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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骑兵-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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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第十八章告别冀南(2)
团领导一边稳住大家的情绪,一边去和上级商议,最后决定,马匹由骑兵团自己选送,军区不插手。于是,骑兵团编成四个连和一个徒步队,刘春雷的战马也就是这时候被调走了。
大刘回部队的头两天,二连出了事。本来,骑兵喂马时,各匹马的缰绳拴的长短应该要一致,因为缰绳拴得长,马的活动范围大,抢吃的食料就多;反之,拴得短的就吃亏了。晚上喂料的时候,有个战士偷偷把自己战马的缰绳放长,被别人发现了。这要在平常,最多也就是拌嘴吵架的事,可这段时间人们的火气太大,结果竟发展到动刀杀人——军区保卫部的干事就是为调查这个事故而来的。
刘春雷这个排长新上任,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叛逃。晚上,各班长睡觉都把铺位安在门口,房门用绳子拴着,另一头系在自己手上。连长、排长一天要查几次人数,出任务时更是紧张得眼都不眨一下。有个战士偷偷对大刘说:“你让我走吧,我不带枪,不骑马,保证不去当汉奸。回家吃几顿饱饭就回来接着打鬼子。”刘春雷回答:“你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可是如果你敢逃跑,我一样开枪打你……”
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一二○师的骑兵团在大青山解散了,一二九师骑兵团也要下马改成步兵!
这个消息是确切的,因为有领导认为骑兵的消耗太大了,养不起。
的确,养骑兵困难。算一笔账就知道:当时,八路军士兵的口粮已经降到每天六两杂粮;而由于没有草料补充,战马的豆料降到每天三斤(四十八两)就不能再减了。这样一来,一匹马的消耗是一个战士的八倍。解散一个骑兵团,可以供应四五个步兵团(步兵团的人多一些)。
还有个消息说,骑兵解散后,大部分战马都将被宰杀。这更让部队的军心大乱。团领导没办法向下面做工作,只好去找上级提意见,说明“骑兵团从红军时期保留到现在不容易;再说,把马匹都杀了也没有多少肉,解决不了大问题”。战士们也提出:“如果嫌骑兵消耗大,我们宁愿到敌占区去活动。到那里战马可以吃草,我们也能和鬼子拼一下。”
七七八八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领导也犹豫了,正式文件就拖着没有传达下来。
开春了,战士们还穿着去年“五一”反“扫荡”时的军装,冻得直打哆嗦。一天,军区拿出一笔资金,叫骑兵团自己想办法换装。这事情倒是出乎骑兵们的意料之外。
刘春雷参加了军装制作组,在供给处老舒处长的带领下满世界收购布匹,可是转了好些天也没有多少收获,真是愁死人!
根据地的布匹棉花早就送到太行山上去了。当时,冀西和晋南山区不产棉,那些地方连纺车都没有,太行山部队的军服原先是由冀中根据地提供的,“五一大‘扫荡’”之后就要靠冀南军区来完成。冀南根据地的面积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物资本来就有限,再加上穿越封锁线运送布匹,十趟中能成功一两趟就不错了。等到把八路军总部的任务完成,自己的布匹棉花也差不多掏空了。
在成安县,听说漳河店有个叫“老严”的布贩子,三教九流都很熟,别人弄不来的东西他都有办法。漳河店是敌占区,老严是个什么背景也不清楚,可大刘他们这时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就去找他。
漳河店,刘春雷刚参军的时候在这里打过伏击。到了老严家,八路军一亮明身份,他全家人都很紧张。老舒处长说:“老乡别慌,我们一不要东西,二不抓人,是来找老严帮助买棉布的。”对方听了,这才放下心来。
彼此一聊,才知道还是熟人。原来这个老严就是大“扫荡”时参与守备王行杖村的那个伪军中队长,当时他被惨烈的战斗吓坏了,连夜脱了军装跑回老家继续贩布。当他知道刘春雷就是英勇作战的八路军骑兵战士时,他对曾经的对手很是敬佩,一再表示要把事情做好。
第十八章告别冀南(3)
老严说:“你们要我买棉布,不知给什么票子?若是银元、老头票就能买到,若是别的钱恐怕不中。”舒处长知道他是去敌占区采购,当即表示钱不成问题,但他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办完事。
老严又问:“每尺布咱们出多少钱?”老舒处长回答:“随行就市,公平交易。你看着办就行了。”老严很高兴:“八路军这么相信我,兄弟我跑路子,一定不让你们吃亏。十五天后各位到我家来取货,那是绝不会失望的。”
过了半个月,老严真的把布匹弄到了漳河店。在他家结账的时候,舒处长又问老严一天给多少佣金,老严说:“我自己就免了。这位老夏,带了十个人,每人算两块,一天二十吧。”
老舒说:“你们很辛苦,一天二十五块。”
那位老夏顿时就和八路军亲热起来了:“早听说八路军公平和气,还真是这样。要是给别的军队买东西,不给钱还要挨骂呢。”
刘春雷、胡彦明就和老夏闲聊天:“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棉布呀?”
“从河南辉县。”
据老夏说,日本人在新乡有个会社,既推销他们的工业品,也收购当地的土特产。辉县有一个经营点,很多交易都在那里进行。闲聊中,老夏吹嘘这趟帮八路军贩布买卖合算,原因是日本人要集中资金去抢购粮食,棉布反倒比平时便宜多了。
“那里有粮食吗?”
“当然,鬼子仓库正收着哪……”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彦明立刻去找老舒处长。
“老舒处长,有粮食!”
“哪里有?!”
“河南辉县。”
“哦,那里是敌占区。粮食太贵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钱,咱们还不能抢吗!”
对于到辉县去抢粮食的事,老舒处长和刘春雷都觉得挺玄的。可胡彦明却很上心,回到根据地,他就急着去团部汇报这个情况。况政委说辉县离这里太远,先请示军区吧。
过了两天,陈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带来了军区首长的命令,说是决定由冀鲁豫军区去打辉县仓库,冀南这边派一个骑兵连配合。周排长传达完命令以后就不走了,留在骑兵团担任四连的副连长。
原来,为减轻根据地的粮食负担,冀南军区的司、政、供、卫机构实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卫生部只留下十多个人组成巡回医疗队,供应部则全部撤往太行山,在“四二九‘扫荡’”中曾经和骑兵并肩突围的军区特务团也撤销了。陈再道司令员还解散了自己的警卫部队,把周开树等人派遣到了骑兵团。
周开树外号“周二虎”,在冀南也算是个有名的人物,他十四岁参加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45年从骑兵团调到二十旅五十八团任营长,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
曾玉良团长带着一连去河南辉县“抢粮”,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等待收获。可过了几天,一连回来了,人马没少,却只带回来三袋粮食,垂头丧气的。
原来,辉县那边是敌占区,我们的政权在当地已无法活动。这次,冀鲁豫军区派了四个步兵连出击,骑兵连的任务是掩护。过铁路线的时候,部队被敌人发现了,立刻引来了日军机动部队,步兵部队连忙跳到路西去,骑兵连则按计划在路东骚扰掩护。可是,由于路西是太行山方向,敌人似乎认定了过铁路的是太岳军区的部队,所以不受骑兵的吸引,始终咬着往西面追。骑兵一连只好又绕到路西去接应,除了发现一些被丢弃的大车,没有联系上步兵部队。再往西走就是山地了,那里对骑兵的运动不利。曾团长觉得在摸不清情况的条件下不能盲动,就带着队伍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乡公所,骑兵一连顺手就把那里端了,没想到还找到了几袋粮食。胡彦明美滋滋地告诉大刘,那乡公所可能是正在等着招待什么人,准备了三大桌酒席摆在屋里,有鸡有肉,还没有动筷子,结果都便宜了八路军。大刘问:“都有些什么菜?”胡彦明想了半天才说:“不知道,还没看清楚就全进肚子了。”……不过,这已经够羡慕死其他人了——跑了三百里,混了顿好伙食,值得啊!
第十八章告别冀南(4)
新军服发下来了。衣服是老百姓帮着染布、缝制的,还絮了层棉花。只是式样不大统一,有的像中山装,有的像道袍,纽扣是布袢袢,看上去有些怪怪的。不管怎样,毕竟是棉袄,穿起来暖和多了。
有一天,冀鲁豫军区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开国中将)到骑兵团来转了一圈,东看西看,笑嘻嘻的。骑兵们也得到消息:骑兵团不解散了,但是要到河南去,加入冀鲁豫四分区。听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未来的战斗环境充满了兴奋和好奇。
原来,上次骑兵一连配合四分区到河南辉县抢粮,虽然没成功,但给冀鲁豫军区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国华政委就坚决反对将骑兵团解散,他认为:其他根据地都有山地作为战略依托,只有冀南和冀鲁豫完全是平原,在这样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保留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是十分必要的。张政委还表示,他有办法解决骑兵的供给,如果别人觉得难办,四分区要。
1943年的2月至7月,冀南军区的大批主力部队陆续调到其他根据地。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到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和第十团到太行军区,二十团到太岳军区,七七一团到陕北。这些部队都是开辟冀南根据地的功臣,是根据地的骨肉子弟。
军区领导给离开根据地的战友们配发了新军装,补充了缺额人员,让他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地踏上新征程。而那些留下来坚持游击的部队,每个团只保留三到七个连,区中队只留二十人,县大队也只有五十人……
这是极度困难的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抗日战争期间,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各敌后战场中承受的损失是最大的,全区牺牲旅(地委、专署)以上干部二十七名、团(县)级干部一百二十八名,仅刘春雷的老家南宫县就牺牲了五位县长和县委书记。在惨重的伤亡面前,八路军没有退却。但是,当大饥荒威胁到群众的生存的时候,人民的军队却必须尽量减少民众的负担。机关精简了,后勤精简了,干部精简了,行政人员精简了……最后,除留下基本力量坚守阵地,战斗部队也实施了大分流。
离开驻地时,部队给每个战士分发了两斤玉米,可骑兵们只抓了一把放在兜里,其余的都留下了。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路旁含泪相送,一位老人家高举双手哭喊着:“为官不与民争利,贤达呀!军队不和民争食,义士啊!”如果说,通过几年的敌后战争,群众知道了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队伍;那么,大饥荒中的同舟共济,更使老百姓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爱民的政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患难见真情,从这以后,华北民众和共产党人的心彻底紧贴在一起了。
刘春雷是冀南的子弟。当初参军,他只是想着要保卫家园、保护亲人,现在,当他离开故乡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一位久经沙场的八路军干部了。他知道,在党领导下的每一个阵营、在八路军抗日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自己英勇献身的战场。
他想起前不久告别父母时的情形。当武工队离开刘家的时候,刘春雷已不能像十九岁那样洒脱地说出跩文的“戏词”,只能哽咽地请二老多多保重。刘家老太太照例是哭得说不出话来,刘老先生却说:“去吧,孩子。虽说忠孝不能双全,可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鬼子就是最大的孝。该保重的应该是你,打仗的时候处处小心点。孩子呀,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
“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这曾经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而如今,却又是多么难以办到的一件事。
离开冀南的时候,刘春雷忽然想到:当年在南宫县一起参加骑兵团的三十五位战友,现在连他在内,只剩下八个人了。
第十九章惩戒邵鸿基(1)
告别冀南,骑兵们来到豫北。冀鲁豫根据地和冀南相隔不远,两个军区多次并肩作战,所以骑兵团对这里并不陌生,杨得志司令员也是大家的老熟人。
不过,冀南的部队属于一二九师序列,而冀鲁豫军区属一一五师序列,虽然大家都是八路军,但是在一些习惯上还是有所不同。
比如,冀南的部队番号是以“新”字打头的,叫做“新四旅”、“新七旅”;而一一五师这里是以“教”字开头,称为“教一旅”、“教三旅”……骑兵团到了冀鲁豫也不好再叫“一二九师骑兵团”,只能改为“冀鲁豫军区骑兵团”或者“四分区骑兵团”。
不过,当地老百姓弄不清这里面的名堂,看见黑马、红马、白马,一队队地开过来,就“白马团”、“黑马团”、“红马团”地乱喊。骑兵们也胡乱答应着,反正喊来喊去都是这支队伍。在当时,华北的八路军只剩下这么一个骑兵团了。
四分区的司令员是赵承金(开国少将),政委是张国华(开国中将),还有个戴眼镜的副司令员朱程(1943年牺牲)。这是个刚建立没几个月的新单位,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的北部,分区总部设在昆吾县(1949年被撤销,并入濮阳县)。
豫北这一带,敌我力量犬牙交错,周边的敌对势力除了日伪军,还有“会道门”武装和国民党顽固派。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来之前,四分区的部队是由河北民军改编的抗日武装,力量小,战斗力不强,老是受别人的欺负,只能在日伪顽军的包围中搞一些“小打小闹”。有一次,部队偷袭东明县的临濮集,击毙了十几个伪军官,分区领导就高兴得不得了;可骑兵们都觉得这动作太小,是武工队的把戏,没多大意思。
三月的一天,部队接到命令: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滨河地区侦察敌伪作战意图。战士们觉得很奇怪,滨河县是共产党在滑县和长垣县的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临时县,地盘很小,派两个主力团去那里侦察什么情况?
“半截秀才”李大鹏这时候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向刘春雷透露了一个情况:
头一天,曾团长和况政委去四分区开会,在张国华政委那里遇到几个正在哭鼻子的地方干部。他们是长垣县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刚刚被国民党专员邵鸿基给赶了出来。除了两位女同志,其他的人都挨了板子,屁股都被打肿了。张国华政委还兼任着地委书记,地方上的事情也归他管,看见这个情况十分气愤。曾团长当时也提出要惩治邵鸿基。
如此说来,这次侦察活动的目的,也许是要找机会教训一下邵鸿基。
邵鸿基是骑兵团的老熟人了,他原本是国民党的南宫专员,是刘春雷家乡的父母官,在冀南的时候就配合石友三搞摩擦,经常和抗日民主政权作对。1939年,冀南军民反击石友三,邵鸿基也被打得一败涂地,从此被赶出了自己的辖区,只好扛着河北专员的牌子到河南来继续反共。现如今,他的身份是“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自称是“反共专家”,还吹嘘说“共产党的那一套我都懂,都有办法对付”,专门和八路军的主张唱反调。
于是,骑兵团就开往滨河地区“搞侦察”,二十一团也心照不宣地同时开拔。
刚到长垣县,就听说邵鸿基的部队出来了,主力赵子安支队进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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