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王朝(出书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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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争卷珠帘看固姑”的诗句摘入他的笔记小说。不过平民百姓如想在衙门里谋一个小官、小吏的职位，就必须事先学一点“吏学”，会读、会写各种格式的公文。这时他们便无法回避那种拗口难懂的“硬译”公牍文体和蒙文常识，由此感受到蒙古统治的特殊氛围。另外，像“田野中处处有之”的“回回豆”（即豌豆）、元后期“汗漫天下”的以蒸馏加工的“烧酒”，即使对元代底层民众，大概也不会太陌生。
　　根据漠北流行的“搜婚制”，古代蒙古人在父亲、兄弟死后，可以将生母以外的庶母、兄嫂或弟妇收为自己的妻子。这种习俗在元代也传入汉族社会。政府虽三令五申严加禁止，但依然有人照此行事。汉族家庭凡父母在世，依照《唐律》是不可以分家析产的。金代规定，入居中原的女真人许分，汉人不许分。到了元朝，不论蒙古人、汉人、南人，都可以分家了。从汉族社会内部关系的演变看，这一变化自有其内在推动力和既定轨迹，但它同时也确实体现了蒙古社会制度对汉文化传统的刺激和影响。
　　为什么在元代中国会形成如此壮观的多元文化各展姿彩的局面？
　　首先，这与蒙古人“远涉山川”的征服活动有关。元对中国的统一，结束了此前500年间中国国内五六个民族的区域性政权并存割据、战乱频仍的时代。全国范围的和平环境和地区间交流为经济的增长和积累提供了最必要的条件，文化的创造和繁荣于是也才成为可能。元曲，元瓷，大江南北棋布星罗的繁华城镇，文人画，北至极圈、南到占城（今越南南部）的晷影实测，黄河河源的探测，《至元大一统志》地图的制作……这些不平凡的文化成就，都是凭借着大一统国家的雄厚资源取得的。
　　蒙古的统治并不限于今日中国的版图。四大汗国的疆域，在北方沿咸海、里海、黑海横跨整个欧亚大草原，西至伏尔加河流域，西南远至两河流域而接近小亚细亚。元代中国与位于几乎整个中亚和西亚的各邻邦，都成为同一“黄金家族”的各成员君临之下的国土。他们之间虽然也有过不睦与战争，但在大多数和平时期，其相互关系要比一般的宗藩关系远为密切。蒙古的驿站体系从中国的大都一直通达南俄草原和波斯各地。东西陆上交通的安全和便利都超越前代。当时人说，要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就像跨出家门去访问邻里一样容易。从波斯湾东渡印度洋，经由东南亚诸国抵达中国东南沿海的远洋航行，亦因阿拉伯航海技术与中国的针路（水罗盘导航）、牵星（根据恒星高度测定船舶所在位置）技术的结合而更安全可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然也就愈趋活跃。
　　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野再进一步扩大，就可以发现，从1250年到1350年的100年，正是整个旧大陆被庞大的商业网络联结为一个前现代世界体系的时期。这一体系共由七个地方性商业区域构成，即西欧，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巴格达—波斯湾地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地区，阿拉伯湾沿岸地区，印度洋沿岸地区，中国；它们又组成三大次世界体系，即欧洲（由西欧和地中海地区构成）、中东（由巴格达—波斯湾区、意大利—埃及—红海区和阿拉伯湾区构成）和远东（包括印度洋区和中国）等次级体系。在这个等级结构的世界体系中，元代中国同时维持着陆路与海路的对外沟通，这对于一个完整的前现代世界商业圈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提出上述“前现代世界体系”说的英国学者卢迦德说：“中国在13世纪世界体系中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正是中国，把北方的陆上商路与即使不是更加重要那也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印度洋海上商路连结成为一体。当这两条商业交通路线同时充分地发挥效能，尤其是当中国处于统一之中因而能够作为‘毫无周折的交换中介’把它们联接起来时，世界商业的循环圈就得以完成了。确实，只有在13世纪和14世纪上半叶，亦即当上述循环圈保持着完整的时期，人们才能提到‘前现代世界体系’这样的概念。”
　　基于上述特定的时空背景，元代中国的统一有力地促进了整个旧大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走向。多元文化在这个“世界体系”的最东部分展示它五光十色的风采，其意义甚至已超越中国文化本身，而体现了旧大陆上人类“大历史”的脉动。
　　在血战中统一漠北“我们厮杀吧，胜者为汗！”
　　——拉施特：《史集·成吉思汗传》12世纪时候的草原各部与直到近代的情形相类似，12世纪时，在今天称为蒙古高原的自然地理区域里，可以看到四种主要的自然景观：草原、戈壁、沙漠和森林。草原面积占据高原总面积的约3／4。在高原南部和北部丰美的水草地带之间，是一片植被稀疏的砾石荒原，这里、那里的裸露着黑色的石头，蒙古人称它为“戈壁”。正是这片戈壁把草原分为两大部分，分别叫做漠南草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漠北草原（在今蒙古国），“漠”在这里指戈壁滩荒原而言。漠南和漠北都有一些沙漠地带。刮大风的时候，沙子遮云蔽日；沙丘此起彼伏，作波浪形的移动。漠南东缘是大兴安岭的山林；漠北的北部沿边有很多的桦树林。草原中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沼泽。
　　蒙古兴起以前，这片草原早已养育过许多闻名世界的游牧民群体：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等等。9世纪中叶，回鹘汗国瓦解，大批回鹘人向西、向南迁出漠北草原，使这里成为权力真空。于是，原先居住在大兴安岭山地中的室韦部落便一批接一批地向西迁入草原地区，因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漠北民族地理的面貌。
　　古代风景画鉴赏自6世纪到9世纪中叶，突厥、回鹘先后称霸大漠南北，在这里游牧的主要是讲突厥语族各支语言的部落。历史记载最早提到迁入漠北腹地的室韦部落是在8世纪初。他们的语言与鲜卑、契丹等相类似，都很接近于后来的蒙古语，所以现代的历史语言学家把他们划归为原蒙古语族。突厥人把这些语言、文化、族属与自己有明显差异的新来者叫做“鞑靼”人。随着回鹘的衰亡，越来越多的室韦—鞑靼人成群结队地拥入草地，他们很快地适应了草原游牧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个过程一方面使室韦—鞑靼人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突厥化的变迁；另一方面，这个新来的文化一部族群体又像海绵吸水一样，逐渐把离散于草原上的突厥语族游牧民吸纳到自己的社会联合体中间。到12世纪，漠北高原基本上完成了蒙古化的历史过程。在它的东部和中部，分布着许多不相统属的突厥化蒙古部落；在西北和西部，则是正在越来越快地蒙古化的突厥部族。后来的蒙古民族共同体，就是以这些部落为主体形成的。在漠南游牧民中间，突厥文化仍占优势地位。
　　在叙述12世纪前的漠北历史时，虽然我们总是很难避免把“蒙古”一词当做泛指的共名来使用，但实际上当时的游牧诸部并没有这样一个共名。它们各有自己的专名，蒙古只是其中一个部落的专称而已。
　　狭义的蒙古部最早是室韦的一个分部，两《唐书》称之为“蒙兀室韦”。它的居地应当位于大兴安岭北端，今额尔古纳河下游的东侧。十三四世纪的蒙古人还依稀记得他们祖先的古老的原居地。据拉施特写成于1300年代的记载波斯蒙古人祖先历史的波斯文著作《史集》，古代蒙古部曾经生活在“一处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四周唯有群山和森林。……在这些山中间，有丰盛的草和良好的草原。这个地方名叫额儿古涅昆。‘昆’字意为‘山坡’。”这里的“额儿古涅”显然就是额尔古纳河，唐代汉语文献叫它“望建河”。
　　大约在10世纪初叶，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故地迁到斡难河（今译鄂嫩河。即与额尔古纳河一起注入黑龙江的石勒喀河上源）中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国肯特山）地区。这时候蒙古部的势力还很弱小，曾经因为争夺牧场被别部打败，被迫北迁，去投奔今贝加尔湖沿岸的姻亲部落兀良哈部落的札儿赤兀惕分支。在11世纪，蒙古部开始强盛起来，才重新恢复对不儿罕山及其周围地区的控制。
　　蒙古部的分支氏族约有三四十个。其中多数分支氏族中的贵族成员，都把世系追溯到西迁不儿罕山的蒙古部首领朵奔篾儿干（朵奔为人名，篾儿干意谓“善射手”）的妻子阿兰豁阿在她丈夫死后生育的三个儿子。《蒙古秘史》记载阿兰豁阿自己向怀疑她这三个儿子出身的人解释道：“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庐帐）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他）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这般看来，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
　　这就是著名的阿兰豁阿“日光感孕”的故事。这三个儿子的后裔所统领的氏族分支，构成蒙古部里互不通婚的同族集团，称为“尼鲁温蒙古人”，即纯洁出身的蒙古人；另一类叫“迭列列斤蒙古人”，即一般的蒙古人。
　　在尼鲁温蒙古中间，势力最大的分支氏族曾长期是泰赤乌部，其首领曾受辽朝封授的官号。《史集》说：“泰赤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部落，一些尊贵君主的氏族出自这些部落。他们拥有无数的军队。从他们每个氏族中，都出过特殊的异密和领袖。……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从自己人中间推选出君主或汗，服从于他。”另一个较有势力的分支氏族是乞颜部。成吉思汗就是乞颜氏的贵族集团的成员。
　　除蒙古部以外，在当日大漠南北游牧的大部落集团还有塔塔儿、篾儿乞、克烈、乃蛮、汪古等。
　　塔塔儿部分布在捕鱼儿海子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贝尔湖）周围，即蒙古高原东部水草最丰美的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它们应当是较早迁入草地的室韦—鞑靼部落。突厥人把讲蒙古语的东邻统称为鞑靼，这个名称当来自塔塔儿。这说明它从前曾是草原上势力最大的室韦—鞑靼族游牧民。在“蒙古”业已成为高原游牧民共同体的统称以后，金朝和宋朝人甚至仍在沿用从突厥人嘴里听来的“鞑靼”一名作为对他们的统称，把蒙古人叫做“鞑靼”、“鞑子”或“鞑人”。
　　篾儿乞部在蒙古部兴起时游牧于薛良格河（今译色楞格河）中下游两岸以及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拉施特说它“有一支人数众多、非常好战的强大军队”。
　　从11世纪至13世纪初，漠北势力最大、牧地最辽阔的部落集团是克烈部。它分布在漠北草原腹心地带，即土拉河、鄂尔浑河上游和杭海岭（今译杭爱山）地区，东至克鲁伦河南，南控大漠。克烈王国的统治中心位于回鹘汗国过去的都城哈剌巴剌哈孙的所在地。克烈人信仰基督教聂思脱里派。西欧基督教世界当时盛传东方有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君主“约翰长老”，可能就是有关克烈部首领的一种讹传。他们大概是最早西迁的那部分室韦—鞑靼部的后人，所以成为突厥化程度相当高的蒙古语族的游牧部。
　　在克烈以西，是另一种强大的游牧部落乃蛮部，自杭海岭以西，分布在阿勒泰山西麓，西北至也儿的石河（今译额尔齐斯河），南至准噶尔沙漠。乃蛮部后来被成吉思汗攻灭，部落离散，加速了其成员蒙古化的进程，但总的说来它恐怕是一个突厥部落。
　　大漠以南势力最大的是汪古部，驻牧于阴山地区。它们先后臣属于辽、金王朝，负责为金守御边墙。《史集》说，金王朝为“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御蒙古、克烈、乃蛮以及附近地区的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汪占’。……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部”。汪古部在辽代史料中称为“白达达”（达达即鞑靼），是突厥语族的部落。他们得名“汪古”，看来与其守御的边墙有关。这道边墙，是金建造的北边界壕，并不是长城。
　　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基本类型，广义的“游牧经济”包括以下这些最重要的特征：游牧人以畜牧作为恒常的经济活动形式，终年以不用畜厩的自由放牧来维持畜群（晚上可能使用厩栏以保护牲口）；根据放牧经济的需要，在特定的放牧地段或这些地段之间进行周期性的迁徙；人口的全部或主要部分都参与移牧活动，生产的基本取向是维持游牧人的生计。纯粹游牧经济是存在于新石器时代以后直到前工业化社会的一种经济生产的方式。按照人类学家的概括，除内陆亚洲草原（包括蒙古草原、哈萨克草原和南俄草原）上“骑马民族”的游牧类型外，世界各地与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相适应的游牧类型还有：撒哈拉以南和东非地区以牛群放牧为主的游牧类型，撒哈拉和阿拉伯沙漠的骆驼游牧类型，西藏高原的高海拔牦牛游牧类型，西南亚洲（阿富汗）山地的绵羊和山羊游牧类型，以及北部欧亚大陆冻土带的驯鹿游牧类型等。
　　蒙古草原的古代游牧人所牧养的“五畜”是绵羊、马、山羊、牛、骆驼。绵羊一向是他们估价财产的价值尺度，它能吃的草类十分广泛，包括很多不适宜于马和其他大头匹食用的草类。在被雪覆盖15厘米的草场上，它们仍能吃到雪下的草。草原上的马就如同沙漠中的骆驼同样重要，所以它与绵羊一起被蒙古游牧民看成牲畜构成中最重要的品种。在水草较贫瘠的区域和山地，山羊多于绵羊。牛在古代蒙古游牧人中被用来作为牵引牲畜，用上百头牛来拖曳的安装着大帐篷的牛车，使进入草原的外地人都赞叹不已。骆驼似乎是在蒙古时期才对这里的游牧人变得重要起来的。在漠南干燥、沙砾的草场上，骆驼几乎成为与马同样重要的大头匹。
　　田园风景画鉴赏游牧人的生活节奏，几乎全部是按照保证让畜群吃到足够的草料、供给它们充分的水源并保护它们免受严寒伤害的必要性来规定的。由于草场的季节性变化十分明显，他们一般按照相当固定的线路有规则地循环移牧。每年春季草青，他们就从冬季的营盘起移，向最合适的夏季牧场（一般是在较北的高地）进发。夏季草原的植物生长旺盛，因此夏营盘的选择以水源作为最首要的考虑。在那里驻夏直到秋初，游牧民就要赶着肉肥膘厚的羊群再度动身，边牧边行，到向阳背风的冬营地（一般在较南的山谷中）驻冬。冬季有雪，水源较充足，所以冬营盘的选择以草料为首要考虑。入冬以前，体力不好、难以熬过严寒的牲畜都被宰杀。秋末和冬季也是游牧民组织集体狩猎的季节。这是对游牧生产很重要的经济补充，也是一种常规的准军事训练。入春后，新一轮的移牧重新开始。早春是对蒙古游牧民来说最危险的时节。牲口经过一冬消耗都已极度虚弱。乍寒乍暖的气温使融雪结冰，增加牲畜饮水吃草的困难。降温一次，就会有一大批虽已熬过冬天但仍过于虚弱的牲口倒毙。春季还是牲口瘟疫最易流行的季节。
　　古代蒙古游牧民的饮食结构集中在两种最基本的食品上：肉和奶，此外再加上非有不可的一点蔬食品。肉和奶的比例随季节变化，夏季奶制品较多，冬季则以肉为主。最普通的肉是绵羊肉，还有山羊肉和牛肉；马肉一般不吃。所有的雌性牲畜都产乳。他们也饮动物的血。牛马粪在树木很少的草原是主要燃料，游牧民的衣服和庐帐也取资于牲畜的皮毛。在农业经济中，人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