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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阴谋2:英国刺客-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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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他们第一次见面已经过了二十五年，加百列几乎一点也没变，只不过他那警惕的双眼周围多了几道皱纹，细瘦的身躯上多长了几磅肉。第一次见面那天，他看起来也就比小男孩成熟一点，安静得就像教堂里的老鼠。即便在那个时候，他的头发里都夹杂着几根银丝，仿佛诉说着小小年纪便肩挑重任的艰辛。“朱利安·伊舍伍德，过来见见加百列，”沙姆龙说，“我跟你打包票，加百列是个很有才华的人。”
加百列的确很有才华，只不过这位男青年的身世当中颇有几处语焉不详的地方。他从耶路撒冷的一流学府贝扎雷艺术设计学院毕业后，曾经有三年时间去向不明，后来又出现在威尼斯，成了艺术品修复大师翁贝托·孔蒂的门生。对此，沙姆龙只是简单地说了句“加百列在欧洲旅行了一段时间”。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谈到加百列的欧洲之行。朱利安·伊舍伍德没有提起过他的父亲，加百列也没有提起过自己在1972年至1975年这段时间，为鲁道夫·海勒，也就是阿里·沙姆龙做过什么。伊舍伍德私下里将这三年称为“失踪的三年”。
伊舍伍德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这是上次卖掉韦切利奥的画应该分给你的那部分钱，一共十万英镑。”
加百列顺手接过支票，放进了口袋。他有着魔术师一般灵活的双手和魔术师一般制造假象的能力，一瞬间就把支票变没了。
“你的那份是多少？”
“我会告诉你的，但你得先保证不会跟那帮该死的秃鹰透露一个字。”伊舍伍德说着，比划了个手势，指了指周围所有的食客。
加百列什么也没说，伊舍伍德将他的沉默视为永不开口的血誓。
“一百万。”
“美元？”
“英镑，当然是英镑，怎么可能是美元。”
“买主是谁？”
“美国中西部一家画廊，非常好的买家。这幅画在那里肯定会受到优待的，我敢保证。你能想象得到吗？这幅画是我花一万六千英镑在赫尔的一家满是灰尘的画廊里买的，当时我直觉认为这可能是威尼斯圣萨尔瓦多教堂里那幅遗失多年的祭坛画。这纯粹就是个直觉，结果竟然对了！这种中头奖的事情在职业生涯中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的话或许还会再碰到一次。干杯。”
他们互相干杯，高脚杯和骨瓷茶杯碰在一起。这时，一个胖墩墩的男人突然气喘吁吁地出现在桌边。他满脸通红，这与他身上那件粉红色的衬衫倒是相映成趣。
“朱利！”他叫道。
“你好啊，奥利弗。”
“杜克街上有传言说，你那幅韦切利奥的画卖了一百万英镑的好价钱。”
“妈的，你哪来的消息？”
“这里已经没什么秘密了，亲爱的。你只需要告诉我这究竟是真事，还是哪个王八蛋造的谣。”奥利弗转向加百列，一副刚刚才注意到他的样子。―只肉爪突然伸出来，肥厚的手指之间夹着一张烫金名片。“奥利弗·丁布尔比。丁布尔比画廊。”
加百列默默接过名片。
“奥利弗，你干吗不坐下来喝一杯？”伊舍伍德说。
加百列在桌底下狠狠地踩着伊舍伍德的脚趾。
“这次不行啊，亲爱的。外头小摊那边的长腿妹子说了，要是我再给她买杯香槟，她就跟我咬耳朵。”
“谢天谢地！”早已疼得咬牙切齿的伊舍伍德不禁把心里话吐了出来。醉醺醺的奥利弗·丁布尔比晃悠悠地走了。加百列在桌底下松开了脚。
“你的秘密就到此为止了。”
“该死的秃鹰，”伊舍伍德恶狠狠地咒骂道，“我现在是发达了，但等我跌落了，他们又会一个个飞到我头顶上，等着我死，好捡几根骨头。”
“也许这次你该更小心一点，好好看住你的钱。”
“我觉得我怕是没救了。实际上——”
“噢，天哪。”
“——下周我得去阿姆斯特丹看幅画，它是一组三联画正中央的一幅，据说作者是一个无名画家，但我直觉里另有想法。我觉得这幅画可能出自罗吉尔·凡·德尔·维登的工作室。实际上我愿意为此下很大的赌注。”
“凡·德尔·维登的画出了名的难以鉴定。只有少数几张可以肯定是出自他之手，而且这几张根本没有签名，连日期都没有标。”
“如果那幅画真的出自他的工作室，上面会有他的指纹，只有你才能找到这些指纹。”
“我很乐意帮你看看。”
“你现在手头有活儿吗？”
“我刚修复完一幅莫迪利亚尼的画。”
“我有个活儿给你干。”
“什么活儿？”
“前些天我接到一个律师的电话，说他的客户有幅画要修复，客户点了名要你去，还说酬劳不是问题。”
“客户叫什么名字？”
“没说。”
“那怎么干？”
“你直接去他别墅修复这幅画，差旅费全包。”
“地点在哪？”
“苏黎世。”
加百列绿色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表情，似乎在想象，或者回想什么。伊舍伍德见此情形，也在他那不甚可靠的记忆当中疯狂地翻箱倒柜。我以前有帮海勒先生送他去过苏黎世吗？
“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苏黎世能去。他能给多少酬劳？”
“酬劳是我刚才给你的那笔数额的两倍，不过你得尽快动身。”
“地址给我吧。”
加百列没时间回康沃尔拿东西，所以他吃完饭便开始上街购物。他在牛津街买了两套换洗的衣服和一个小皮包，然后去了大罗素街闻名遐迩的科内利斯美术用品店买装备。一个名叫佩内洛普的意大利金发女郎帮他打包了这次出行需要的所有颜料、刷子和溶剂。加百列作为绘画修复师，在业界颇有名气，金发女郎对此也有所耳闻。他恬不知耻地用意大利语跟她调情，口音听起来就像在国外待久了的意大利移民。她把他的东西用牛皮纸包好，绑上细绳。他在临走前亲吻了她的脸颊，闻到了她头发上淡淡的可可香气。
加百列对恐怖分子的劫机手段和机场安检的漏洞已经了解太多，他不放心坐飞机，于是坐地铁去了滑铁卢火车站，在傍晚时分赶上了开往巴黎的欧洲之星高速列车。在巴黎东站，他登上了开往苏黎世的夜班火车，到第二天早上九点，他已经在微风习习的车站大街上漫步了。
苏黎世坐拥数之不尽的财富，却表现得如此低调。加百列走在大街上，不由心生感叹。全世界的金银财宝都聚集在他脚下的银行金库里，但是这里没有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也没有宏伟气派的纪念碑，有的只是商人一贯的保守低调、小心谨慎、尔虞我诈，好比一个见了心仪的男人却撇过头去故作矜持的女郎。这就是瑞士。
加百列来到阅兵广场，瑞士信贷和瑞士联合银行的总部分别坐落在广场两边。一群鸽子从地上扑簌着翅膀飞上蓝天，打破了原本的沉寂。加百列穿过马路，来到萨沃伊饭店对面的出租车停靠站。有几辆的士停靠在路边。他选了其中一辆，瞟一眼车牌，把号码记了下来。上车后，他告诉司机别墅的地址，说话时尽量掩饰自己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柏林口音。
过河的时候，司机打开了收音机，电台正在播报早间新闻，主持人的德语带有很浓重的苏黎世口音，加百列听得特别吃力，于是他索性不听，转而专心思索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有些业内人士认为，绘画修复是一项枯燥乏味的活儿，但加百列把每一次任务都视为一场全新的冒险。这些艺术品带领他穿越不同的时空，只能凭自己的能力和胆识来决定修复工作的成败。
他在想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任务。既然客户指名要他，那么几乎可以肯定，这幅画是古典艺术家的作品，画面肯定已经污迹斑斑、破损严重。毕竟，如果只是刷一层漆就能解决的问题，客户何必花那么多钱、费那么大事把他弄到苏黎世来。
那么，他这一次来，究竟要在这里待多久呢？六个星期？还是六个月？这很难讲。每一幅待修复的画都是特殊的，耗时长短取决于画作的保存状况。伊舍伍德那幅韦切利奥的画花了他一年的时间才修复好，当然，托阿里·沙姆龙的福，他中途还干了点别的事情。
罗森岗路是苏黎世山上一条狭窄的上坡路，上面只容得下两辆车并驾齐驱，坡度很陡。路边全是年代久远的大别墅，它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目之所及处全是清一色的灰泥墙、瓦屋顶和花草繁茂的小花园。只有一座别墅显得尤为特别，那便是加百列要去的地方。
这座别墅赫然独立于坡顶，它不像其他别墅那样紧挨着街道，而是与街边保持数米远的距离。别墅周边围着一圈高高的金属围栏，看起来就像监狱的铁栏杆。围栏上装了道安全门，门上有个小型监控摄像头。进门后沿着石阶拾级而上便可到达别墅，这是一栋玄武岩建筑，周身灰色，给人以忧郁的感觉。屋顶有塔楼，门廊颇为气派。
出租车绝尘而去，从坡顶往下望，可以看到市中心和苏黎世湖，湖的彼岸云雾氤氳。加百列记得，天气晴朗的时候，从市里可以看见阿尔卑斯山，但现在，阿尔卑斯山也被云雾笼罩，看起来就像盖着一块裹尸布。
安全门边的石墙上挂着一部电话，加百列拿起话筒，听到电话铃声在别墅里一直响，没有人接。他放下话筒又拿了起来，还是没人接。
他把律师发的传真拿了出来，这份传真是朱利安在伦敦给他的，上面写着：你必须在早上九点整准时抵达。到别墅后按门铃，会有人接你进去。加百列看了看手表：现在时间九点过三分。
他把传真放回口袋里，这时天上开始下雨。他环顾四周，发现附近没有咖啡厅可以坐着休息，也没有公园或广场可以找地方避雨，只有一片又一片的富人住宅区。如果在这里的人行道上游荡太久，他可能会被当作混混抓起来。
加百列拿出手机，给伊舍伍德打了个电话，估计伊舍伍德这会儿还在去画廊的路上吧。加百列一边等着电话接通，一边想象着伊舍伍德在皮卡迪利大街拥堵的车流中无精打采地趴在方向盘上，等着前面的车子开始挪动。他也许正小心翼翼地驾驶着那辆崭新锃亮的捷豹车，感觉就像在风口浪尖上操纵一艘巨型油轮。
“不好意思，计划有变。你要见的那个人被临时叫出城了，估计是有什么急事吧。具体原因也没说，你知道，瑞士人就这副德性，没办法。”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他给了外面大门和别墅前门的密码，你可以自己进去。进门后桌子上有张字条，你可以按字条找到放画的地方和住宿的酒店。”
“这也太随便了，你不觉得吗？”
“往好处想想。看来你得一个人在别墅里头待几天，干活儿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被人打扰了。”
“这么一说好像也有点道理。”
“我把密码给你。你手头有纸和笔吗？密码很长。”
“你就直接报号码吧，朱利安。这边下着大雨呢，我站在外头浑身都湿透了。”
“啊，好吧。知道你记性好，我画廊里以前有个姑娘也是这样。”
伊舍伍德熟练地报出两组数字，每组八个，之后又重新报了一遍。加百列拿起门边电话的听筒，在话机键盘上输入了密码。只听门铃一声响，他扭开门锁，走进了大院。在前门，他又故伎重施，不一会儿就进入了室内，站在昏暗的门厅里，用手摸索着墙上的电灯开关。
台阶脚下的古董桌上有个大玻璃碗，碗里放着个信封，收件人上写着“德尔韦基奥先生”，这是加百列工作时用的名字。他拿起信封，食指伸进封口处划开。信封里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纸，呈鸽灰色，比较厚，没有信头。这封信用词精准，字迹工整，没有署名。他拿起信纸闻了下，没有气味，于是开始读信。信中说，要修复的画挂在书房里，是拉斐尔的《一幅青年男子的肖像》。主人家已经在多尔德大酒店给他订了间房，酒店离这儿一英里远，在苏黎世山的另一边。冰箱里有食物，可以自己拿。主人家第二天就会回苏黎世，他希望德尔韦基奥先生可以马上开工。
加百列把字条塞进口袋里——也就是说，接下来要修复的是拉斐尔的画。碰到这个画家的作品还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五年前，那时他修复的是《圣母与圣子》，一幅宗教题材的小型画作，修复时参考了达·芬奇的宗教画。想到这里，加百列感到由衷的兴奋，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很高兴自己接下了这个任务，尽管这次招待颇为不周。
他穿过过道来到一个大房间，里面很暗，没有灯，厚重的窗帘完全遮蔽了室外的光线。虽然里面一片漆黑，但他还是能感觉到室内杂乱无章的陈设，颇有中欧富贵阶层的风范。
他向前走了几步，感到脚下的地毯湿湿的。空气中有一股咸腥味，这种味道以前闻过。他蹲下身来，伸出手指在地毯上沾了一下，放到眼前。
是血。他正站在血泊中。
东方风格的地毯已经褪色，老旧不堪，躺在上面的尸体已经泛白，看起来上了一定的年纪。死者趴在地上，右手伸向前方，身上穿着双开衩的蓝色西装和灰色法兰绒长裤，西装背部已经磨得发白。死者脚上穿着棕色绒面革皮鞋，右脚的鞋跟和鞋底已经加厚，裤管挽至膝盖，露出小腿。小腿皮肤惨白，就像暴露在外的白骨，两只袜子明显穿错，根本不是一双。
加百列弯腰蹲了下来，面不改色地查看尸体，这种场面他已经司空见惯。死者是个矮个子，身高不超过五英尺，他满头白发，脑袋偏向一侧，露出左脸，透过模糊的血肉可以看见他方形的下巴和尖刻的颧骨。死者头部中枪，子弹穿过左眼，从头盖骨后侧飞出。从后脑勺的伤口看，凶器是一把大口径手枪。加百列抬起头来，看见死者头部飞出的子弹已经击碎大壁炉上的挂镜。他怀疑老头已经死了好几个小时。
他本想打电话报警，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从警察的角度看，一个外国人无端出现在一座陌生的豪宅里，旁边躺着一具被人射穿左眼的尸体，怎么想都觉得可疑。他至少会被警方拘留，以便进一步质询，加百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他站起身来，目光从地上的死尸转移到拉斐尔的画上。这是一幅引人入胜的半侧面肖像，上面画着一位英俊潇洒的男青年。画面光感十足，令人赏心悦目。加百列猜测，这幅半侧面肖像应该是拉斐尔在佛罗伦萨生活和工作期间所作，时间大约是在1504年到1508年之间。死去的老头真是不幸，能收藏这样的画作本该是人人称羡的福分。
他径直走回门厅，停下脚步，回头看了看地面，大理石地板上留下了他的血脚印，对此，他什么也做不了。按照平时经受的训练，遇到这种情况，他只需要悄无声息地迅速离开，什么也不要做，以免横生枝节。
他拿起行李箱，打开门，走了出去。外面雨下得更大了，等他走到石板路的尽头，准备打开大门时，身后已经没有血脚印了。
他加快脚步一路前行，直到走上一条大道：克海山街。眼看着6路有轨电车摇摇晃晃地滑下山坡，他赶紧追到前面的站牌，快步疾走而不失从容，还没买票就跳上了车。
电车猛地一顿，随即启动。加百列找了个座位坐下，不经意间瞅了一眼右边的墙，墙上有一幅黑色涂鸦，字迹很难擦掉。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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