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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歌-第2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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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莲堡、望海堡分别抽调兵卒,归到曹将军名下,他们是老长官与老部下的关系,互相之间少了一些忌讳,然后指派曹变蛟以靖匪名义,向咏归堡靠拢,当国家金牌令一到,黄得功入卫,曹变蛟入城。两个人来个大换防。
但这时候的国家政治,就展现出龌龊一面,对于政治家来说,没有谁是百分百值得信任的,黄得功入卫,国内还有孙传庭、曹平安、朱慈炯等军力来制约,那么北方呢?
“大人且请放心,定国乃是变民出身,国家能信任若斯,让我守护北海门户,这份恩德,岂敢忘怀。如今国家多事之秋,就好比一架满载火药的马车向前疾驰。稍有不慎,就会付之一炬。因此定国有一策献上,使得火药不爆燃,车架不缓!”
“哦?”刘惟敬一愣,李定国的名气虽然不小,但在刘太医这样的书生眼中,终究草莽出身,如今想到国策,他还是不太相信的。
眼见他这幅表情,李定国也不觉得别扭,只是微笑而又自信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国家既然在兵部之外,加设了参谋总部,今日定国便提一个四字原则:各司其职。解释来说,就是武将主军,文官主政”
“…”
随着李定国的侃侃而谈,贝加尔湖面上的雾气,开始转变成暴雨。但两个人都没有察觉,尤其是刘惟敬,每多听李定国讲一句话,心中的敬服之心,便增加一分。以至于到后来,两个人不拘礼节的坐在了城堡的飘窗下,不顾海风肆虐,大雨滂沱。
刘惟敬原本的任务是告诫李定国,随时做好监测曹变蛟的动态,因为咏归堡划到曹变蛟名下之后,他所统御的西北蒙古,地域广博,人员众多,稍微有人蛊惑,很难说结局是什么。中国人的政治特色就是互相牵制,让李定国监测曹变蛟,让满桂监测李定国,这是目前已经设计好的一个主控网络。
但李定国、白文选二人能有今天,全赖曹变蛟的提携,因此刘惟敬此次也有试探之意,如果李定国稍有犹豫,国家后续手段一定会跟进。到那时,伤感情的事情,就会出现了。
所以当北海军神李定国提出一个方法,能够一劳永逸的解决军制问题,对于刘惟敬来说,确实是一个惊喜。
目前的征北军系中,蒙古人只认黄得功、曹变蛟、申甫这三个人的名号,其中申甫远在国内,黄得功身体不好,所以曹变蛟成为中国军界在蒙古这边的代言人,可谓是顺理成章。李定国可以监测曹变蛟,但问题是万一被曹小将军觉察到此事,非出乱子不可。所以中国传统上的互相制约军制,在这边不起作用。
而李定国、白文选二人,虽说在蒙古人心中算不上天神级人物,但在俄罗斯境内的名气却非常巨大,一堆一堆的哥萨克,都被白、李二人给打得头破血流,这就让李定国的心气提的很高,他又原属于曹变蛟建制,所以让他干“卖友求荣”的勾当,他放不下这个身段。
后边是国家要求,前面是恩帅恩友,李定国万般无奈之下,忽然能想到“各司其职”的方略,全都是被逼出来的。
首先他就提出来,目前国家在军队上的管理机制太过复杂了,参谋总部的主官都是军人出身,负责指挥权,兵部的主官都是士子出身,负责领导、叙功、后勤权。同时五军都督府、各地总督(督师)、都指挥使司、巡抚、卫所千户都还存在,放眼望去,简直是一团乱麻。
其实大可不必这么麻烦,军队无非就是六大权限,训练、装备、后勤、参谋、升降、作战。军人的事务,可以放手由军人来管。其他行政上的工作,大可以普及监军制度。所谓普及,就是将原本大军才会配置的监军官,给延伸到基层单位。每队(50人)设一名具备文官背景的监军。
这样的安排,是有着成功案例的。当年兴隆山会战,国家选派周胤、马世奇等八名举子官出任监军,不仅战事获得胜利,还锻炼培养了周胤、马世奇这样的优秀官吏。如今谁不知马郎的大名?
训练由武学分担,装备由工部、科学院、参谋总部来协管,临战调兵由武英殿分议来做出决策,参谋总部负责选拔人员和制定战法。升降、后勤由兵部来管理。日常的行政管理,由各级监军(指导员)来负责。这样的文武搭配方法,不仅解决了前期由于摸索中改革的混乱状态,还可以切实做到军为国有的政治目标。
其次,李定国借着这次谈判、曹变蛟与黄得功软性换防、国家要求他负责监测曹变蛟等多个事件,顺势提出了“军不主民政”的原则。目前征西、征北、辽东、东江四大军系的驻扎地域,仍然属于军管制度。就是说军队主将对地方上的民、法、财、政,都有绝对的发言权。这种模式只能说是暂时机制。但古代中国的传统,就是如此,谁也没办法。更何况军管制可以做到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来达到最大管理效果。倒也不失一个良策。
可要总这么下去,兵为将私这种痼疾,就永远不会杜绝。因此现在,该是国家敲定一个成熟政策出来的时候了:
战争刚刚结束之后,可以实施军管制,毕竟军人流血牺牲的,在国家补贴不可能无限发放的前提下,适当的给他们开一个小口子,权当是抚慰哀伤的心灵了。
但这样的制度不可过长,最长最长不要超过三年,从战事尚未结束时,国家行政方面的文官就必须介入,等到三年过渡期结束之后,无论什么情况,都必须、立刻转为正常而又传统的“父母官”制度。由文官来分管地方事务,军人抽身而退,仍然保家卫国,却不得再干预民、法、财、政。
这么一看,李定国方略就分为两大方面,普及监军,军管过渡期。
这两个制度,表面上看,似乎仅仅限于武将和文官之间互相划分清楚责权利的制度。实质上,是李定国比较和缓的规避中国政治中的最后一个政治课题。
官商直接勾结,必然导致政府的黑道化管理。如何让小民不再饱受盘剥,挣扎在凄风苦雨中苦盼有人带领他们武装暴乱。是摆在任何一届政府面前的头等难题。
所谓黑社会体制,就是流氓恶霸具备政策权,只有先答应缴纳保护费,才允许营业。不交钱,就砸场子。小民辛苦伐木烧炭,缩在城门外的柳树下,一直等到天寒地冻,方才去城里贩卖,为得就是能够卖上一个好价钱,可谁料想,一道黄绫系上牛头,整车的木炭,就被抢走了。
古往今来,小民的苦楚,就源于官商勾结,并进而引发政府的黑道化管理。
做好该做的事情,不要越线捞过界,这就是李定国方略的精髓所在。
……
。
第三十四章:军神裁决
英雄莫问出处
……
其实刘惟敬到达北海望海堡,除了国家任务之外,还带着一个私人请托。那就是有人希望刘太医做一回儿“月老”,替代王府的一位远房乡君,向李定国求亲。
跟以往类似,本次联姻活动,同样具有深意。
自从国家采用“卢法”规定“天下田亩,一家三代所耕,不可超两千定数”之后,对于土地具有一种病态追求的广大农民、地主阶级,就陷入了某种“慌乱”之中。
中国人的情绪,从骨子里是比较悲观的,凡是那些有点儿名气的诗人,所留下来的千古佳句,起码八成都是感时伤秋。小说、戏剧、传奇中,悲剧结尾也占大头儿。就连曹操这样的雄才,也会因为乌鸦围着树杈飞而潸然泪下。还有那位著名的隋炀帝,也会喝多之后对着镜子大喊“这么漂亮的脑袋,会由谁来取走呢?”
上述即可知,这种“强迫性民族抑郁症”得有多么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已不可考,也许是因为农耕文明中,生活的幸福与否,往往取决于天公是否作美吧,谁知道呢!不过悲观情绪更容易造就哲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和文学家,这倒是真谛!
总之吧,《卢法限田令》之后,一群勤劳、善良、略有些不自信的百姓,为了让自己生活的更加“幸福”,为了让自己家的田地更多一些,都以最大热情,充分开动了他们那灰色的小细胞(亦即大脑),开动的结果就是“媒婆”这个行当,焕发了新的生机。
因为《限田令》是存在系统漏洞的,根据国家法律体系的建成来看,任何政体下都存在“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区分,那么相对来说,针对皇族勋贵改革的《玉牒新章》就属于《限田令》的上位法。而皇族,又当然拥有了一定特权。
大明皇族近30万人,经过改革后,拥有可世袭罔替爵位的皇族(包括勋贵),仅仅不到9千人。剩余的20多万人,统统变成了贵子、乡君。
如此手术刀式的巨大改革,其影响异常深远。这也是曾经轰轰烈烈的“新七王之乱”,至今已经演变成闹剧的原因之一:由于众多贵族都不适应新的法案,所以跟在旧党身后闹事儿的皇族勋贵众多(以七王为首),如此一来,北京方面不敢痛下杀手,万一伤了一个皇族,将来不好处理啊;
另外南京方面守成有余,北伐无力,守成是因为他们团结了一大堆脑满肠肥的皇族、勋贵,无论是影响力还是财势,都足以割据江南,分庭抗礼。但要说指望这些人开疆辟土,那就连姜子牙他老婆扫把星马氏,也都不敢多一句嘴巴。
当初《限田令》《玉牒新章》两条律例颁布之后,也曾对这些贵子、乡君做过让步,给钱、给地、给田。那么这些人的田产,是独立在《限田令》之外的,就是说,如果某位聪明的地主老财家的公子,迎娶了一位乡君,那么他们家在三代之内,上限田亩可以达到4千亩。这就足以抚慰一些哀伤的心灵了。
因此,这么多年来,贵子、乡君与草根百姓通婚的范例并不罕见,大部分的贵子乡君不事生产,给他们再多资源,也早晚会败干净,他们需要有人帮忙打理。而很多新兴的商人,为了能钻个空子,情愿花个万把两的白银,与贵子、乡君喜结连理。既可以名正言顺的多占些田亩,又能堂而皇之的享受到“万岁爷远房亲戚”的身份,何乐而不为之?
于是可爱的中华民族,充分发扬了“走样”这个很特殊的天赋,开始了幕后的操作。这本事可不简单,就拿“媒婆”这个行当来说吧,大明20多万口子的皇族啊,有很多都类似朱怡?一般,由郡王直降为贵子,其中还有不少尚在襁褓中的男女婴儿,就因为这群小娃娃拥有了2千亩的独立特权,很多恶搞性质的娃娃亲,就普遍出现了。
这次刘惟敬受托,就是要把一位年仅11岁的小乡君,嫁给李定国。
“来来来,刘大人久在京师,吃惯了鲁菜,如今尝尝这北海雪花豚吧。”
委婉的将亲事推掉,李定国特意用一双长筷,替刘惟敬夹了一大坨豚鱼(海豹)肉,送到了刘太医面前的盘子里,随后那双长筷,仍旧横放在鱼盆上。酒席上使用“公筷”,目前只有北海一带时兴。因为俄罗斯人不习惯吃中国人的口水,李定国在这点上,做了改进。
“也罢,”刘惟敬本就对“做媒”不感兴趣,眼见定国如此,也就不再纠缠,而是埋头品味起贝加尔湖特产海豹的肉香了。
“雪花豚?嗯,嗯,好吃!”
“呵呵,”李定国最欣赏这样的人,直接、干脆、聪明,只见李大将军一拱手,
“刘大人请了,”(不敢,不敢)“定国不才,也知道《限田令》不同于《均田令》,北魏拓跋氏的《均田令》,至今已经沿袭千年。如今将天下田亩一分为三,这点在下始终钦佩皇上的雄才伟略。只不过一些匹夫,既不敢委身叛党,又不甘家道中落,于是便盯上了新省。北海一带,矿脉无数,且有沃土万顷。定国身为兵镇,驻地又沿军管之制,如能招赘于我,则《限田令》,又能奈他们几何?”
“…”
刘惟敬微笑着点了点头,他知道这都是大实话。而且他很欣赏李定国对限田令的定位,当今天下,文人还是习惯用“卢刑部的《限田令》”来给某些名词前加一个定语,而定国大将军却只说“政令”,这细微的差别,体现了北海军神的水准。
李定国还在说:
“定国幼年曾在药房当过几个月的学徒,少年时,跟在干爹(张献忠)身边当变民,后来洪辅(承畴)困毙庆阳,定国受招安,追随曹(变蛟)将军报效国家。如今虽然贵为一方镇守,但这出身也算不得什么高明。代王家的乡君,肯下嫁于我。可见这钱财动人眼,说得有多真亮。”
说到这里,李定国的眼中,已经透出了几丝忿怒。道理很简单,如果是因为看中他李定国本人的努力和奋斗,人家代王府乡君看上了他,那当然笑而纳之。可现在这些人摆明了是贪图他手中的权力,这样的联姻,恰恰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这种阶级烙印所造成的伤害,其实是古代中国普遍存在的。理解了定国忿怒的刘惟敬,赶紧一举杯,
“好啦,好啦,英雄莫问出处,男儿岂畏寒苦!如今我大明天下,谁人不知你望海李定国的大名?再想罗刹人那里,那个不知道北海军神的威名?既然将军已成英雄,则前尘往事,都是口中传奇。来,在下敬将军一杯!”
“哈哈哈,说得好,”李定国仰天一笑,“听君这席话,倒显得我落下乘了。也罢!”随后不端酒杯,却用手指沾着酒水,在桌子上画了纵横几条线,
“刘大人,您虽为钦差,却本为太医。这几日看你走访军营,发觉你所学极杂,也很精通他们欧罗巴的医术。但你可还记得,那天干地支柜吗?”
“哦?”刘惟敬先是端着酒杯一愣,随即惊喜的站起身,不顾杯中酒水淋漓,躬身施了一礼,
“将军可是要我,按照药柜的方式,来做这北地划界?”
“不错,”
北海军神点头微笑,以示赞许。随后两个冰雪聪明、又惺惺相惜的文武天才,握手把臂而笑。
中药堂里都有药柜子,从上到下,竖着是十排小抽屉,横着是十二列,每个抽屉存放三味药,这样计算,整个一面墙的天干地支柜,可以同时存放360味中药。是中医通过数千年摸索总结出来的器形。
每个抽屉都很长,里面前后用两个隔板,区分出三块存药区间,最里面的那味药的名字,通常要横向写在前脸儿上方。然后左边竖着写的,是中间隔断的药。右边是最前面的。
这种药柜子对于刘惟敬来说,非常熟悉,那么李定国忽然这时候提出来,其意义,就是帮助刘惟敬完善“井”字格方案,以便在“中俄两国北海谈判”中,占据主动。
当初在北京香山脚下,刘惟敬曾经代表中国,向托尔斯泰单方面提出一个“井”字格方案,“井”字中间的方形区域,将整个贝加尔湖东、南、西、北四个极点囊括进去。然后再根据其余八个方位,来界定两国疆域。
这点当然是对中国人最有利的谈判原则,但当时以及现在,托尔斯泰都以“地图比例过高,一条线再怎么细,它如果放大到广阔的土地上,也将变得十几里宽,那么除非有解决这种“红线宽度”的办法,否则“井”字格方案,绝不能采用”这个理由来回绝刘惟敬。
人家托尔斯泰说得确实有道理,两国边界线,就算要在中间来个军事禁区,也别太过分了。好么,十几、二十里宽的国境线,这确实有点儿不对劲儿,但刘惟敬的“井”字格方案,皇帝小朱又赞赏有加,因为这种九宫图如果被俄罗斯接受,中国可以保五争六夺七,将来以贝加尔湖为界,中国人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将是世界第一。
因此刘惟敬这次来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希望通过李定国这样熟悉当地事务的军界翘楚,来想出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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