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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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张自忠离心离德，在外，由于缺少萧振瀛，宋哲元自己在对日交涉上也频频出现漏洞，终于他招架不住，不得不以回山东老家扫墓为名离开京城，以躲避日本人的纠缠。

可是躲终究不是个事，因为你跑得了和尚却跑不了庙。

1937年7月7日晚上，日军以演习为名向卢沟桥开枪。

第二天早晨，华北“驻屯军”步兵旅团突然向宛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

事发突然，宋哲元又不在北平坐镇，危急时刻，萧振瀛留下的居中布局显现作用：冯治安命令宛平守军就地还击。

经过激战，宛平守将金振中血染征袍，以全歼日军一个中队的战绩，不仅守住宛平，还夺回了卢沟桥。

那是卢沟桥战事最好的时候，让人恍然以为又回到了长城抗战，回到了喜峰口。

正是由于战事看上去还比较乐观，“七七事变”本身也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可能，所以当宋哲元在山东老家得到报告时，并没有选择即刻“起驾回宫”。

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却越来越不对劲。

冯治安在卢沟桥附近对抗步兵旅团，屡挫其锋，然而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后者不但不见少，反而还越打越多。

问题就出在张自忠的防区：廊坊。

宋哲元事先曾告诉张自忠，如果日军从此经过，一律不准放行。

其实就算宋哲元不说，张自忠也不会不明白，华北“驻屯军”的大本营在天津，从天津向卢沟桥增兵，必须经过廊坊。

这里是步兵旅团的生命补给线，假如能予以卡断，冯治安便可不战而胜。

但廊坊守军从天津师部接到的命令，却是只能监视，不能拦截。

什么叫监视，说穿了，就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从这里大摇大摆通过。

一段时间里，天津日军及其辎重就顺着廊坊，川流不息地往卢沟桥开去，而谁都知道，那就是过去打29军的。

在这一过程中，日军曾有一辆辎重汽车陷到泥里。师部给廊坊守军的指令竟然是：责令你部帮助日军把汽车拖走！

这一荒唐的指令令守军指挥官都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日军自己把车推出了泥潭，才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尴尬。

就这样，廊坊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漏勺，步兵旅团缺什么，就可以从这里补到什么，缺兵补兵，缺粮补粮，缺弹补弹。

冯治安所统之兵为第37师，廊坊守军为张自忠第38师，民间称之为：37师打，38师看。

如果你不清楚29军的组成，没准还会以为这是不搭界的两家人哩，难怪前方的冯治安虽然一度占尽优势，却怎么也没法灭掉眼前的对手。

冯治安眼看战事在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也有些急了，赶紧招来部将何基沣商议对策。

何基沣亦是“八兄弟”之一。他向冯治安建议，要想把局面完全扳过来，光争一个桥是没有用的，即使今天拿下来，明天也可能再被敌人夺回去。

那怎么办呢？

依在下之计，不如把步兵旅团的老巢丰台一举端掉，这样可以一劳永逸。

冯治安一拍大腿，眼前为之一亮。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冯治安暗中大范围调动兵力，将第37师的主力全部集中起来，准备由何基沣负责具体指挥，给丰台日军来个致命一击。

丰台日军其时只有步兵旅团一个大队，不仅士气不高，兵力也相对薄弱，在何基沣从三面对其形成包围之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连锅端掉的。

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主和派”张自忠突然插进一脚。

他从天津打电话给前线的何基沣，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要大打出手，这很愚蠢。

虽然同为“八兄弟”，但张自忠在军内无论资历还是官阶，都比何基沣要高得多，所以后者只有洗耳恭听的分儿。

张自忠一板一眼地教训何基沣：真的打起来，你知道谁会高兴吗？

何基沣不语。

张自忠自问自答：国民党（指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都高兴，他们就希望让我们29军去打头阵，然后自生自灭才好。

我知道何基沣你手痒痒，想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可我们都是带兵的，还怕没有仗打吗，但我们打仗，说到底是为了29军这个团体，不是为了个人好表现。

听到这里，何基沣终于忍不住了，不由得脱口而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去打日本人，而是他们日本人来打我们了！

张自忠一时语塞。

他实际上还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些所谓的政术，都是门客们给他提供的，一旦遇到何基沣这样的问题，他也答不上来。

军队当然还可以硬性命令，下级服从上级，可是张自忠毕竟不是何基沣的顶头上司，他没法对人家呼来喝去。

知道冯治安也是“主战派”，张自忠便索性给宋哲元打去电话，让后者直接对何基沣下达停止进攻的命令。

张自忠出面打这种招呼，不仅无礼，还有越权之嫌。

要不要打丰台，从上到下，自有军长宋哲元做主，如果宋哲元一时难以决断，他还可以让副军长秦德纯给他参谋，哪里轮到你一个师长来说三道四。

然而结果却是军长听师长的，而且言听计从，宋哲元立即以29军军部的名义，严令何基沣：“只许抵抗，不许出击”。

在29军中，一直盛传着一个说法，即宋哲元最顾忌张自忠，就生怕一个不好惹对方不高兴，因此在张自忠私自出访日本等事情上都是百般袒护，张自忠每次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他也总是能照办的就照办，即使一时办不了，也竭力敷衍，反正从不给打回头票。

莫非宋哲元胆小，不敢跟张自忠争？

非也。这恰恰体现出，宋哲元虽然因见识所限，有其偏狭的一面，但在维护29军团体方面，是具备克己让人的大局观的。

当年29军建军，在争执头把交椅应该属谁所有时，萧振瀛力挺宋哲元，理由就是宋“义高能得士”，像个做大哥的样子。

能做到这一点，与宋哲元的宽厚个性以及善待下属不无关系。

有人说，还宽厚呢，他不照样把首功之臣萧振瀛给一脚踢出去，还逼其出国了吗？

我告诉你，按照故国老传统，对于君王或诸侯而言，这就算是“仁义之举”了。

读古史，我们在看到柳宗元、苏东坡这样的一代文豪被贬谪到天涯海角，乃至“万里投荒”时，都会为他们感到不值，忍不住还要痛骂皇帝老儿两句。其实“文字由来重李唐”，唐宋时候的皇帝实在都称得上是仁厚之君，你再怎么出言不逊，也罪不至死，那柳、苏被赶得再远，不还是地方官吗？他们照样可以倒背着手，在山水之间优哉游哉，写下漂亮的文字。

可是到明清你试试，一言不合，不砍你脑袋，就是打烂屁股，充军流边，结果精神和肉体一道灰飞烟灭。

宋哲元对可能威胁自己权力宝座的昔日兄弟，如萧振瀛、张自忠，也并没有举刀相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意思。

须知，即在东北军中，素称仁厚的张学良也曾在登基不久之后，毫不留情地让“似有不轨之心”的杨宇霆人头落地。

萧振瀛不掌军权，宋哲元就让对方暂时“乘桴游于海”，但张自忠与萧振瀛不同，这位实际的二头儿可是有实力的，宋哲元没有办法释其权，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打，要么让。

从骨子上说，宋哲元是个硬汉子，乃至29军也打上了他的烙印，属于宁折不弯的那种。他身边的那些“谋食门客”曾经也不比张自忠少，撺掇宋、张相争的“进谏”亦不绝于耳，都巴不得两人把刀子拔出来，朝对方胸口上互捅呢。

但宋哲元和萧振瀛都明白，无论谁赢谁输，这种内斗的后果都是很可怕的，无非是好好的一个团体四分五裂，29军彻底玩完。

所以宋哲元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了让，并竭力给外界造成一个印象，即宋、张是真正的兄弟手足，对外说话都是同一个声音，做事都是同一个步调。

只是如此让来让去，把大好的作战方略都给“让”掉了。

奇袭丰台的计划只得就此搁浅，29军失去了一个彻底扭转宛平战局，以解城桥之围的良机，纵使金振中冒死夺回卢沟桥，也难补其憾，惜哉。

就是在这件事上，宋哲元看出张自忠无心于战，而这也大大动摇了其主动出击的信心，眉头开始锁成一堆。

这时他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急电。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综合各方面的情报，认为此次事件不容小觑，日本人来者不善，须认真对待。

先前的绥远抗战，不仅使傅作义声名大振，同时也鼓足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人之勇气——看来日本人也不是完全惹不起，通过以硬对硬的方式，一样可以吓退之。

我可以和傅作义搭档，在绥远击退伪蒙军，为什么不能和宋哲元联袂，在华北挫败“驻屯军”呢？

按照那个所谓的“何梅协定”，中央军是不能进入河北的，但事情紧急，蒋介石也顾不得这么多了，连调孙连仲等四个师的兵力开入河北保定，并指定由宋哲元赴保定亲自指挥。

可是宋哲元接到电报后却十分犹豫。

如今的老宋早已没有要“南蒋北宋”甚至于一统江湖的野心了，他只想坐定华北。这里是他的独立王国，谁也别想抢走，不管是日本人，还是蒋介石。

华北形势不仅没有缓和，还更趋紧张，他也渐渐看出来了，但他仍然希望靠29军自己的力量来抵御日本人。

当然这很难，看看张自忠的表现就知道了。

一说到难，宋哲元不可能不想到那个被他驱出华北的人，在那个人面前，几乎就没有难字。

若是他还在我身边，华北局面应该不致如此被动吧，我也用不着亲自到前台去“肉搏”。

后悔是肯定会后悔，只是覆水难收。

宋哲元这样的性格，是绝不可能当着面主动给人认错，或者低声下气求人的，你要他现在就发个电报，让萧振瀛回国辅佐，更是绝无可能的事。

可是如何应付眼前呢？

又想起了萧振瀛临别时留下的“锦囊”，上面说，一旦有事，要以张自忠为前锋，而以张自忠其时在29军高层中的地位而言，无论是战是和，若是绕过他，都断难执行。

7月11日，宋哲元离开山东。不过他不是到保定，也不是到北平，而是去的天津。

因为张自忠在那里。

可事实上，张自忠并不在天津，而在北平，他着急的，也并不是如何摆阵御敌，而是和日本人进行“和谈”。

这个时候的张自忠，俨然已经从“军事家”变身为“政治家”，而那次东京之行，则让他对日军军力产生了很深的畏惧之感，认为29军注定打不过对方，战不如和。

“张政治家”到北平后，通过秦德纯出面，与日方草签了“秦松协定”。根据协定，宛平守军由保安队代替，步兵旅团则撤回原防，29军只需形式上向日军道个歉，就一切都解决了。

签完协定，张自忠十分得意，以为自己出手非凡。已到达天津的宋哲元闻讯之后，也对日本人的承诺信以为真。

这下好了，“七七事变”终于可以尘埃落定了。

第28章　最后关头

可是宋张都没有想到的是，“秦松协定”其实只不过是日方的一个缓兵之计，是为等待后续援兵到来而特地设置的一个幌子。

当然，在这之前，在日本国内对是否出兵也有过激烈争论。

华北“驻屯军”毕竟是根据《辛丑条约》长驻华北的部队，如果要继续调其他部队进入华北，那就涉及到日本国策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了。

按照日本特殊的国情，政府的指挥棒是跟着军部转的，而军部里的“强硬派”首领，则非杉山元莫属。

杉山元，毕业于陆大第22期，时任内阁陆相。

据说在陆大时，杉山元曾被其同学称为“傻瓜元”，言其长相老实，一脸傻拉巴唧样，但其实此人性格异常执拗冲动，属于一个十足的好战分子。

杉山元对“七七事变”的反应，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大喜。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真的近了。

在军部召开的内部紧急会议上，“傻瓜元”激动得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形势一片大好啊，诸君。

看看外面的行情吧，苏联不会干涉我们，英国受到德国牵制无暇东顾，美国呢，国内那一堆烂事就够它忙的了，根本管不了远东。所以说“卢沟桥事件”（日本对“七七事变”的称呼）来得正是时候，给我们出兵“支那”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此岂非天意哉。

说到这里，他竖起了三个手指。

三个师团，我们只要出动三个师团，中国“支那”这个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必败无疑，并不得不向我们俯首称臣。

杉山元这番话立刻煽起了室内的“热情之火”。

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大佐跟着手舞足蹈，像吃了鸦片一样兴奋：知道中国“支那”还能存在多久吗？

三个月！

不，三个月都高估了，应该说绝不会超过三个月。他们那样脆弱的军事力量，那样混乱的政治组织，怎么可能长期抵抗我们“皇军”呢。

与板垣这些人不同，武藤章喜欢的不是直接跃马上阵，他爱的是做“军师”和搞情报，绥远抗战时，他就曾经跟田中隆吉一起在绥远帮德王搞过策划。田中翻船后，他也喝了好几口水，心里面恨死了中国人，就恨不得立刻起兵把中国给灭掉。

在杉山元起头，武藤章帮腔之后，“灭华交响曲”的调门越来越高，都快收不住了。

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等人随后发言，一个比一个能吹。

这个说，只要日本国内一动员，你就看吧，运兵的列车一过山海关，中国军队铁定望风披靡，溃不成军。

那个说，不能这么讲，他们没那么弱。

不过也强不到哪儿去，只需在保定和他们打一次会战，最后准保把他们打得躺地上起不来，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一帮人拿中国之弱当消遣，个个满脸兴奋且充满憧憬，似乎已经提前把中国给“拿”下了。

在强硬派发表高论的时候，有一个人始终镇定地坐在那里，似乎跟这片热闹气氛完全融合不到一块。

但是等他站起发言，所有人都闭上了嘴，室内鸦雀无声。

这个人就是石原莞尔。

当年由于对阵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不力，关东军实行大改组，石原也被一个巴掌打回凡间，到国内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联队长。

但是只要日本人想继续“九一八”那样的“神话”，他们就不会忘记这位“民族英雄”。果然几年之后，石原就如同空降一般，被直接调到参谋本部，先是担任作战课课长，接着又升任作战部长，可谓春风得意。

在刚刚听到“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时，石原也曾像杉山元那样激动不已，甚至喜极而泣，但是在抹干眼泪之后，他很快又冷静下来。

在侵华这一点上，石原和杉山元其实并无本质不同，也可以说，在整个日本军界，就没有不想打中国主意的，只是具体的策略有异罢了。

如果说杉山元是强硬派老大的话，石原就是稳健派的头。他懂得一句中国的名言，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按照石原的设想，日本的“大谋”只有一个，那就是要集中力量对付苏联，而对中国是完全可以“小忍”一下的。

对于官职、军阶、资历甚至年龄都大于自己的前辈杉山元，石原也毫不客气，兜头浇过来一盆冷水：谁说三个师团就能灭“支那”的，这是空想！

那依你之见，需要多少个师团才能完全解决“支那问题”呢？

石原冷笑一声：别说三个，15个师团都不一定有办法！

满座皆惊。

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