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王朝(出书版)-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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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宗三年（1253）新年，忽必烈接受了萨迦派的密法灌顶，在察必的支持调停下，与八思巴结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⑥，而噶玛拔希却迟迟未到。
　　在忽必烈南伐大理时，八恩巴在凉州主持了其伯父萨迦·班智达灵塔开光仪式。当忽必烈自云南北返时，他再一次到军营中会见其施主，并追随忽必烈到达汉地。忽必烈对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远道来投十分重视，“颁给八思巴一份称为‘藏文诏书’（扎撒博益玛）的文书，肯定八思巴作为他的宗教上师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担任佛教的施主”⑦。
　　宪一宗四年（1254）夏，八思巴前往朵甘思（指今西藏那曲专区东部、昌都专区北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地区），可能为迎请传戒上师和宣谕藏文诏书。不久，又返回忽必烈营地，并见到了忽必烈自大理带回的佛牙舍利。
　　宪宗五年（1255）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献《新年吉祥祝辞》，称忽必烈为“尊胜人主”，祝愿他“胜于各方”⑧。至此，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特殊的宗教与政治关系正式确立。同年噶玛拔希也曾晋见忽必烈，但他拒绝了忽必烈请他长期留在身边的要求，并转而到漠北投靠蒙哥和阿里不哥。后来，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之际，他因涉嫌支持阿里不哥受到了忽必烈的惩罚，从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统治者发展本派势力的机会，八思巴便成为忽必烈身边唯一重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势力的代表⑨。
　　这一年夏天，八思巴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接受比丘戒，完成了成为一名正式佛教僧侣的全部仪式。然后又返回忽必烈营帐。
　　宪宗七年（1257），忽必烈与蒙哥兄弟间矛盾公开化，忽必烈被解除了兵权，不能参加对宋战争；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开始检查陕西、河南钱谷出入，忽必烈处境困难。为了趋吉避凶，忽必烈需要宗教保佑，二月，八思巴为他举行了称为“烧施”的宗教活动，三月，写了《五天女赞》，为忽必烈禳灾祈福⑩。夏季，八思巴朝拜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以一个佛教徒的眼光，写诗赞颂五台，在西藏佛教界影响甚大。冬，忽必烈亲自朝见蒙哥，兄弟释嫌，重归于好，忽必烈处境改善，八思巴的地位也相应提高。
　　宪宗八年（1258）春夏之交，忽必烈受蒙哥之托，在开平主持释道两教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大会，除汉地儒生、道士、佛教僧人外，还有吐蕃、河西、大理等地僧人参加，八思巴也参加了这一“汇集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的释、道、儒三家精英的学术大会”。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向道士问难并使之辞穷，从而使佛教理论在这次辩论中战胜了道教，道士十七人依约被罚削发为僧。这场辩论对忽必烈尊崇佛教无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1254年到1260年，八思巴多数时间在忽必烈军营或王府，从事佛教理论的研习修持，为忽必烈及其诸妃、诸子祈福禳灾。当忽必烈自湖北返回燕京时，他也自开平到达那里。显然，他也是忽必烈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支持者之一。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献上所创新字（八思巴蒙古文），七年（1270），忽必烈再次请求八思巴向他传授灌顶时，改西夏王的玉印为帝师印，又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五明班智达帝师”。
　　帝师是皇帝和皇室成员的老师和精神支柱，也是全国佛教僧人的领袖，位在诸王之上。帝师嗣位，要赐封诏玉印，宣谕天下；新君即位，要对帝师降诏褒奖；颁发给帝师的诏书为专用的“珠诏”，帝师至京师，用皇帝出行仪仗之半为前导，百官效迎。
　　帝师代表佛教保佑皇帝，为皇室作各种名目的佛事，如为皇帝和皇室成员祝延圣寿、禳灾祛难、祈祷国泰民安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忽必烈个人而言，他即利用汉儒在汉地实行汉法，也利用藏传佛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忽必烈非常重视八思巴所创的蒙古新文字，新字一经进呈，他立即下诏在全国推行。新字是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一套拼写符号，采用竖行自左至右的书写方式，“它可以用来拼写蒙古、汉、畏兀、藏等语言，所以实际上是供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它的创制可以说是在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扣算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尝试，也是第一次用一套拼音字母来记写汉语的尝试。对元朝将众多的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和消除或减少民族间语言文字上的隔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历史性会见和他们之间宗教、政治关系的确立对元朝的统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注释①《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参见（意）杜齐著，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学室，1980年（内部资料）；陈庆英《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戡《西藏研究））1992年第三期。但二者所论仍有不同，社齐氏认为1206年，成吉思汗曾将西藏作为征伐目标，西藏各方共同协议遣使无条件向成吉思汗投降；陈庆英认为：“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到过拉达克一带，在藏族地区中，阿里地区可能最早归附蒙古，蒙古在该地设有都元帅。”
　　③多尔答进军西藏，藏文史籍《青史》、《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新红史》等都有记载。“木门人家”，即指藏族。
　　1253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由于察巴是忽必烈的封地，在他的军营中，已有察巴派僧人，但他们都不太知名。
　　④《西藏王臣记》载，使者为大元长官垛达（多尔答）。他在《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中说：“在边野的藏区，僧伽团体以甘丹派（噶当派——引者注）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为尊（枳空即止贡——引者注）；通晓佛法萨迦——班智达为精。”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3年。
　　《萨迦世系史》载邀请萨班的诏书称：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晓谕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以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汝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理西方众僧。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大升，镶缀有六千三百粒珍珠之珍珠袈裟，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子，整幅花绸二匹，整幅彩缎二匹，五色锦缎二十匹等。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赍迭。龙年八月三十日写就。”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⑤《萨迦世系史》载萨班给众弟子的信中说：“（汗王）又曰：若能唯命是听，则汝等地方及各部之部众原有之官员俱可委任官职，对于由萨迦之金字使和银字使召来彼等，任命为我之达鲁花赤等官。为举荐官员，汝等可派遣干练使者前来，将该处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量缮写三份。一份送来我处，一份存放萨迦，一份由各自长官收执。另需绘制一幅标明某处已归降及某处未归降之地图，若不区分清楚，恐已降者受未降者之牵累，遭到毁灭。萨迦金字使者应与各地官员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之外，不可擅作成福。地方官员亦不得在不与萨迦金字使商议的情况下擅权作主。不经商议而擅自妄行是目无法度，若获罪谴，我在此亦难求情，惟望汝等众人同心协力。”
　　此外，尚有“对于金字使者好生迎送，殷勤服侍”、“此间对各地贵人及携贡物而来者俱善礼待之”等等。
　　⑥《萨迦世系史》载，八思巴要求忽必烈“受灌顶后，上师坐上座”。忽必烈不肯。察必调解说：“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压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
　　⑦陈庆英《忽必烈继位前的八思巴》，载《思想战线》1988年第五期。
　　⑧参见陈庆英《八思巴致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辞探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四期。
　　⑨《萨迦世系史》载，噶玛拔希为忽必烈身边的诸妃、大臣显示神通，人们觉得“从眼前的神通法力来看，还是这位上师高一些”。王妃察必担心八思巴的地位发生动摇，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察必要求八思巴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法力。于是八思巴作法，使自己的头部和四肢显现五部佛的形象，压倒了噶玛拔希。
　　⑩烧施，也译为火祭或护摩，为佛教密宗以焚烧柏枝、酥油、粮食、花果等祭神祈求消灾得福的一种宗教活动。
　　五天女“即吉祥寿仙女、翠颜仙女、贞惠仙女、冠咏仙女、施仁仙女，其实是喜马拉雅山的五座高峰，……这五仙女分别为执掌人间福寿、预知、农田、财宝和畜牧之神。”参见陈庆英《忽必烈即位前的八思巴》。
　　参见《元史·释老传》、《萨迦世系史》、《元史·世祖纪》、《拔思发行状》、《行状》所载帝师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绘。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
　　《元史·世祖纪三》。
　　陈庆英《元代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一期，该文载忽必烈推行蒙古新字的诏书称：“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寝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宪宗七年（1257）蒙哥亲征南宋时，留幼弟阿里不哥守和林，剥夺了忽必烈的兵权，并对他所管的河南、陕西民政、财政进行审查。在与忽必烈的矛盾暂告缓和后，迫于右翼统帅塔察儿军失利，才又命忽必烈统右翼军。九年（1259），蒙哥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城下，蒙古国再一次出现了汗位空缺。此时，术赤、察合台兀鲁思同大蒙古国的离心倾向逐渐增强，窝阔台后裔的力量严重削弱，未来的一场汗位争夺战将在拖雷诸子间展开。
　　钓鱼图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在世的三个儿子以忽必烈为长，时正在征南宋东路军中；旭烈兀为次，在征叙利亚、伊拉克军中；幼子阿里不哥在都城和林。在蒙哥与忽必烈的矛盾冲突中，阿里不哥与蒙哥政见一致，因而蒙哥亲征前，让阿里不哥统率留下的军队和斡耳朵，把兀鲁思交给了他，并把自己的一个儿子玉龙答失留在他那里。于是，在拖雷家族中便形成了以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作为蒙哥在朝中的代表，在汗位的争夺上阿里不哥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此时的忽必烈已羽翼丰满，特别是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具有丰富统治汉地经验的儒臣，并得到了一部分握有兵权的以史天泽为代表的汉人世侯的支持，他们的支持也就意味着他还有以汉地财富为后盾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儒臣们既已选定忽必烈为其政治代表，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参与这次最高统治权的争夺，并给这次汗位之争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色彩。
　　蒙哥死讯传来，漠北的阿里不哥和驻军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忽必烈都积极进行争夺汗位的活动。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们以居守和林的优越地位，以监国和忽里勒台召集者的身份，向四方遣使，发布敕令，要求诸王、那颜们到上斡难、怯绿连之地，为蒙哥举哀发丧并参加忽里勒台；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省事于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并括漠南诸道兵；命阿兰答儿乘传调兵，浑都海出兵据关陇，刘太平、霍鲁海（霍鲁怀）办集粮饷，图谋秦蜀，以形成有利形势，钳制忽必烈。
　　九月，忽必烈自末哥（木哥、穆哥，拖雷第八子）所遣使者处得知蒙哥病逝的消息，坚持挥军渡江，进围鄂州；同时遣大将霸都鲁（拔都突儿，木华黎孙）趋岳州，接应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哈台。这时，宋将吕文德自重庆援鄂，宋军城守益坚。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遣使军中，密报阿里不哥所为，要求忽必烈速回。忽必烈立即召集诸将，商讨对策。郝经上《班师议》，建议“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降，彼（指阿里不哥）之奸谋逆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末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①。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恰值此时，南宋权臣贾似道因不敢与蒙古军交锋而遣幕客宋京前来约和，“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⑦。所提条件大大超出忽必烈的期望，于是忽必烈立即与贾似道约和。以霸都鲁、兀良哈台率部分军队留驻前线，自己与塔察儿、合丹、也松格等也军北归。
　　至南京（今河南开封），得到了阿里不哥谋取汗位的确切消息，他向阿里不哥派出了急使，要求他将所抽调的军队还给诸将，并准备好交通工具、粮食、武器，结束南征。同时，他又向驻在燕京的阿里不哥代表脱里赤和驻守鄂州的霸都鲁遣使，要求脱里赤遣使前来，向他们表示了同阿里不哥间的误会已经解除；令霸都鲁立即撤军，回到自己身边，以增加自己的军力。这年，忽必烈在燕京驻冬。
　　1260年夏，阿里不哥遣使要求各宗王前往参加忽里勒台推选大汗，忽必烈身边的宗王塔察儿、也松格（成吉思汗弟拙赤合撒儿的儿子）、纳邻合丹（小合丹，宗王）借故不赴。阿里不哥却在部分宗王的拥戴下即位和林。他们中有哈剌旭烈（察合台孙）的妻子兀鲁忽乃，蒙哥的儿子阿速带、玉龙答失。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之子），塔察儿的志儿子乃蛮台、赤因帖木儿（只必帖木儿，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儿子）之弟也速（只必帖木儿之兄也速不花，或只必帖木儿堂兄弟、窝阔台第六子合丹之子也速儿），合丹（窝阔台第六子）的儿子忽鲁迷失和纳臣、斡儿答（术赤长子）的儿子合剌察儿和别勒古台的一个儿子，旭烈兀的儿子术木忽儿（主木忽儿、玉木忽儿）。那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