北上阳翟，自己再联络了戏志才，通过书信交代清楚了镖局的运行方式。就这样，镖局早在郭斌从交州北上抵达阳翟之前便已经开始运作了，身为镖局总镖头的刘辟，也早已带着几个心腹手下北上探路去了。

　　　　镖局的名号是郭斌取的，充分尊重了他作为一个重生者的恶趣味，叫做“福威镖局”。因此，后来每当他看到镖局的头号扛把子刘辟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起金大侠小说中的林远图，也会不自觉促狭地瞧向刘辟的下三路，常常搞得刘辟遍体生寒，差点儿以为这位有龙阳之好。

　　　　玩笑归玩笑，谁都无法否认如此局面下镖局的重要作用，它的出现使得混乱而无序的商路变得有序而安全，既为天下各处的豪门大户节省了护卫商路的庞大花销，又为绥靖地方发挥了巨大作用。

　　　　无可否认的是，便是再罪大恶极之人，心中都是向善的，没有人天生便想着做个坏人，商路沿途山寨中的好汉、绿林自然也不例外。许多老百姓所以被裹挟进入黄巾军，或者进入山寨之中，不是真的因为他们好逸恶劳，整日里想着不劳而获，要通过劫道获得生活来源，只是他们在家中生活不下去罢了。

　　　　黄巾之乱的另一个危害，就是将许多原本尚可勉强维持的家庭搞成了赤贫，却又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而地方官府的不作为，或者说军头功臣充当地方行政主官的错误决定，使得地方政府无力有效解决赤贫百姓的吃饭生活问题，因此老百姓们一经撩　拨便进了山寨。

　　　　郭斌与山寨合作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生产生活的最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在山寨附近结庐种田，从此稳定下来。那么郭斌这样的安排，使得镖局拿着各地豪门大户商队的钱稳定商路，同时又可顺道解决山寨的经济问题，待山寨发展成可以独立运行的小镇子后，将他们转化为编户齐民便不再是空谈。

　第三百七十四章　制度

　　　　在郭斌的设想中，镖局所肩负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因为它是豪门大户商队护卫的替代品，所以它的存在替代了分散于各个商队的护卫，也变相地削弱了豪门大族的武装力量，无疑会为颍川郡的军事一体化提供强大的支持。全本小说网；HTTPS：//。m；

　　　　在军事一体化之外，郭斌心目中最重要的行动之一，是提高颍川境内人民的识字率和文化水平，从而统一思想，使得其治下之民都能理解郭斌的为政思想和政治愿景，从而真正成为他最忠诚的拥趸和最坚实的后盾。

　　　　在一个团队中，树立共同的目标和信仰，是提升凝聚力的好办法，郭斌通过抬升刘陶的道德评价，已经初步达成了这个目标，那么接下来便要提升颍川郡中百姓的文化水平了，这是郭斌接下来工作的重点之一。

　　　　在现有的条件下，实现颍川境内全民九年义务教育无疑是不现实的，这需要大规模教师人才的培养和庞大的成本，确非一日之功。不过提高未成年人乃至成年人的识字率，却早有成法可依。从伏龙山庄学堂到阳翟县学，一直是未成年人学堂与成年人乃至军人夜学共同存在的局面，在组织人手普及汉字这件事情上，郭斌的手下们是有经验的。尤其是司马徽，对这件事情极为热心，就为了在整个颍川郡中也推广阳翟县里夜学乃至全日制学校的事情，他曾专门找过郭斌多次。

　　　　在郭斌的计划中，识字教育是必然要提上议事日程的，而且是越早越好，因此一旦得了空闲，他便带着戏志才、荀彧往阳翟县学中司马徽的研究室里跑去。此时郭嘉早已去了岭南，与郭斌一行一同前去的便成了许县陈氏的公子，陈寔的嫡孙陈群。

　　　　陈群与郭嘉同岁，只是月份比郭嘉要小一些，不过性格方面较之郭嘉却要稳重许多。或许是天性使然，也或许是郭斌的溺爱，更有可能是受到了戏志才的影响，郭嘉年纪轻轻便浪荡不羁，宽袍大袖罩在身上，头上以一个木簪子挽住头发，潇洒飘逸中已有一丝浪荡公子的神韵。而同样是一身宽袍大袖的儒生服，穿在小陈群的身上，却是严谨稳重，风度凛然，再加上他小小年纪便生得颇高大挺拔，容貌英俊威武，很有一番高门名第、世家公子的派头。

　　　　可要说陈群像个小老头儿，却又大谬不然。他行止虽极稳当，一举手、一抬足都严谨庄重，显然是受过极严格的家教方养成了这样的习惯；然而，其思维却是天马行空，人也极是聪明灵活，凡事提头知尾、闻一知十，偏偏为人性格还敦厚温醇，每每与之交谈时又令人如沐春风，心怀愉悦。

　　　　听说郭斌要带他来拜访司马徽时，陈群少有地表现出了一点少年人应有的激动，直到抵达阳翟县学中司马徽的研究室后，郭斌还注意到他将捏得发白的双手拢到了袖中。也难怪他会紧张，司马徽虽从未曾出仕，却早有大名著于四海，他为人清雅，品德高致，学识广博，在郭斌重生之前便是颍川郡乃至中原有名的古文经学大家。

　　　　后来，他的门下出了郭斌这个异人，文才既盛，武略又高，虽然年纪轻轻，于治国理政、统军对敌都有极高的造诣，更是新一派书法字体行书的创始人，在士林之中乃是声名鹊起的后起之秀。徒弟尚且如此，做师傅的自然更加不得了了。

　　　　司马徽自从受郭斌邀请主持阳翟县学之后，醉心于教书育人，在学堂之中教授新式的读书认字方式，亦即郭斌提出的拼音；于数学、物理学、地理学等新式学科也都有极高的造诣，甚至在物理学中郭斌所提三大定律的基础上又有创建与延伸。可以说，无论是在传统经学还是郭斌所提新学上，司马徽都自成一家，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泰斗级人物。

　　　　此外，无论是《九州舆图》还是《大汉世情》，司马徽的名字都是作为总编出现在书的封面上的。而且在以雕版印刷、并用于小范围内流通切磋的期刊中，司马徽屡屡有极具开创性的重量级论文发表，在圈子中享有莫大的名声与威望。

　　　　郭斌见了陈群紧张莫名的样子，微微一笑，心中却是了然。如今郭斌所提出的新学，已然在阳翟县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司马徽醉心于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获得了很多了不起的成就。现在的司马徽较之两年之前在学术界地位更高了，在伏龙山庄强大的宣传机器的通力合作下，隐隐然已成为颍川郡乃至天下最具盛名的教育家和经学大师，年轻的后辈心中充满高山仰止之情，也是合情合理。

　　　　只是新学成为颍川郡的显学，固然有其作为一门科学本身的魅力在其中，更重要的却还是郭斌在阳翟县乃至颍川郡中所实行的政策。在颍川郡中，郡守府属吏除了几个极为能干，经验极为丰富的老吏员以外，绝大多数的办事人员都是从伏龙山庄学堂乃至阳翟县学的毕业生中招募的，即便不是从这两所学校毕业，也要对新学有足够的研究才行。非但郡中如此，阳翟县衙门中的属官和吏员，也大都有这个背景。

　　　　当然，绝大多数的毕业生都还极年轻，在目前阶段所担任的都是底层办事人员的差事，只有个别几个特别优秀，年纪也相对大一点的，成了属官，算得是正式出仕了。可即便是他们的年纪要大一点儿，也大不过郭斌去，未及弱冠便出仕为官，这是多大的荣耀？

　　　　在中国这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只有做官、至不济要做公务员或是事业编才真正是有了一个好工作。即便是在后世，北方的几个省份中不管你多么能赚钱，即便你的月收入是公务员的几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在父母眼中也是个没有正经工作的社会闲散人员，只有做了官、有了官方烙印，端上了“铁饭碗”，才算是真正的有了出路。后世风气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两千年前的汉朝了。

　　　　汉朝官员的任命和举荐制度，给予郭斌以极大的方便。除了如县令、县尉、郡尉、郡丞等一干正印并有正式差遣的官员由朝廷任命，郡守在当郡官场中对官员的任命也有着极大的发言权。至于郡守的属官，更是可以一言而决。

　　　　因此，在郭斌能够完全掌控的阳翟县中，无论是郡守府中的属官还是阳翟县衙中的属官，基本就是他自己一言而决，至于郡守府与县衙中办事的吏员，可操作的空间更大。经过一年多对阳翟县的掌控，如今阳翟县中的下层吏员大都被阳翟县学与伏龙山庄学堂的优秀毕业生所占满，担任吏员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若是工作出色，还可以挂个从事的名头，算是半步踏入了郭斌的幕府，脱离了吏员的身份。

　　　　有了这么一个由普通学子擢拔为吏员，又由吏员升为官员的途径之后，阳翟县中学子们的学习热情便空前高涨起来。无论是学生自己，还是他们的家中长辈，对学子们的学习都是空前支持，甚至许多成年人也都开始自学，以期能够在吏员考试中获得通过，从而吃上公家饭，鲤鱼跃龙门。

　　　　这项制度是从当年郭斌担任阳翟县令时开始的，只是当时尚未曾形成完整规范的制度，只是凭着身为县令的身份调整几个吏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