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东汉末年-第2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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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戏志才命人将早已写好的牌匾挂在了祠堂正门，便是端庄中正的“英烈祠”三个字，祠堂正门两侧也挂了一副楹联，便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句林则徐的诗放在后世来，可能已经被说烂了，可让如今的人看了，却是振聋发聩。这些，自然又都是出自郭斌的手笔了。

　　　　西方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一个团体，一个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多元化，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则必然会引起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的冲突。因为各个阶层都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也都无法独占政治权力及经济权力，无法否定他人的利益。为了不同归于尽，他们便只好采取妥协、协商的办法，只好求助于一个相对超然而又强大的公共权力。

　　　　而这些在15世纪—17世纪间成型的西欧民族国家，一经建立便面对着无休止的外部威胁和冲突，便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因为那时候正是大航海时代　开启，欧洲各国忙着探索大海，忙着寻找新的陆地，忙着占领殖　民　地，忙着争夺海上霸权的紧要时刻。为了应付战争，它们需要增加税收并将其更加制度化，需要建立完善而系统的官僚体系，以治理内政、动员兵力，需要在民众中唤起爱国主义情绪，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

　　　　然而，中国则颇不相同。

　　　　说到底，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共同需求，这个社会需要凝聚力量共同面对危机，共同进行大规模的公共设施建设。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地形复杂，地势西高东低，长江大河自西向东汇入大海。而受这种大的地理形势的影响所形成的农耕经济，使得中国人民对于长江大河极为依赖，同时也极为头痛，所谓痛并快乐着。

　　　　水从来都是生命的源泉，也从来都是人类选择聚居地的重要考量之一，无论是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还是中原农耕民族旁水而居，其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水源。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有水源的地方便可以放牧，这水源既可以生产野草，也可以饮马饮牛，更可以提供生活用水；对农耕民族来说，在河边居住可以更加便利地获得浇种耕地所需的大量水源。因此，在中原地区，大城市大多是要建设在江河附近的，因为江河可以为密集的城市提供足够的水源。

　　　　夏朝都城阳翟，紧邻颍水；商朝的都城商丘，则临近黄河；西周国都镐京，就在今天西安市长安区西北，紧邻黄河支流渭水；东周国都洛邑，亦即如今的东都洛阳，则是处于黄河南岸。便是东周时期列国的都城，也大多分布在河水边上。

　　　　齐国临淄，紧邻淄水；楚国的几个国都，大多在长江沿岸；燕国都城蓟城，有潮白河、拒马河、永定河等流过，当年太子丹送别荆轲的“易水”，源出易县境，入南拒马河，“荆轲入秦行刺秦王，燕太子丹饯别于此。”

　　　　韩国初都阳翟，后来迁居新郑，新郑也是在黄河南岸；赵国都城邯郸，紧邻滏阳河；魏国都城大梁则紧邻黄河，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贲攻魏，曾决黄河及大沟水灌大梁，城毁魏降；而秦国的都城咸阳，则是紧邻黄河支流渭水。

　　　　之后的前汉国都长安、后汉国都洛阳、隋都大兴城（即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唐都长安、北宋都城汴梁、南宋的临安、元朝的大都、明朝的南京及后来的北京，清朝的北京，乃至后来共和国的北京，都在河边。丰沛的水资源既可以供应越来越庞大的城市，供给越来越多人口的饮用，又能够加强都城的物流速度，比如北宋的都城汴京，漕运的便利性便是当初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也是为了增强南北之间的联系。

　　　　因此，水资源的重要性在古代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绝对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之一，也是形成人口聚居地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中国境内大江大河贯穿的地形使得水利设施的建设尤其重要，著名的“三过家门而不入”，说的便是大禹治水的故事。

　　　　正是这种在深层次的经济原因，使得中国早早地便形成了国家的概念，因为只有统一的国家才有能力形成强而有力的公共权力，只有强有力的公共权力，才能保证诸如治理黄河、兴修水利这样庞大的工程得以顺利实施。再加上北方遍布着野蛮而凶狠的游牧民族，时时要南下中原抢掠一番，因此，中原大地上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形成了强而有力的统一国家。

　　　　而欧洲则因为降水丰沛，自然环境较之中原地区要好得多，境内又没有如黄河一般需要经常治理的地上河，因此他们在根子上便没有形成统一国家的动因。而直到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各国需要在世界各地瓜分殖民地，需要争夺利益，各国方真正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单从这个方面来说，正是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中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早了将近两千年。

　　　　各位大佬对不住了，今天停电，刚来电潜阳便火急火燎来发新章了，不到之处，请各位谅解。

　第三百六十四章　阳谋

　　　　在将刘陶的衣冠与目前为止所牺牲的士兵的灵位奉到英烈祠后，郭斌自然要发表一番讲话。/全本小说网/https：//。/

　　　　“秦失其鹿，英雄群起而逐之，而汉高祖独得头筹，至今四百余年矣。”见就连前来观礼的各家代表也听得入神，郭斌很是满意，继续道：“四百余年间，虽不乏王莽之辈窃据九重，天下纷乱后仍归于一统。”

　　　　“大汉王朝驱匈奴于漠北，逐百越于天南，天之骄子狼奔豕突，南越诸王抱头鼠窜，奄有中原数百年之太平。天下万姓同声一呼，四方夷狄共来朝贺者，以历代士人煌煌之文治、前辈英烈赫赫之武功也。所谓‘维天有汉，监亦有光’，你我皆为炎黄子孙，是华夏一族，如今四方夷狄仰慕而称汉人者也。”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历来都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对于自己祖先所建立的赫赫功业，亦会听得热血贲张。其实何止是这些汉朝人，郭斌又何尝不是热泪盈眶？

　　　　因此这一番话，重新将现场气氛点燃，下面的关羽、张飞、陈到自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便是赵云这极稳重的方面大员和黄忠这年纪稍长之人，亦是抑制不住地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而文臣之中，戏志才收起了浪荡不羁，徐庶与荀彧则是呼吸急促，紧紧捏着拳头。武将对于建功立业、扬威异域的事情固然极是热衷，文臣们感受到更多的却是郭斌这一番话中展现出来的气魄和野望。

　　　　只听郭斌浑厚中正的声音平和却有力，回荡在祠堂外的空地上：“北疆有匈奴族、鲜卑族，今又有乌桓族。山东原有东夷族、南有百越族、西有犬戎族、今有羌族。而我等中原之人亦有一族，便是汉族。所谓汉人万姓之兴衰者，亦即华夏国族之兴衰也。”众人听了，不觉纷纷点头。

　　　　“天子者，以天授之权护佑华夏国族者也；士民者，以圣人之教化育万民百姓者也。然天道无亲，世事无常。勾践有卧薪之厄，耀夜有囊萤之光，岂独我华夏一族乎？为百姓万民伸张，替华夏国族正名，信大义于天下者，即得天道。”

　　　　“吾虽鄙陋，亦常慕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齐之高义，恐先贤遗志难现于圣朝。及至延熹年间，党事大起，天下纷攘。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元礼（即李膺）、张敦朴（即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顾利害生死，不变其节，毁家纾难、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今刘公陶所为，不令先贤专美于前也。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其刘公之谓欤？故，今立此英烈祠于阳翟，上则追慕先贤之遗志，下则规劝后辈以奋勉也。”

　　　　在东汉一朝，因党人一直占据道德舆论的制高点，所以党锢之祸一直饱受天下士民百姓的质疑。然而，人类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的，在党锢之祸后期便出现了许多以隐居之名，沽名钓誉的小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他们为“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因此，不得不说，两次党锢之禁敲断了许多东汉士人的脊梁，“名”、“节”相离的颓废气象如今也逐渐显露出来。

　　　　因此，郭斌此时这一番行为，既是为了颍川郡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使大家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为了借机整合整个颍川郡的政治力量，努力扩大自己的实力，使得颍川在即将来临的乱世之中获得生存的砝码，自然也有重新提振士林气魄的愿景在里面。当然，在长远来看，激发民族意识，使天下人都具有身为华夏国族的自觉、骄傲与责任心，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五胡乱华之中站稳脚跟，乃至彻底将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

　　　　中国虽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形成了统一的庞大帝国，也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概念模糊的民族，可是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并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异，便是民众效忠的对象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以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体。而两千年前中国所形成的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稚嫩的民族国家，其效忠的对象则是君主，亦即所谓的忠君，即便是有思想先进者所提倡的“爱民”，也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础上的。

　　　　孟子所谓民贵君轻，不得不说已经有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苗头，可是囿于时代的限制，他的继承者们又不得不受到忠君思想的影响。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便不得不通过“天能干预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这种蒙昧而带有迷信色彩的说辞，通过上天来巩固天子地位的同时，也通过上天来限制天子无限的权力。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虽然为国家大一统和天子独揽大权的理论提供了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却又限制了天子的无上权力，为普通士民百姓限制君权开了一个口子。

　　　　可以说，董仲舒这种深据“买一赠一”特点理论的提出，既为汉武帝时期提高国家凝聚力，全力以赴进行对外战争，攘除塞外匈奴的大政方针提供了坚强而有力的支持；又使得儒家自此成为汉朝的一门显学，更为东汉朝士人团体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党锢之祸中，士人阶层大致代表了社会良心，是一股蓬勃向上的积极力量。郭斌的打算是，借助并扶持这股积极力量，使得其不会如历史上那般在党锢之祸中便将尊严丧失殆尽，最终在五胡乱华中被完全摧毁。因此，如今郭斌建立祠堂祭祀刘陶的做法，既有立足于当时环境中的功利性地考虑，又与为了保存民族脊梁的长远目标相互切合，是他在汉朝一步步建立更确切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大方针所必须要采取的措施。

　　　　郭斌说完这一番话，下面一片寂静，待过得片刻方暴起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即便是以戏志才的放　浪不羁与司马徽的淡泊静远，面上虽不曾变色，拢在袖子中的双手却均是激动得不住颤抖，想来是听懂了。

　　　　这一番话，口口声声是夸耀汉朝的丰功伟绩，一口一个要为了华夏民族不惜己身，说的却全是党人，一句忠君的话都没有。对于党锢之禁的根本原因，士林中绝大多数人都只是看个大概，很多人更是为了好名声而投身进去。然而，这表象却骗不过像司马徽、戏志才、荀彧、徐庶这样的顶尖谋士去。

　　　　这几位跟着郭斌时间都不短了，尤其是戏志才，与郭斌关系最为紧密，是最早跟着郭斌的谋士。一般的文臣武将跟定了主公，是要给人出谋划策，鞠躬尽瘁的，可郭斌倒好，在大事情上那叫一个拿得定主意，手下的人大约只要照着他划定的大路子走，工作便基本不会出现大的差池。即便是以戏志才、荀彧、徐庶之才，也不得不承认，自从跟着郭斌以后非但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连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格局也高了许多。

　　　　官场上的那些弯弯道道郭斌似乎压根儿就不在乎，可是他越是如此堂堂正正地横冲直撞，越是没有人敢给他耍阴招、使绊子，便是以十常侍之首张让的嚣张跋扈，在郭斌面前亦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

　　　　仔细想来，郭斌从未用过什么险计，即便有时候看起来险之又险，却是计算妥当之后再做的。当初长社之战，郭斌率领六百骑兵冲击二十万黄巾大军的连营，将南路黄巾主力的作战意志摧毁得七零八落。这听起来似乎是险之又险的一战，却是郭斌算定了黄巾大军规模过于庞大，各部之间联络既不顺畅，军令不通，军事素质又是良莠不齐，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再加上黄巾大军联营连绵广大，处处都是破绽，波才便是想要组织精锐兵力防御，那也是防不胜防。

　　　　再说广宗之战，郭斌之所以敢于只身入敌营，是算定了这些黄巾军精锐早已走投无路，投降官军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况且又有褚燕知晓他与张角的关系，因此郭斌是官军之中最适合前去招降的人。况且，以他与张飞的功夫，若是真的出现意外也自可脱身。不要说小小的广宗城，便是京城大内亦可来去自如，更不要说当时城中的百姓里还有许多关风龙的弟子在其中呢。

　　　　要说郭斌使计的战斗，怕只有当初在塞外伏击鲜卑大单于和连的那一次。双方实力相差太大，若不巧施奇谋，怕也难以胜得如此干脆利落。郭斌年纪虽不大，在战场上却足够谨慎，他所坚信的战争原则便只有一条，那便是以多胜少。即便是在全局上兵力少于敌方，也要在运动中撕扯敌方阵型，以期在局部形成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一举获胜。

　　　　正是因为郭斌这种战略战术思想，使得他手下的文臣谋士也都受到了影响，凡事都要站在高处，在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摸清楚后，有了高屋建瓴的认识，再做决定便会大大提高获胜的几率。

　　　　显然，如今郭斌这一番话的意思，戏志才等人也明白了个七七八八。

　　　　这一章却是要了潜阳的老命了，古文果然不是潜阳肚子里这点儿墨水能驾驭得了的。贻笑方家便贻笑方家罢，就当是抛砖引玉了。

　第三百六十五章　适当放纵

　　　　适才郭斌所讲的那么一大坨东西，就是在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一个民族，我们要爱我们的民族，只有为了民族的兴旺发达无私奉献，英勇付出的人，才值得人的尊重，刘陶如此，那些在英勇奋战中逝去的英雄亦是如此。//全本小说网，HTTPS：//。）//

　　　　古人所谓忠君爱国，忠君永远是要排在爱国之前的，因为国家是一个宏大而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君王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活生生的一个人。在这个时代，你爱不爱国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自也不会有人出来干涉你，可你若是不忠君，那便乖乖不得了，等着查水表。

　　　　举个例子来说，北宋年间出了一个以刚直足智著名的参知政事寇准。在宋朝，这个参知政事便相当于副宰相，当年王安石主持变法之初，所任便是这么个官职。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从幽州出发，浩浩荡荡，向南推进。大辽军队兵锋所指，北宋朝廷一夕三惊，便有人提出要迁都南下。这时候寇准就不同意了，他极力反对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