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3101-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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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的笑容。今天，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在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我们的国民生活水平也在大幅度地提高，展现中华民族发自内心的美丽笑容，是该成为政府和全体国民努力的第一要务了。

第十九章不一样的世界杯

像世界杯这样的国际赛事，如果放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举行，那一定是早早就启动，大赛氛围也早早就深入到城市的每个角落。但来到德国后，我却惊讶于这里的行事风格：不事张扬，务实第一。

1、感受不到“大赛氛围”

经过十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们一行三人于德国当地时间六月三日下午五点抵达了法兰克福。其实所谓“第几大”城市的说法或者“大城市”的概念，我们中国人和西方的观念区别很大。按人口和面积，法兰克福在德国排第五，可是它的金融和科技地位却是首屈一指，相当于上海之于中国。而这个城市的人口仅仅六十五万，甚至不及我生活的那个区。飞机降落时刚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格外清新。

接待我们的是德国之声电视台的吕先生，他竟然还是我的四川大老乡，让我很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尽管之前听从德国回来的朋友说过，德国恐怕要算是欧洲最美的国家，我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在驱车前往宾馆的路上，这座城市的绿色、安静和古典还是令我吃惊。

好像很多记者赛前从德国发回的第一条片子或第一篇稿件几乎都不例外地以“感受德国世界杯氛围”为主要内容，而结果都毫不例外地出乎他们的意料。我们的记者太习惯中国式的风格了：我们要办个什么运动会，赛场提前大半年就完工了，设施提前三五个月就运转了，提前一两个月就到处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地“营造”气氛了。而二○○四年，希腊人办奥运会却是那么慢条斯理。我曾目睹，离开幕式只剩五六天时间了，相当多的奥运场馆连油漆都还没有开始做，全世界都跟着他们着急，很让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奥运会“要等房子结婚”的焦虑。结果奥运会如期举行，什么事儿也没有耽误，让全世界瞎操一回心。当然，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严谨的德国人身上，世界杯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中进行。只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欢天喜地地笑迎八方来客、四海宾朋的情形却是不曾看到，就连各种数量不多的世界杯宣传品都是小小的，不张扬地出现在各个角落。我喜欢德国人这种务实和安静的态度。唯一熟悉的所谓“大赛氛围”应该是一路上看到的临时交通管制，路遇的一名金发碧眼的德国女警漂亮得可以上杂志封面。

2、市长没有球票

我们那次德国之行的邀请方之一是德国布郎菲思市市政府。这是一个距离法兰克福六十千米外的德国小城市，面积小，人口也只有一万两千多，但是这个美得如童话一般的城市是整个德国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城市，将近百分之七十的森林覆盖率使它被德国政府授予空气疗养城的称号。

六月四日上午，我们受邀做客布朗菲思市市长史密特先生的家。德国人的社交活动是很少在家里进行的，尤其是政府官员，所以史密特市长在家里接待我们报道组一行是很罕见的举动。这一方面是因为史密特市长对中国怀有特殊的好感，另一方面得益于接待我们一行的德国之声电视台的吕龙霈先生，因为他们私交甚好。

车绕过弯弯曲曲的小道来到市长家门口后，我们发现，市长家与他的邻居家比起来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地方，唯一特别的就是听吕先生说，这栋房子是史密特先生亲手设计并和家人一同亲手修建的，前后竟然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我想能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建房的市长恐怕在欧洲也不多。

史密特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温和亲切的德国老人，碧蓝的眼珠让人感觉到一种发自内心的纯净和平静。在一小时的采访中，我与史密特先生聊了很多话题。他向我介绍了布朗菲思市的历史与现状，谈到了他对曾经访问过的中国的一些城市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印象，他在盛赞中国经济巨大成就的同时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遗存遭到破坏极为痛心。在谈到二战之后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致力于化解仇恨、增进交往的工作时，史密特先生所表现出的坦率和真诚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他本人因为对这项工作的突出贡献获得了“欧洲议会友好城市市长大奖”，布朗菲思市也因此获得了“欧洲议会友好城市大奖”。这个奖项全欧洲每次只评出一个，所以很能说明史密特先生对世界和平友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谈到足球时，史密特先生立即呈现出另一种状态。当我问他会不会到慕尼黑看世界杯开幕式时，他不假思索地说：“不、不、不，弄不到票，只能在家看电视。”这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也许是难以想象的，堂堂一市之长去看在他们本国举行的世界杯的愿望都难以实现，可以想见在德国官员的权力所受到的约束。

而史密特先生丝毫没有觉得在来自异国的记者面前表示弄不到球票会难堪，他愉快地告诉我，他会和朋友、太太一块儿找个酒吧看比赛。他说那样的感觉更好。我问他，作为市长在酒吧里看球赛有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他耸耸肩膀摊开手说：“没有、没有，这时候没有市长，大家都是球迷。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认识我，我是他们每个人投票选出来的，我是他们的好邻居。”

就在这时，我们的采访被门铃声打断了。几分钟后史密特先生向我们表示歉意，他说邻居家的猫钻进了一间没有人的房子，出不来了，邻居来向市长家求助。这个插曲似乎是在以最快的方式向我们证实他几分钟前所说的话—“我是他们每个人投票选出来的，我是他们的好邻居。”

十几分钟后，市长夫人从邻居家救猫归来，我们的采访也结束了。市长夫人热情地邀请我们一起品尝她家里的中国茉莉花茶和她亲手烤的蛋糕。这次采访的结束时间我特意安排在了《南京零距离》开始直播的时候，我拨通了“零距离”直播热线，和晓乐做了一次直播连线。当然，少不了让史密特市长用我刚刚教会他的一句中国话向大家问好：“《南京零距离》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德国人的性格。

德国人的严谨是在世界上出了名的。在德国游历的几天里，我当然感觉到了，不过，除了严谨，德国人身上还有更多让人惊叹的特质。

1、志愿者阿卡尔

在驱车前往多特蒙德的路上，学德语文学的吕先生和我聊得很投机，提出晚上请我喝酒，而且多年不喝烈性酒的他竟然要和我喝白的。连续的疲劳工作使我欣然同意放松一把。在买酒的小店里我们意外地发现一个年轻人胸前挂着一个印有世界杯标志的胸牌，吕先生马上跑过去和他聊了起来。几分钟后他兴奋地告诉我，这个叫阿卡尔的小伙子是世界杯的志愿服务者，他愿意为我们做向导。

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见到了阿卡尔。他说我们一定要去多特蒙德市火车站广场看看，那里有一个专门为世界杯比赛设立的一千二百平方米的超大型电视屏幕。一路交谈中我们得知，这个叫沃桑·阿卡尔的小伙子二十四岁，是土耳其人，库尔德族的后裔。我一下子想起国际新闻里那些关于这个民族的不幸消息，不过，这个小伙子很开朗，和大多数穆斯林一样有浓密的胡须、深邃的目光。

来到多特蒙德火车站广场，那个让当地人非常自豪的超大电视墙和震耳欲聋的音乐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他们在广场上驻足仰望这个庞然大物，这也是我们到德国三天来感受到的最强烈的世界杯氛围。据当地媒体报道，六月二日德国足协主席贝肯鲍尔先生专程乘直升机来为这个大屏幕揭幕。当天，多特蒙德阴云密布、山雨欲来，贝肯鲍尔一到竟然云开雾散、阳光普照，当地媒体惊呼，他们的足球皇帝的光临果然是天降祥瑞。看来，哪里的媒体都会八卦。

距火车站广场不远是该市最著名的和平广场，据估算，开幕式当天会有一百万各地球迷汇集到这里共襄盛举，这对于人口不到五十五万的多特蒙德市而言，其压力可想而知。其中大批球迷会聚集到这两个广场。为了应付那百年不遇的人潮，多特蒙德市做了大量准备。我们在南京也能见到的那种流动公厕就准备了一百五十个，不同的是他们的流动公厕是免费的。走着走着，阿卡尔指着我们脚下说，我们现在踩着的红地毯也是专门为迎接各地球迷准备的，长达六千米。这让我有些意外。在我们中国人的礼仪常识中，走红地毯是最隆重的礼仪之一，走在上面的人非富即贵，而德国人却把这种礼遇提供给了全世界不分国籍、不分贫富、不分信仰的所有球迷，很像《沙家浜》里阿庆嫂的唱词—来的都是客。

阿卡尔告诉我们，他不仅是一个狂热的球迷，而且是一个水平很不错的球员，还兼职做足球裁判，但在世界杯期间，他作为志愿者就看不了比赛了，连电视转播也要请家里人录下来过后再看。我问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活不了多少年，过几十年我们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能参加一次世界杯，能为这样的大事提供一点儿服务，老了以后回忆起来会觉得很有意义。他的回答很像是“土耳其版的雷锋”。我写前面一句话的时候犹豫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到底说他是“土耳其版的雷锋”好，还是说成“德国版的雷锋”好。他是土耳其人，在德国做生意，却愿意为德国举办的世界杯做义工，如果按我们写劳模报道的方式，多少有些“国际主义”的意思在里面，但我想这个年轻人恐怕没想过这么多，这就是让我觉得他更可爱、更能打动我的地方。

采访结束后，阿卡尔竟主动掏钱请我们喝咖啡，让我们很不好意思。聊天的时候，他说起了童年记忆里他们民族遭遇的可怕磨难，气氛也跟着凝重了起来。对于这样复杂的国际矛盾，我拿不出像样的解决办法，也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话来安慰他，但我想，愿意为别人付出并不求回报的人一定会生活得很快乐，很幸福。

2、小事故后的大见识

在德国西部参访的一个早上，吕先生一早出门，开车不小心，把车撞到了路沿上一根突起的护栏，车被高高地顶了起来。下车后，我们看到车底哗哗地漏着淡绿色的液体。当我们正在想该怎么办的时候，每一个路过的司机都停下来，伸出头大声问“需要帮助吗”。一个散步路过的老太太主动帮我们打电话给警察局、消防队、保险公司分别求助。

这时一个瘦高的中年人路过，停了下来，趴在地上检查车辆，然后告诉吕先生，破损的不是油箱，是一根排水管，不严重，只要把车抬下来，开到维修点就可以了。可是我们四个人中一位女性，一位老人，把他算上也只有三个劳动力，实在抬不动这辆旅行车。这时消防车赶到了，下来六七个壮汉，长得跟德国足球队队员差不多。我们想这下可好了，可没想到这些消防队员看了现场后，摇摇头都不动手。瘦高的中年人跟消防队队员说，他是汽车维修工程师，是专业人士，请他们帮忙把车抬下来就可以了。可消防队队员们说，他们的工作程序不是这样的，必须有保险公司在场，他们才可以工作。瘦高的工程师听了很生气，和他们吵了起来，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袖手旁观？你们的程序既愚蠢又死板！”可消防队队员执意按原则办。气愤的工程师在我们车里找出千斤顶，自己动手了！就在这时，一辆警车赶到了，下来一男一女两名警官，了解完情况后要求工程师立刻停止，等待保险公司的人，并告诉他：“你的专业只能在你的厂里，在公众场合必须服从警察。”

几分钟后保险公司的人到了，了解完了情况后立刻调来一辆起重机，把我们的车吊起来拖回去修。到这会儿，我们这个小小事故的现场已经聚满了消防车、警车、保险公司的吊车，有警察、工程师、消防队队员、保险公司救援人员等一大群人。这时瘦高的工程师走到我面前说：“听说你们是来自中国的记者，中国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可德国的经济却在持续滑坡，什么原因？眼前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德国纳税人就养了这么一帮效率低下的公务人员，真让人生气。希望你原谅。”我赶紧向他致谢并解释，大家都是在帮助我们，只是方式不同，千万不要弄得不愉快。最后两名警官走到我面前，正式通知我处理意见。警察说，那个工程师是一番好意，但他的方式不符合法定程序。如果在他的帮助过程中车辆发生了更大的损失，保险公司将不负责赔偿。“现在我通知你：这辆车买了保险，拖车费、维修费都在保险范围内。这辆车在维修期间，保险公司将为你们提供一辆同样的旅行车，让你们免费使用七天。希望这个小插曲不要影响你们的心情，祝你们在德国一切顺利。”最后那名警官还向我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他说，他注意到我们是记者，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拍成了新闻，最好不要在德国播出，因为他下车时比较匆忙，忘记戴帽子了，播出后会影响德国警察的形象，纳税人会不满意的。我向他保证不会并再次向警察和消防队队员表示了感谢。半小时后我们拿到了一辆崭新的欧宝旅行车。

一个很小的事故引来了这么多相关工作人员和市民，他们之间为了帮助我们竟然还发生了争吵。我很感谢他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为了减小我们的损失。德国人的热情、礼貌和严格按制度办事给我们留下了深刻且美好的印象。

熟悉的陌生人。

德国离我们有万里之遥，不过，这个国度里有着众多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地方，也有着众多被我们挂在嘴边念念不忘的大师、名人。

1、波恩&贝多芬

离开多特蒙德后，我们到了曾在中学历史书上熟悉的城市—波恩，曾经的联邦德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首都。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故居就在这里，这也是我向往的地方。

按照行程的安排，我们首先要访问德国之声电视台。下午两点半我们如约而至。德国之声国际部主任蒂曼女士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大门口，我就惊讶于德国之声总部大楼的气派。德国同行告诉我们，这栋大楼是目前德国造价最昂贵的大楼之一，原本是为联邦德国的首都波恩建的议会办公楼，没想到大楼刚建好就迎来了德国统一，首都从波恩迁到了柏林，后来德国政府就把它作为了德国之声的总部大楼。德国同行介绍说，这栋大楼最大的特点就是全透明。外墙是透明的，办公室是全玻璃透明的，就连电梯也是透明的。走进这座大楼，每一间办公室里的情景都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唯一不透明的屋子恐怕只有洗手间了。我的一个同事问，那办公室里岂不是一点儿隐私也没有了？一个长相英俊且有一个中国名字的德国同行冯海音对我们说，这栋大楼造价昂贵，都是用纳税人的钱盖的，所以设计的时候就是要让每一个议员的工作都能让纳税人看到，保证他们每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都是透明的。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搬到这里来办公，让我们的工作也变得这样透明。说罢他就爽朗地笑了。看来，德国人的政治透明化都渗透到了建筑领域。值得一说的是，德国之声是政府投资的媒体，但是德国之声从来不听命于政府，政府也从不以老板自居，德国之声要求每一个记者对一切来自政府的言论和政策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