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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8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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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上书抗辩,而且反咬一口,“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两造都坚执己见,朝廷只好下令阎丹楚来查问。阎是大乾名臣,以强项自命,一身奇倔的硬骨头。但他处理此纠纷,却“首鼠两解之”,一味捣糨糊。最终,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由于咽不下这口气,他愤而辞官,自放白云山水间。虽然陈宝箴在奏折当中直接向最高执政者控诉“言路”的恶行。但即便如此,朝廷还是站在了张霈伦这一方,连阎丹楚这等不畏权势的人,都选择妥协退让,息事宁人,张霈伦的气焰之盛,实不愧“牛角”(李经珊戏称其为“犀牛角”)之誉。
张霈伦弹劾朝官的风格,可以归纳为“对人不对事”所谓“好搏击”,自然是攻击人身。这与张芝栋正好相反。后者“但谈时事,不事搏击”,可谓“对事不对人”。时人评价此二种监察纠弹的方式,多半赞赏后一种。因为惟有就事论事,不细分谁是主事之人,才是真正做事情的态度,才可能推动政治走向良性的轨道。如果就人论事,正如架上一副有色眼镜打量世界,只看到暗色的一面,却忽略了明色的一面,只盯住人的优劣长短,却不顾事态的进展,与谁有仇怨,就死命咬谁,且不管他所行的事之好坏,这则很容易陷入宗派社党斗争的偏狭。古人喜欢说“因人成事”,确是硬道理,可它不应该教条化、僵硬化而运用于风谏,其恶果往往是“因人坏事”。
但论者评定二张,赞扬的天平却向张霈伦倾斜。其时张芝栋所上奏折、附片共计三十九件,无一是弹劾他人,无一非因事陈言。这亦是一个可以配对张霈伦的奇迹。而张芝栋因此背上“宦术甚工”、“极会作官”的恶名。确实,张芝栋的弹劾风格,一般不会得罪人;而张霈伦的弹劾风格,则会一再得罪人。是否在乎得罪人,得罪了多少人,是考察言官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亢直”),却不是全部的标准;评定言官的成绩,不仅在于他们的德行,更在于他们对政事的洞见和补遗。古人将“立德”置于品评人物的最上端,张芝栋因此被斥责为“下愚不移”,在“翰林四谏”之中,人品最下,实在是冤枉。
有人说:“这些人里头,我只佩服两张,是用世之才。张孝答(张芝栋)大刀阔斧,气象万千,将来可以独当一面,只嫌功名心重些;张侑樵(张霈伦)才大心细,有胆有勇,可以担当大事,可惜躁进些。”
其实,“躁进”不独为张霈伦一人的缺点,甚至可以扩大化至几乎整个“清流党”。
清流党所指涉者,乃光旭初年,一群在翰詹科道尤以前二者为盛供职的京官,以儒家传统观念为基础,以国家利益为诉求,以奏疏为主要工具,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全面发挥中原王朝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也由于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以成声援之势力,遂有“清流党”之称。
而党争冠以“清流”之名,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时朝政腐坏不堪,制度的枢纽已然崩解脱落,需要以道德的名义加以整治和拯救。
“清流党”之勃兴,一是因为“彤光中兴”的大局面,朝廷要作出为打造盛世而虚心纳谏的民主姿态,士风高涨,言路大开;二是因为另一种隐秘的派系斗争即斩不断、理还乱的“南北之争”的鼓动,将单个的、分散的清流人士拧成一股绳,隐然有党社团体的形状;三是因为仁曦太后的推波助澜,借清流的力量打击敬亲王一系。就这几点最关键的原因而言,清流的产生,与儒家道德的自发鼓舞并无什么直截的关联。在时人口中,亦少有“诤臣”、“君子之风”的赞誉,多认为他们借搏击权贵以谋求直言的美名;倒是对帝国执政者能够容忍这些人的论政方式和意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道德水准的普遍低下,有弊亦有利那就是他们极少患上道德病,以道德的名义杀人。
大乾帝国的南北之争,地域之争、正如地域歧视,是中原王朝政治史上的一个特异现象。大致而言,北派的代表人物,即“清流党”的牛头李高阳;南派的代表人物,早期为沈桂芬,后期为翁叔平,翁氏门下聚集的一帮名士,如盛昱、王仁堪、文廷式、张季直等,又有一个名号叫“南清流”。
“清流党”内部,既有汉人,亦有渤人,他们的弹劾标准,与中央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分界更无必然的牵连。而对于洋务派与守旧派之争,清流却略略介入,姿势相当暧昧。在洋务与守旧两派的争斗当中,他们的思想立场应该更亲近后者。可这里的“亲近”近乎权宜之计。象陈葆臻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已明确提出富国强兵只有“讲求洋务”,并建议选员出洋考察,掌握各国的“山川政教土俗民情”,以避免“临事仓茫无定见”。张霈伦既承认“时艰之亟,实以洋务为大端”,又完全赞同洋务派的变法主张,强调要“采西法以敌西人”,认为“变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张芝栋一再指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驶有方,皆可供我策遗”,因而他在现实活动中“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清流派不仅是出谋划策的言者,更是直接经办洋务的实践者。如吴大成在吉林创办机器局,张芝栋在山西筹办铁矿,这些都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进程。
而张佩纶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时,他是欣然接受,而不像当年的守旧派首领斡垠,被敬亲王作弄,亦接到类似的任命,他当时的表现,却是痛哭流涕,大有晚节不保之感,于是以养病为由,被迫辞去了所有职务。张芝栋更滑头,在京城的时候,以清流自居,对洋务运动的态度极其审慎;到山西担任巡抚之后,便开口大谈洋务,放手大干洋务,从而成为洋务派的中坚人物。当然,如“五虎”之一的邓载修,对洋务运动的恶感就相当浓重,但却只是少数而已。
事实上,“清流党”反对洋务充其量只是表象,他们更多的是反对洋务派官员就是说,他们的矛头指向人,而非事。他们如此抉择,与南北之争、仁曦太后与敬亲王之争息息相关。在这两对矛盾之中,清流都涉入过深。简而言之,南北之争,清流亲近北派,北派与“清流党”的共同核心李高阳思想保守,敌视洋务;相应的是,作为洋务派之领头羊的敬亲王则一向关照南派,他看重沈桂芬,却不喜李高阳,如此,“清流党”理所当然要反南派,反敬亲王,顺带造成反洋务的假象。同理可知,清流在仁曦太后与敬亲王相争持的战场会怎样站队。当然,比较与北派,“清流党”与仁曦太后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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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未完待续。)
第一千零四十二章突来叛乱
这种在先前的亲缘,为张霈伦与李绍泉走到一处提供了名正言顺的契机。“清流党”鼎盛时期,张霈伦意气风发,白简搏击,连续攻下数名朝廷大员,可无一奏疏指向群议汹汹的李绍泉,一直为时人所诟病。李绍泉为人不满或招忌之处,一是专权而媚上,二是办理洋务,三是主和论的外交观其实第二点清流人士也并不是特别反感。“当彤光间,清流之所以不满意李绍泉者,实不满意曾文正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绍泉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绍泉特不过一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绍泉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此清流所以愤懑不平,大声疾呼,亟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
事实上,“清流党”与李绍泉并没有什么解不开的仇怨。李绍泉固然不喜欢清流,却深知他们的厉害,因此从不与之硬碰死磕,而是蓄意结纳和笼络。除了张霈伦,吴大成亦为他羁縻。在这些人当中,李绍泉与世交子弟张霈伦至为亲近。按照张霈伦“对人不对事”的议政风格,根本就没有弹劾李绍泉的道理。
李绍泉一直以曾伯函的衣钵传人自居,曾伯函行事有一句至理名言:“办大事以寻替手为第一。”他说到亦做到,结果敲定李绍泉作替手,湘军衰,淮军兴,为安定大乾的飘摇江山塑造了得力的军事支柱。可李绍泉到晚年发现,等他准备为毕生经营的北洋军系找一个替手的时候,一起打天下的淮军将领,却无一人可用:或者野心勃勃,生长着“弑父”情结,用之则容易祸及自身;或者庸碌无为,不堪大用。所以,他只好放眼于交际圈的外围,最后选中了张霈伦。除了两人交好、相互忠诚之外,首先是因为张霈伦乃科甲出身,具备入阁拜相的资本;其次是张霈伦与李鸿藻领袖的北派之亲密关系,此外张霈伦是清流魁首,名声在外,一般的言官都不敢捋他的虎须,而李绍泉本人就缺乏这个优势,经常沦为舆情的众矢之的。
最重要的一点,则是张霈伦的才干和心志。
李绍泉十分赏识张霈伦的霸才,认定张霈伦将来的勋业必然在他之上,因此才不遗余力地加以培植,但“会办海防事宜”的张霈伦却没有选择去北洋帮办军务。
在很多人看来,能在外独挡一面,总比在京纵横搏击的言官生涯更能施展他的霸才。
但张霈伦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张霈伦与李经珊的婚姻尽管披上了政治的袍子,可两个人的感情生活倒是美满笃实,并未受杂质与恶声的污染。婚姻与政治的关系在此显现得极其微妙。
家庭的温情,给了张霈伦以极大的安慰。他读杜牧《樊川集》之诗句:“能容两党非无术,不作三公为有情”便是以妻子之情重于功名之念。他是书癖,李经珊亦是雅人,再加上有钱,因此缥缃插架,尽是善本,“饱搜典籍,至百余箱,大半皆宋元旧本,霈伦好读,出夫人奁金,数甚巨,广购图书,尽得之。在京本有书癖,至此收藏弥丰富。”
张霈伦在金陵买的房子,系宁煦朝名将张勇的府邸,几经沿革。此前名“安园”,张氏夫妇改为“驯鸥园”,一名“鸥园”。他们在此写食谱,品善本,著武侠,比翼双飞。“以家酿与经珊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张霈伦的日记所述,是温馨的家庭生活最写实的一幕。他更有诗:“袖中合有屯田策,懒向辕门更纪勋。”对比辛弃疾:“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更多了一份恬淡和闲适。
“在想什么?”她轻声问他。
他摇了摇头,象个孩子似的抱紧了她。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接着便是几下叩门声。
“侑樵公?”来人轻轻唤道。
听到对方的声音,张霈伦猛一机灵,松开了怀中的爱妻。
他根本没想到,李绍泉的信使李忠,会跟着出现在了这里。
李经珊自如的整了整发髻,冲张霈伦微笑着点了点头。
“请进吧。”张霈伦深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说道。
门开了,李忠快步走了进来,手中拿着一封信。
“侑樵公,制台大人请您和小姐赶紧回转津门。”李忠将信呈给了张霈伦,“湘中和直隶……同时出了乱党……”
张霈伦吃了一惊,赶紧打开信看了起来。
“乱党?哪里来的?是教匪还是绺子?”李经珊倒是很能沉得住气,她看了看李忠,平静的问道。
“回小姐的话,不是教匪,也不是绺子,是……楚军……”李忠犹豫了一下,说道。
“楚军?是左季皋的旧部?”李经珊立刻猜出了是怎么回事,一双柳眉猛地蹙紧。
“是……也不知道那些娃娃们犯了什么浑,竟然作出这等滔天祸事来……”李忠叹息道,“制台大人得了消息后,担心两位安危,是以让我日夜兼程前来传信,护送二位前去津门暂避……”
李经珊向门口望了望,立刻看到了数名身着蓝色西式军服背负步枪的淮军士兵的身影。
“直隶的乱兵,离这里已经很近了吗?”张霈伦看完了信,仍是一副沉静之色的问道。
“侑樵公说的是。”李忠点了点头,“这里离铁道近,他们想夺火车,前往京师呢。”
“事已至此,身为臣子,当为朝廷分忧解难。”张霈伦说着,霍然长身而起,令李经珊和李忠全都大吃一惊。
这个冬天的夜晚,象以往一样,刮着风,低矮的天空没有星星,大地昏昏沉沉;地上覆盖一层干净的新雪,雪地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行人留下的一些深深的脚印。
曹琨在门口停了一会儿,阵阵狂风呛得他喘不过来气,他倾听寂静的黑夜,但是再也没有听见什么没有枪声,没有脚步声,也没有喊声。于是,他没有掩门,在门槛旁边坐下,靠着圆木墙,这样坐了一个钟头,也许更长些。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同伴郑少奎如果几分钟内不回来,那就是永远回不来了;他怀着这种焦急和痛苦的心情盼望他回来。
过了几分钟,过了几小时,但郑少奎还是没有回来。曹琨实在等不下去了,他跪着爬到门槛后面,摸到自己的西洋小怀表时间是九点五十分。
曹琨的心里很后悔,没有郑少奎,他已经什么也不能干了,但既然自己已经非死不可,那么当时至少应该想法让同伴活下去。可他却把郑少奎派去执行一个只有千分之一成功希望的任务。乱兵可能安排好了埋伏,田野里可能设下潜伏哨,而且一定是加强了这里的警戒;从他们中间穿过去是不那么容易。既然昨晚他都没有成功,那么今晚就更不会成功了。
“那么现在怎么办?怎么办呢?”曹琨千百次地问自己。
其实,他都已经知道怎么办了。他现在只是故意拖延时间,对郑少奎还抱着也许还能回来的一线希望。但当他又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完全是幻想以后,受了枪伤的他扶着墙站了起来。
他试了试自己究竟还能干些啥,也许是啥都不能干了。尽管很费劲,但还能站得住,特别是手下有支撑的时候。现在墙壁成了他的支撑,到了田野他可以支撑枪托。他的两条腿多少还听使唤,但呼吸和脑袋就更糟了。可他想,到田野经风一吹,神志也许会清醒。呼吸也可能会顺当一点。如果不急走,慢慢来,多停停,节省着体力……
曹琨的主意已定,他把子弹带里的一夹夹子弹塞进了几个衣兜里。背囊他已经没有力气背上肩了,只好留在长凳上,但他随身带了一个手抛炸弹。他一刻也不能再在这里停留,于是把着门框走了出来。
他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但却以令人无法解释的顽强意志,沿着郑少奎清晰的脚印走了二十来步,也只是在这以后他才停下来。步枪比刚开始重多了,但当他快要跌倒,特别是在停下来的时刻,还得靠它来支撑。如果只靠他那虚弱发颤的两只腿,那早就站不住了。他喘了口气带着惊疑和狼狈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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