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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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不求打出19路军那样的声威，只求不让日军小看我们。

光勇猛还没用，最重要的是“沉着”，即拿出切实有效的御敌之策来。

喜峰口开战以来，短短两天时间，已伤亡2000官兵，也就是说，一眨眼的工夫，两个团没了，平均一天要消耗一个团。

29军总共才九个团，如此打法，一个星期过后，宋哲元就只能做光杆军长了。

显然，继续死打硬拼是不行的，所谓“有招想去，没招死去”，脑筋不会急转弯，前面就只有死胡同。

日军能占有优势，是因为在喜峰口的后方建立了炮兵阵地。此地名曰白台子，它构成了对29军的一个重大威胁，必须除之方能后快。

既然白天的正面进攻受阻，为什么不把直线改成曲线，白天变成黑夜呢？

宋哲元断然定策：发动一次大夜袭，以彻底扭转战局。

带着宋哲元的手谕和方略，萧振瀛飞驰前线，主持召集了前敌紧急军事会议。

会上，仍然有人担心，前线刚刚经过激战，部队十分疲惫，突然发动大规模夜袭战恐力难胜任，但萧振瀛认为官兵仍保持着高昂士气，此时出击正当其时。

要说疲惫，鬼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弟兄们，打起精神，操家伙吧。

为了再鼓鼓劲，萧振瀛还亮出了物质奖励这一招。

生擒日军一名，赏大洋100块；砍死日军一名有据者（最好把脑袋给提回来，咱们是穷部队，吃不消冒功），赏大洋50块。

大家夜袭砍人的时候，记得数一数死鬼子的脑袋，这回可是有奖金的哦。

夜袭总指挥：“打虎将”赵登禹。

他的伤说轻并不轻，下地行走时仍疼得浑身哆嗦，可老赵端的是条汉子，咬咬牙，硬挺了过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战性命攸关，吾必破贼！

3月11日，是29军进入喜峰口的第三天。

深夜11点，长城内外飘起了雪花，到处“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好汉们出发了。

在向导的引领下，赵登禹率队从关内潜出，沿着一条隐秘小道向白台子摸去。

夜袭部队均为轻装，但有一样东西不能少，那就是口袋，不做其他用途，就为了装鬼子的脑袋，回去发奖金可就靠这个呢。

进入白台子外围，鬼子们正在营房睡觉，第一个脑袋被装进口袋。

这叫开门红。

接下来，排排坐，吃果果，一个个轮着来。50元大洋一个，鬼子脑袋还是蛮值钱的哩。

千把人挨着户地屠牛宰羊，场面何其壮观，切倭人头颅，直如夜雨剪春韭！

对于这些鬼子来说，死了的也就算了，反正自己也不知道，管它呢。悲哀的是还有清醒的，比如正好走出营房想“唱个山歌”的兄弟。

放松完以后，回转营房一看，立刻傻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一群凶神，一片刀光，人人手里除了拎一口大刀外，还提着一个口袋，而口袋里装的竟然是同事们血淋淋的脑袋，这简直比“午夜凶铃”还要“午夜凶铃”。

惨叫一声，扭头就跑。

其他还没轮到的日军一听前面出了这档子事，也吓得七魂去了六魄半，立时作鸟兽散。

这位要说了，日本鬼子不是战斗精神很顽强的吗，怎么如此不禁吓。

因为他们怕砍头。

在日本人看来，人的灵魂附着于脑袋之上，脑袋搬家了，无论是做神，还是转世，都白搭。

所以，他情愿你用刺刀捅了他，也不愿人头落地。

一个小时过后，外围被全部肃清，赵登禹进入白台子。

白台子一战，是此次大规模夜袭的焦点所在，成功与否，全在这一战之得失，也就是说，烤全羊，已经快烤到最肥的那一部分了。

英雄们，拎着口袋上吧，你们将势如破竹。

不过显然，白台子的日军已有所准备。

外围传来的那几声鬼哭狼嚎，到底还是被他们听到了，听得毛骨悚然，听得脖颈阵阵发凉。但在夜袭部队已靠得很近的情况下，想到仓库里去搬炮弹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集中机枪火力封锁道路。

大刀队随身带的口袋不少，却没什么重武器，一时竟被阻在路上，且伤亡很大。

一般情况下，这种场面很容易让人产生侥幸心理，以为会将对方挡住或是吓住，然而英雄是吓不住的，很快就有人从侧面匍匐前进，在接近敌人墙垣时，一把抓住机枪口，准备将它拖拽而出。

不幸的是，枪管粗，墙口小，竟然塞住了拖不出来。

什么叫猛人　？＇…＇我们这位就是。

发一声喊，使足力气一拉，机枪揪出来，土墙竟然也应声而倒。

这叫气势。

有此气势者，锐不可当。

看到还能这样“嘿哟嘿哟拔萝卜”，学榜样的不在少数。

当然，在枪管被烧得发热发烫的情况下，壮士们除了要有力气，吃点皮肉之苦也是免不了的，过后都受了皮外伤，乃至双手骨焦皮烂，两臂粗肿，送到后方去治了几个月才好。

但是胜利之门已被打开。

接下来就是大刀队驾轻就熟的路子，打开口袋，继续收获敌人的脑袋。

按照先前定下的规矩，生擒和砍死日军都是有奖金的，不过赏格不一样，前者比后者更值钱，两个死鬼子才低得上一个活鬼子。

抓活的，当然要比死的划算。

但是在喜峰口，鬼子脑袋捞到不少，活的却不多。倒不是日军耍酷，给你来个宁死不降什么的。事实上，在大刀制造的血淋淋效果面前，再强悍的日本兵也得原形毕露，没几个敢再逞英雄。在刀口之下，竟然还有真鬼子为了不被砍头，装朝鲜兵跪地求饶的。

实在躲不过去，也就只能做死狗状，用手遮住耳朵，闭住眼睛等死，嘴里还要念几声“爸爸”，好奇怪，别人这时候都是叫妈的嘛。

刀客们对抓俘虏没兴趣！

碰着死，沾着亡，100块大洋固然好，但是太费事，不如一刀痛快。我再多抡几刀，没准还不止这个数。

据说其中连砍日军15颗脑袋的超级猛人都有，单论个数，这兄弟回去可是赚大发了，值700多块大洋哩。

在白台子，日军炮兵及警卫部队被斩杀500余人，“尸械遍野，血流漂杵”，至此，日本人对大刀的威力闻风丧胆，真的是“一声白台子，闻之双股颤”了。

白台子，现在是我们的了。

白台子是日军特种部队集中地，这里不仅有山炮，还有坦克战车，尽为29军所有。

坦克谁也不会开，但山炮有人会用。

赵登禹在出发时，特地带来一名营长，此君以前当过炮兵，当下便来了个现场教学，带着大家过了一把瘾。

一线战壕里的日军并不知道自己的老窝给人端了，等到炮弹从天而降，才像火烧着了屁股一样跳了起来。

看到日军回扑，赵登禹开始了“打砸抢”。

白台子有日军储存的弹药，用彼弹炸彼器，正好。山炮、坦克还有汽车皆被破坏，沦为废铁，弹药库则被付之一炬。一时间，“火光熊熊，爆炸声声”，着实热闹得紧。

除了老炮兵，赵登禹还没忘记带上记者，以上壮观景象都用照相机摄下存照，带回与大家共赏。

“打砸”完就是“抢”。偌大的一座野炮固然难以携带，但上面的炮镜和炮栓都是好东西，花再多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全部成为了战利品。

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大捷。

29军的对手是服部第14混成旅团。这个旅团曾在东北与马占山交战，直到马占山退入苏联境内时，仍在后面穷追不舍，但一场喜峰口大捷，让它从此跌入谷底。

夜袭战的第二天，日本《朝日新闻》毫不客气地登出一则评论：“明治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遭受60年来未有之侮辱。”

丢脸尚在其次，实力的亏损才是最重要的。

日军师旅团大多配属有特种部队，比之于步兵，特种部队的威慑力更大，服部旅团也是如此。但随着白台子基地遭破坏，包括野炮、坦克在内的特种部队损失惨重，战斗力大打折扣。

喜峰口大捷的成功，让宋哲元找到了与日军对抗的窍门，那就是要扬长避短，他为此专门为29军制定了一个战术，即两打、两不打。

两打：夜里打，近战打。

两不打：白天不打，远距离不打。

自喜峰口大捷之后，29军的夜袭便成了“大宝天天见”，隔三差五地要用大刀给日军送一点见面礼。服部旅团已经算是防得够周到了，可该被砍还是要被砍，毫无办法。

日军官兵由此蒙上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这不难理解，比如当你劫后余生，走进空荡荡的营房，看到满屋子无头鬼时，你能不怕？

晚上都不敢睡觉了，一睡就做噩梦。

怎么办呢？

日本人不是喜欢搞发明吗，他们就发明了一个“铁围脖”。

我看到过有关资料上的描述，说是把一张铁叶子折成半圆，再在两头打两个洞，然后钉在钢盔上，戴钢盔的时候，这张铁叶子就可以围在脖子两侧和后面。

小发明不错，很有点心灵手巧的意思。不过你要说靠这个能挡得住大刀的力道，也太小看29军官兵的臂力了。只能说起点心理安慰的作用吧，至少晚上能睡得着觉了。

想一想，那样睡觉也真是活受罪：手里握着枪，头上戴钢盔，脖子上还有个铁叶子，连翻个身都难。

当鬼子也不容易啊。

服部旅团虽然还在喜峰口与29军对峙，但已难以占到任何上风。

据该旅团的一个下级军官在日记中透露，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前后方脱节，他们竟然没了粮食，连晚饭都吃不上。

继取得喜峰口大捷后，宋哲元又在罗文峪如法炮制，一举击退铃木第4旅团。

在喜峰口，他用了赵登禹，在罗文峪，他用了刘汝明，前者勇于进攻，后者长于防守，二人特长都得到了最大发挥，宋哲元在点将用兵方面几乎无可挑剔，果然不愧是昔日的“五虎上将”第一名。

经过长城抗战，29军的大刀已与19路军的斗笠齐名，谓之“粤南的斗笠，西北的大刀”，宋哲元则被呼为“大刀宋明轩”，他本人一跃成为“东亚军人公认之战神”，报界将其与蔡廷锴并列，时称南蔡北宋。

直到很多年之后，29军的“八兄弟”回忆起这一幕时，仍然会激动不已，那是他们最团结也最成功的时光。

放眼望去，前景是那么美好，大地无边，任你驰骋，漫天飞舞着的，都是荣誉和赞歌。

老农民说：苦出头了。

第52章　华北危局

在喜峰口旁边，有一道更重要也更难守的关隘：古北口。

民国军界有“两个半”军事家的说法。“半个”是指“小诸葛”白崇禧，而能称得上“一个”的，分别是指蒋百里和杨杰，后者即为蒋介石亲自任命的古北口方面总指挥。

杨杰，云南大理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中国留学生班第三期。

蒋、杨之所以能称得上是“一个军事家”，缘于两人在军事理论方面皆有独创，其中，蒋百里著有《国防论》，杨杰则著有《新国防论》。

那个年头，如果你在军校上课或肩扛将衔，却不知道“两论”（《国防论》和《新国防论》），别人一定会对你侧目而视，认为你这家伙实在够落伍，绝对out！

在理论造诣上，杨或许不及蒋，但在战略战术的参谋运用上，杨却超过了蒋。

早在杨杰留学日本时，就是中国班里的佼佼者，考第一名是家常便饭，渐渐地，连日本教官都对这个中国学生另眼相看。全班的试卷，教官一律交给杨杰批改，野外作业，则让他当裁判官，谁扮参谋长，谁扮旅长，谁扮团长，皆其一手指派，好坏分数也由他来打，成了不是教官的教官。

正是因为成名太早，杨杰自视甚高，可以说是目空一切，常将自己比作当代的姜太公、诸葛亮。国内除了蒋百里，他没一个看得起，曾当着别人的面，说何应钦、陈诚这些人“其蠢如牛，其笨如骡”。

苏联军官总算是厉害了吧，也根本不入人家的法眼，说是对方倒贴给他做学生都不要。

苏联人不行，日本人跟在后面做学生还凑合，不过也就只有三个够格，曰：石原莞尔、东条英机、小矶国昭（时任关东军参谋长）。

既是牛人，则必有可牛之处。

杨杰很早就追随蒋介石，是后者帐中的必备幕僚，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和重用，杨杰的不少建议也都曾被采纳和运用。

二次北伐，蒋介石要打安徽的陈调元，问杨杰应如何打法。

杨杰立即提笔在纸上写道：临之以威，诱之以利，其降必矣。

蒋介石心里一动，心战为上，确实是高招。随后又问：如果诱降，需要多少钱？

那意思，代价大不大，如果太大，我可拿不出那么多银子。

杨杰笑了笑：吴佩孚、孙传芳已倒，陈调元，一介庸才耳，何须太多。

有钱你就多给点，没有就少给点，无妨。

蒋介石依计而行，只花了几万块，陈调元就乖乖投降了，不知道省了北伐军多少力气。

让蒋介石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中原大战那会儿。

蒋介石在火车上指挥，忽然遭到冯玉祥骑兵部队的攻击。当是时，蒋介石手中只掌握一个特务营，对方却是一个骑兵军，于是立马处于既打不了也逃不走的绝境。

众人慌作一团，杨杰献计：可将列车的两头各安一个机车。

骑兵追上来了，火车就往北开，开出二三十里后，又往南，这样反反复复，就是不停，骑兵跟着跑来跑去，累得够呛却一无所获。

事后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蒋介石也称赞杨杰，说要不是你在身边，我一定做了冯玉祥的俘虏。

杨杰笑言：此不过牛刀小试耳！

作为参谋，杨杰称得上一流高手。连“半个军事家”白崇禧都不得不服，说杨杰确实有学问，让他照张地图做方案，他一会儿工夫就能把一份完整的作战计划写出来，这功夫当时没几个人能及得上。

杨杰如此有才，此前却主要是参襄军务，基本上没有独立领兵打过仗，因此很早就有人主张让“军事家”挂帅出征，蒋介石也有此意，但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却力持不可。

何应钦和杨杰同时出道，然而两人素不相容。杨杰将何应钦比作“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中的“廖化”，而何应钦则认为杨杰是马谡一类人物，不干实事，只会吹牛，所以私下也奉送了一顶帽子：杨大炮。

何部长甚至向蒋介石直谏，说你让杨大炮做个参谋还凑合，若是由他掌握军机要务，必然坏事，说不定还会起到汉奸都起不到的作用呢。

早在长城抗战前，杨杰就已官居参谋部次长，要想再往上升，那就得有点实际军功才行，再加上正在用人之际，所以虽有何应钦等人的反对，蒋介石仍力排众议，将古北口之战的指挥权交到了杨杰手上。

牛刀终于不是小试，要大试了。

可是何应钦的话却不幸言中，杨杰此后真的成了翻版马谡。

《三国演义》记述“失街亭”这一段时，说马谡骄傲轻敌，不遵从诸葛亮“依山傍水”的指令，却将军队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

当副将王平提出异议时，马谡嗤之以鼻：你算什么东西，偶通晓兵法，世人皆知，连丞相有时也得请教我哩。

杨杰几乎是一模一样，他身为古北口总指挥，其实前线从没去过，就在家里闭门造车，弄一些大而空的方案。至于前线如何协调，怎样部署，他一概不问，对战事进展情况当然也一概不知。

当关东军快逼近古北口时，东北军和中央军还在为谁守一线，谁守二线而争执不下，这事他不知道。

交战之后，东北军“提前告退”，闪出一个大空当，致使古北口全线失守，他也是事后才知道。

如果你亲自到一线去指挥，实地看看，情况肯定不至于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