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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王朝(出书版)-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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觯倘找咕苁亍＠瞽f“取城中子女赏军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不足，则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⑦。六月，城中食尽，甚至截屋檐草拌盐饲马，即而屋檐草亦尽，将至人自相食。李璮情绪沮丧，终日昏昏沉沉，“军伍不备，将士作乱，以至绝粮，俱不能晓”⑧。七月十三日组织突围，军士已无力战斗，复被蒙古军杀人。于是，“人情溃散，……各什佰相结，缒城以出。”二十日，吩咐众人各自为计寻求生路，自乘小舟入大明湖投水，水浅不死，为官军所获，被丞相史天泽杀死。
李璮之乱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在蒙金战争中，河北、河东的地主武装分成保金和投蒙两大部分。降蒙的武装地主在灭金战争中为蒙古统治者立下了不小的功勋，蒙古贵族一度依靠他们维持了在中原与金朝的相持局面，并取得了对金战争的优势。为了利用他们对抗金朝，蒙古贵族不惜以高官爵位笼络他们。凡对降蒙的金朝将领和地主武装，蒙古统治者一律“因其日而令官”⑨，授与行省、领省、大元帅等职位，允许他们世袭领有本势力范围内的军民之权，从而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强大割剧势力。这些乘乱而起的地方割据势力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在社会动荡时期，他们以武装力量为支柱，不论是对金、对宋还是对蒙古的态度，都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发展个人势力。他们投靠蒙古贵族，也正是基于后者的军事力量较强，能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以军事上的支持援助；并且能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机会。他们同蒙古统治者间只存在互相利用的关系，他们的联合是建立在各自利益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对蒙古统治者的离心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对金、宋的战争中，他们又各自发展了自己的实力，这就为他们拥兵自重甚至发动武装叛乱提供了可能。同时，他们同蒙古贵族间也存在着争夺土地、人口的利害冲突，因此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背叛，李璮不过是他们中的典型和代表。这一点从事件的处理上也得到了反映。
祝允明所记李璮赴水未死为人救出被俘后，与严忠范和史天泽的一番对话即反映了当时一些汉人世侯的态度和动向。忠范首先向李璮发问说：“此是何等做作？”李璮答称：“你每（们）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在李璮肋下刺了一刀。史天泽问：“何不投降？”李璮竟不予理睬。又问：“忽必烈有甚亏你处？”李璮却说：“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于是史天泽命人砍去李璮两臂、两足，挖其心而后斩首。史天泽不待奏报而急不可待的杀死李璮，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宜即诛之，以安人心”⑩，其真实目的极有可能是杀人灭口。这就说明当时一些汉人武装地主对蒙古国的统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只是在行动上有的谨慎、有的急切而已。
正是由于汉人世侯的这种态度和动向，才使李璮敢于贸然举兵叛乱。他错误地认为只要山东兵起，各路汉人世侯都会群起效法，大事可成而自己因首为天下倡而功必在诸侯上。但是，他没有估计到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战会在短期内发生有利于南军的转折，他更没有估计到汉人世侯中响应者寥寥无几。
由于阿鲁忽扣留了阿里不哥使者征调的军需，导致阿里不哥的西征，忽必烈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顿时减轻，他可以调动大量兵力全力平叛，李璮受到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汉人地主武装只有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响应，势孤力单，也被一举消灭。而史天泽、严忠范等则被派出讨叛，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当然不会做叛军的应援。李璮所统军队虽然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人数有限，且脱离人民，内部也存在矛盾，无法与忽必烈的蒙汉联军对抗。叛乱仅维持了五个月就被平定了。
李璮的叛乱虽然时间不长，但给忽必烈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对蒙古国和元朝统治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叛乱的筹划者之一王文统，充任中书平章的要职，深得忽必烈的信任，“总内外百司之政”，“委以更张庶务”，当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时，“凡民间差发、宣苛盐铁等事，一委文统裁处”，是掌握中央行政大权的实权人物。地方武装地主则多与李璮有交往，被李璮列为叛乱的联合力量，形势确实十分严峻。忽必烈在依靠汉人治理汉地的方针中最担心的一点——大权旁落的危险确实存在。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警惕。以往汉人儒士们在向忽必烈讲授儒家治国思想时，曾力诋回回商人横征暴敛、贪赃枉法之非，回回商人的势力受到了排斥。而今，李璮的叛乱给了他们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他们纷纷伏阙上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这一切，都使忽必烈对汉臣、汉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虽然他没有改变以汉法治理汉地的基本方针，但在用人行政上，对汉官的信任却有了更多的保留，在不得不利用汉官为其办理具体事务时，却在每一机关都分派一名蒙古正员监临，并配置一名权位相同的古代风景画鉴赏回回官员为同知进行防范和牵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至元二年，忽必烈正式颁布了“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的决定。并在至元五年，果断地罢去了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而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从此，回回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增加，地位有所提高，中央的实权渐渐落入回回人阿合马手中，引起了后来元朝政局的一系列矛盾和倾轧。
李璮的叛乱增加了忽必烈对来自汉人世侯离心倾向的疑虑，鉴于北方黄金家族内部人心也十分不稳，忽必烈审慎地处理了与李璮事件相涉的人和事，“他总的原则是：在迫使这些地方军阀交出实权（特别是军队），消弭是以产生李璮一类叛乱的基础的前提下，既往不咎，而且根据情况与需要，继续任用以拉拢汉人官僚；同时，利用这一形势，因势利导，进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
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的阻力除来自蒙古贵族的抵制外，也受到汉地割据势力的阻挠，李璮之乱的迅速彻底平定，为忽必烈解除汉人割据势力提供了契机。为了补救自己的失误，维护个人及其家庭的利益，表示对蒙古大汗的忠诚，汉人武装头目、丞相史天泽首先提出：“兵民之权，不可并居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即日，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十有七人。其余如史氏的姻亲、武卫亲军指挥使李伯佑以及东平严氏（严忠济兄弟）、满城张氏（张柔父子）、济南张氏（张荣父子）等也效法史氏所为，忽必烈则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对前事既往不咎，对他们依然当成汉人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予以优容，既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消除了叛乱的隐患，又安定了汉人官僚，稳定了人心，维持了蒙汉统治阶级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这次解决汉地地方势力的措施大致可归纳为六点：（一）消除私家的权力，除本人外，罢其兄弟子侄之为官者；除真定董氏（董文炳兄弟）外，一度解除了地方军阀的兵权。以后在灭南宋的战争中，史氏、张氏兄弟虽分别被任命将兵，但这时的军队已不再是他们的私人武装力量。
（二）严格执行地方的兵民分治制度。规定官民管理民事，掌兵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这一点在太宗时耶律楚材早已提出过，但未能贯彻执行。至此，则首先在山东以董文炳领兵，撒吉思治民。其年十二月，作为定制在全国推行。
（三）罢诸侯世袭，行迁转法，消除割据的基础。
（四）易置将帅，使将不能擅兵。
（五）置万户府监战，选宿卫士监汉军。在中央设枢密院，作为总领军事的机关。
（六）取消汉人官僚的封邑。如史天泽原封于卫，自动申请归还朝廷；张柔、严忠济的封户，也于至元二年明命改为民籍。同时，加强中书省的权力，把司法、行政权集中到中央。
李璮的叛乱，使忽必烈认识到削夺汉人世侯军权的迫切性，并为实行中央集权的改革提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忽必烈实行中央集权的步伐。汉地分离倾向的解决使忽必烈取得了经验，并能组织统一领导的武装力量，平定东、西道蒙古诸王的叛乱，为元朝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经验教训。
注释①《元史·李全传》。
②虞集《元帅张献武王庙碑》，见《元文类》卷二一。
③《元史·宪宗纪》。
④⑤《元史·李璮传》。
⑥《元文类》卷八《左丞姚文献公》。
⑦《元史·李璮传》。
⑧祝允明《前闻记》，载《纪录汇编》；参见周良宵《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
⑨《元典章》卷九《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⑩《元史·李璮传》
《元史·世祖纪三》。
周良宵《李王童之乱与元初政治》。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
第二十九章
大元朝全面解读杨恭懿在历法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就？
杨恭懿，字元甫，奉元（今属陕西）人。他自幼好书，力学强记，虽身经战乱，未尝一日废学，成为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元世祖十分欣赏他的学识。
至元十六年（1279），受元世祖诏在太史院参与改革历法。他配合郭守敬制定新仪、新表（都是测量工具），通过在不同地方测量，测量出当年冬至晷影（日影）和日缠（太阳运行的度数），计算出不同地方的差距，观察大都北极的高低、昼与夜的长短，再参照古制，创立新法，推算成《辛巳历》。这个《辛巳历》虽有不完备的地方，但与前代的历法相比，却不逊色。这里显然有杨恭懿的功劳。
此外，他还配合郭守敬等人，对古代历法进行了研究与总结，并在此基础上，依实进行推算，向元世祖献上了《合朔议》。
王恂在学术方面有什么贡献？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其父王良，深通理学以及天文律历。这种出身对王恂有较大的影响。再加上王恂资性颖悟，过目成诵，又曾师从刘秉忠。所以，在年轻时（二十八岁）就被元世祖忽必烈擢为太子赞善。其在学术上的成就大致有两个方面：一在理学上，一在算学历法上。
在理学上，他的造诣很深。在做元裕宗的老师时，他经常给裕宗讲解“三纲五常”的精要以及历代兴亡的原因，尤其是对近代的辽、金得失，分析精到，论著其善恶。他对心学有独到之处。有一次，裕宗问他“心之所守”，他引用许衡的话说：“人心如印板，唯板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一时被传为至理名言、守心之要。
王恂在学术上的另一个贡献，是他负责与郭守敬一起修撰著名的《授时历》。王恂很早的时候就以算术出名。对算术，他看得很高。有一次，裕宗问他有关算术的事，他说：“算术，六艺之一；定国家，安人民，乃大事也。”他对算术的造诣也很深。在制定《授时历》时，有关数学方面的推算，全由王恂负责进行。历法中的推算，要求细微周密，不可有任何差错。王恂出色地完成了这个重要任务。《授时历》之所以那样完善，这与王恂在数学上的精密计算是分不开的。
张立道的生平情况如何？
张立道，字显卿，大名（今河北大名）人。起初，他做元世祖的宿卫。他一生主要的经历是治理云南和三使安南（今越南）。
龙纹金钗至元四年（1267），张立道奉命出使西夏，很好地表现了他的才能。皇子忽哥赤封为云南王，张立道为王府文学，有善政。后来又与他人出使安南。皇子忽哥赤被害，为之报仇，受到元世祖褒奖。至元八年，又出使安南，宣布建国号诏书。
至元十年，掌大司农事。因为他熟悉云南，朝廷命他在云南巡行劝农。在任期间，引水造良田万余顷，教当地人以先进的种桑、养蚕方法，使当地人渐渐富裕起来，也引来周围一些少数民族归降。后又在云南建孔庙，立学校，择师教授当地子弟，习礼行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风俗。至元十七年，入朝力请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位。张立道被授临安（今浙江杭州）广西道宣抚使，兼管军招讨史。在任期间，镇压了必思的反叛，二十二年，扩大两江等地税户二十五万户，增加了当地税收。又在建水路设孔庙，建学校。
至元二十七年，安南有变故，朝廷派张立道以礼部尚书身份第三次出使安南。到安南之后，他以安抚为主策，对安南世子陈日燇晓以利害，明以大义。感动得陈日燇流下眼泪，发誓死也不敢忘记大元天子的大恩大德。
至元二十八年到大德二年（1298）间，张立道分别在两浙、四川、陕西、云南等地任职。
张立道一生三次出使安南，在云南做官最久，当地百姓都十分敬仰他，为他立祠以示纪念。
陈祐、陈天祥兄弟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
陈祐、陈天祥，赵州宁晋（今河北宁晋）人。
陈祐，一名天祐，字庆甫。少年时发愤读书，精通经史。任官期间，以清廉、爱民、行德政闻名。至元二年（1265），在南京路治中任上，有的地方发生了蝗灾，上司急责灭蝗。陈祐已经召集起数万人的灭蝗队伍。时正值收获季节，陈祐考虑到数万人捕蝗，会伤害庄稼，严重影响收成，那样的话，百姓一年的汗水就白流了。不如收割庄稼，农民还会有所得。于是他果断下令，提前收割庄稼。有人向他建议说：“你这样违背上司意志，会犯专擅之罪的。”陈祐说：“为了救百姓的性命，犯专擅之罪我也心甘情愿。”百姓得到了实惠。陈祐先后在不同地方的任职期间，总是把维护百姓的利益放在重要地位。
至元六年，朝廷为中书省与尚书省是否合并争论不休。当时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掌有实权，他想让中书右丞相安童为太师，以此把中书省合并到尚书省。但是又害怕陈祐提反对意见，就私许陈祐如果他不提反对意见，就让他做尚书参知政事。等到决议的时候，陈祐坚决主张：“中书省是政治的根本，祖宗所立，不能废除。太师一职，没有必要虚设。”于是合并中书省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后来阿合马一怒之下，调换了他的官职。因为他为人耿正，一心为公，所以当时的不法官吏，连大权在握的阿合马也避他三分。至元十三年，陈祐刚上任南京总管兼开封府尹，当时的官吏因为怕他而人心惶惶。陈祐说：“何必如此呢？以前是污吏，今为廉吏，我就把他当做廉吏；以前是廉吏，现在成了污吏，我就把他当做污吏。”于是他的手下谨慎小心，自我束约，各自遵法守法，依法办事。
陈天祥，字吉甫。他和他的兄长陈祐一样，在做官期间能顺民情、遂人愿，疾恶如仇，明得失，有谋略。
至元十三年，兴国军因为向民间回收兵器不当而导致了地方变乱。行省命陈天祥全权处理此事。陈天祥了解了实情之后，对当地百姓讲：“保卫家乡，没有武器不行。但收兵器的人过分了，以至于引起了变乱。现在让你们根据实际情况以兵器自卫，怎么样？”百姓认为这样做好。于是他上陈行省，提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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