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 冷兵器的脚步-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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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第2期　　　…　科学故事
唐风
　　　　比起我们嘴里的那对犬齿，更能说明人类自食肉动物进化而来的，也许是人类用于屠杀动物和同类的各种工具。冷兵器千奇百怪，其中不乏非常美丽的东西。至今收藏家都会为自己拥有一柄匈奴弯刀或大马士革剑而自豪。这些东西经过了时间的洗刷，其中一部分还可以发现曾经染血，无论是研究文明史的学者还是只对人们用什么东西打架感兴趣的普通人，都难免会为之着迷。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冷兵器依然是个尚未退离视野的东西；它活跃在两个领域——面向过去的武侠，和面向一切的科幻。
　　　　大约三万年前，人类开始把坚硬的东西绑在木棍上做成最原始的长矛，一般是动物骨头或石块，打磨得尽可能锋利。斧子和弓箭也是非常古老的武器，随着金属、主要是青铜在兵器制造上的使用，许多工艺复杂、样式精美的兵器出现了。三千年前的苏美尔人的标准装备是头盔、护甲、长矛和盾牌。可以想像，刚刚出炉的崭新盔甲穿在身上非常漂亮，但到后来就锈得绿油油的。人类用了很长时间完成了单兵武器的发明，但要想进行大规模的集群作战，还要求军队有良好的机动性。战车和骑兵也就渐渐进入了统治者的视线。
　　　　那时一般用青铜打制车身，只有一对车轮，军士和驾驶员站在车上，用弓箭和短矛杀伤敌人。一开始人们并不怎么内行，站在车轴上方，忍受着每一下微小的颠簸，而且马匹稍一抬身子就会让整个车身上仰；后来军人们向前移动站位，让马匹承担部分体重，这样一来战马就不需要再频繁地拉住上仰的车轭。脚下站稳了的军人们放开了手脚，战斗变得残酷起来。
　　　　“阿马宗女战士下车步战；眨眼间锋利的短枪就射穿了她的青铜胸甲，把她连马串在了一起。然后一只有力的手伸过来拔出投枪，女孩和她的马哆嗦了一下就死了。”在《奥德赛》里不仅仅写了凶险的投枪四射的战斗场面，还展示了兵车的厉害，“……又一枪刺中了迪那俄司的膝盖。就这样，阿喀琉斯像暴风猛吹着山林的野火一样势不可挡。他的战车碾轧着人的身体，鲜血喷溅在车轮上。”
　　　　我国春秋时期，尤其是赵武灵王之前，战车是最流行的主战武器。品种很多，有的保持了一般车辆的两对车轮。当时“千乘之国”已是很强大的军事实体，战争的规模很小，比起战国后期动不动就点兵数十万，要把对手打得亡国灭种，只能算小冲突了。但由于常年的、多边的战争，使军事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比较典型的一战是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军队先用虎皮覆盖在马匹身上，使对方的战马受到很大的惊吓；然后以一支偏师佯做溃败，诱使楚军追赶，拉长了战线；最后用世家子弟组成的战车精锐从侧面横击，将楚军截为两段各个击破。这一仗可能是最早的分割包围战例。
　　　　按人类学家的观点，车轮是个巨大的技术进步，但战争的逻辑决定了——骑兵上场。
　　　　人类很早就有驯马的历史。但骑兵如果不结成大群就不是战车的对手，随着战争的规模扩大，骑兵这种比较俭省的作战集群开始流行起来。在马镫没有发明之前，骑兵作战有很大的局限性。沉重的宽剑或斧子往盾牌上猛力一击，就能让一个威风八面的骑士摔下马去。但当那两个小小的踏脚板一出现，局面就发生了大的变化。
　　　　对马镫的作用，我国的顾准先生描述得最全面：
　　　　“在有马镫之前，骑士的坐位是不牢靠的。马嚼子和刺马距可以帮助他控制他的骑乘；没有马镫的鞍子可以固定他在马上的位置，可是他的作战方法还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原初是一个运动迅速的射手和投枪手，剑战是不行的，‘因为没有马镫，你那位挥剑的骑士，当他出色地大挥转他的剑猛砍他的敌人的时候，只会落得一个打不中敌人却自己翻身落地。’至于说到长矛，他是在肩膀末端挥动的，打击力量来自两边和上臂肌肉。马镫使力量大得无比的一种打击方式成为可能，现在骑士可以稳稳地横矛于双臂与躯干之间来攻击他的敌人，打击不仅来自他的肌肉，而且来自他本身和他疾驰前进的骑乘的联合重量。
　　　　“马镫，除了有鞍鞯和马匹所提供的前后两方的支撑之外，又加上了侧面的支撑，于是有效地把马和骑士融合为一个足以发挥前所未有的强力的单独的战斗单位。战士的手不再直接用于打击了，它只用来指导打击的方向。马镫就这样用马力代替了人力，无限量地加大了武士损害他的敌人的能力。无须什么准备步骤，它立即使马上白刃战成为可能，而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新战斗方式。”
　　　　历史上有很多次著名的骑兵会战。最富有想像力的骑兵当属蒙古人，他们发明了很多新鲜的战斗方法，被誉为“天下第一骑兵”。其标准装备是牛皮甲、弓箭、短斧和单钩枪。他们善于合作，在战场上寻找有利位置，“百骑环绕，可围万众”。他们善使弓箭，但在大战役中，那柄能把人从马上拖下来的钩枪更具威力。铁木真击溃金军主力，拔都围歼日耳曼…波兰联军都是经典战例，最典型的是“长子西征”在匈牙利首都佩斯特城的一战。当时的欧洲人喜欢列队出击，在教堂的悠长钟声中，一个个步兵盾阵和重装骑兵队鱼贯出城；蒙古人则低姿前进，遇到敌军主力冲锋就一哄而散，用弓箭阻止敌军的追击。匈牙利人在城外的第一战就荻得了胜利，使蒙军无法逼近城下；后来追兵受不了蒙古人的乱箭，就用马车围了一个大圈，上悬盾牌，主力呆在里面等待来日的决战。蒙古人抓住机会进行大迂回，完成包围后故意放了个口子，最后心慌的匈牙利人夺路而出，被对手驱赶到沼泽和灌木林中，狠加屠戮。当然，蒙古人也有硬碰硬的时候，一旦主帅认为时机已到，精锐部队（有时甚至是扩卫王族的怯薛军团）就会手执近战武器“穿凿而入，砍将夺旗”。他们虽然射术精良，遇到身着重铠的欧洲骑兵并没有多少用处，许多时候，被斧子劈翻以及被钩枪拖下来踩踏而死的人的数量远远多于被弓箭射杀。
　　　　说到弓箭，就不能不提到我国能工巧匠的作为。宋朝人被史学家认为比较文弱，屡受人欺，实际上他们发明了很多厉害的兵器。“六年襄阳”就让来犯的蒙古人流够了血。宋朝人用来守护城墙的战弩非常精良，床弩和踏张弩都是样子漂亮而又威力巨大的装备，尤其是一种称为“神臂弓”的踏张弩，用单脚踩拉弓弦，肩射，很适合单兵作战。床弩要比踏张弩大得多，往往有多条弓弦，某些品种的床弩要用辘轳甚至马匹来拉开，射力之强令人胆寒。
　　　　像炮弹一样，床弩和踏张弩的用箭比起单弓短得多，分量很重，十几台床弩的一次齐射可以让城下一个云梯方阵土崩瓦解。樊城一役，蒙古军队用几个梯队轮流进攻，经过了十四个昼夜的苦战才拿下，说明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对付宋朝强弓硬弩的方法。
　　　　俗话说：北马南船。我们既然讲了半天骑兵，就不能不给战船一席之地。古希腊就有专用作战的船，一般用于接船近战，双方力争跳到对方的船上相砍相斫，打得难看。不过他们的船造得很好，船身细长，吃水浅，速度快而转身灵活。火炮出现之前，东亚的战船应该说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像朝鲜李氏王朝军队用来打日本人的“龟船”，整个就像个乌龟，桨手和射手都被覆盖住，令对手奈何不得。宋朝水师也很厉害，襄阳会战中，郢州民兵乘坐一种双体船顺汉江春潮而下，转战数十里水路，一夜间毙杀元军万余人，突防入援。这种船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船底，跳上船来的敌军往往莫名其妙落入水中，不懂水性的立被盔甲拖沉；有水性的，刚一冒头就挨上长枪和拖钩，死得非常不值。
　　　　相比之下，那种我们从《三国演义》里看来的高大的楼船并不是什么好的战船，他们非常笨重，无风的时候靠桨手划动，速度极慢。有风的时候，他们又比不上欧洲带着巨大冲角的双桅战船。
　　　　随着经济的发展，富有的城市有了大量的金钱和足够的技术来构筑又高又厚的城墙。想要吃肥肉的对手必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抵消掉对方的优势。攻城器械随之五花八门起来。撞城锤是最早的攻城器械。公元68年罗马人进攻犹太人的帕塔约塔缄，战士们在水平放置的篱笆的掩护下将撞城锤运到堀下，结果犹太人用巨大的城墙砖把撞城锤砸断了，随之殉难的还有好几个勇敢的罗马军人。这一战的结果是罗马人最后用云梯强攻获胜。抛石机是比较有效的攻城器械，蒙古军队攻华沙时就用了抛石机。这种武器利用杠杆原理，水平放置的横梁上短的一头系上沉重的物体，长的一头是用来射石的皮兜。瞄准好之后，军士砍断拉住皮兜的绳子，短的一端被巨物压下，皮兜里的炮石即被发射。蒙古人的抛石机大概是当时个头蕞高的，绰号“回回炮”，最初是由波斯人教给他们的使用方法。这些抛石机大的有三丈高，可以将一百公斤重的炮石射出数百米远，再高的城墙也能越过。古籍上曾经记载“回回炮”在攻襄阳时发挥的巨大作用：“中人立毙，中地下陷三四尺”，比较单薄的民房挨上一两炮就会倒塌。华沙一战，蒙古军队用抛石机射出大量毒烟球，弄得全城都弥漫着砒霜和狼毒的烟雾，守军无以为抗，只得投降。
　　　　攻城塔是一种古老的器械，公元1世纪的罗马人就懂得使用它了。那是一个可以活动的城楼，当主将发现城墙上的薄弱环节后，人们就将它向前推进，然后躲在里面的兵士把他们手中的东西射出去——箭、石块、火把乃至自己的防身匕首。逼退守御者后大量的兵士就沿着攻城塔横搭着的梯子冲上城墙。守御者并非没有机会，强弩射出的数十支火箭完全可以把攻城塔点着。对付云梯一般用几人合抱的大木，奋力一撞就让它连人带梯翻倒，侧面一根飞来的绳钩——如果钩得准的话，也可以把云梯拉垮。但无论怎么做，攻守双方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征城掠地的战争给胜利者带来了财富和荣耀，留给失败者的则是痛苦和屈辱。喜欢征服的民族对获得战功十分热衷，兵器和战利品渐渐成为人们身份的象征。我们现在的身份象征是手提电话或车钥匙之类的东西，倒退数百年，人们的虚荣心又是怎样满足的呢？
　　　　欧洲的贵族子弟往往在战争中身先士卒，几百年的习惯使他们的文化融入了这样一种观念：有钱的人想当贵族就必须为自己的国家上战场。东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则是文人。不过，对身份高贵的骑士而言，全身披挂意味着与其他军士没有了区别，那种连头部都包得严严实实的重型盔甲太不方便，于是盾牌上的家族纹章诞生了。一张狮子的脸，七只飞燕，或者一个月桂花冠图案都成为别人不能也不敢假冒的荣誉象征。
　　　　至于东方，游牧民族对战功的奖赏一般是名马和美人。一个蒙古武士出征时往往带上好几匹马。财物和封邑则是东西方都惯于采用的奖赏方式。我国北方人有时用随身带的佩刀表示身份，但更多的时候，一匹用黄金装饰鞍辔的大宛名马是他们最想得到的东西。
　　　　随着宋、元两朝开始使用火药，冷兵器渐渐地、可以说是非常缓慢地退出了世界战争舞台。滑铁卢战役可以当做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大炮和步枪已经是主战武器，铁甲骑兵却依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的几次大战役也使用了骑兵。我国抗日战争中的徐州会战，汤恩伯的骑兵部队两翼包抄，十分管用。这一仗的关键当然是王铭章将军之苦守滕县，滞敌于坚城之下；但动用古老的骑兵来加快开进速度，使更现代化的日军陷入包围，不能不说是一招得分的好棋。
　　　　随着军事技术的现代化，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一个国家最有力的“武器”，二战时期就有一些著名军人抱怨“那些穿燕尾服的家伙夺去了我们的光荣”。现代战争使杀戮越来越成为一项远距离的单调工作，无法再让人们抒发狂暴激情。这对爱好和平的广大民众来说是件好事。
　　　　但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斧子砍进人的肩膀跟按下导弹发射按钮是不同的，几千年的文明不足以改变一个存在了几百万年的生物的本性。人类对创造和破坏是同样的喜爱，相比之下，冷兵器的破坏力远没有现代武器那么可怕。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人类的可塑性，否则就会应验了一些科幻大师对我们自身的判断：
　　　　理性的产生，最终意味着一个星球生物圈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