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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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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破产了。
战争的双方，从此进入了相持阶段。
随着双方战争力量的消耗，战事渐次进入僵局，参战各方的作战意志和企图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日本领导人认识到，他们对中国的抵抗能力估计错了，国民党人在武汉战败后并未屈服。中国实在太大了，假如继续深入中国的腹地，无休止地追击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结果只会使自己精疲力竭。而他们自开战以来所占领的华北和华中地区，能有效控制的还不足10％——基本上是在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铁路和公路干线上。因此，当务之急不是继续西进，而是确保对占领区的控制。首先，要集中兵力清剿在占领区内共产党的抵抗力量，使占领区内的资源能够弥补一下捉襟见肘的日本战时经济。其次，要拖垮国民党人，瓦解他们的意志，直到他们因“内部分裂”而崩溃。
面对日本进攻势头的衰减，国民党领导人也意识到，日本人其实并不可怕，两军只要保持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以中国的地广和众多人口拖住他们，坐等西方盟国腾出手来，局面不愁不变。现在，令人不安的倒是共产党人日益增强的势力和地区性的实际控制，这些，对战后的国家统一和稳定显然是一个不祥之兆。他们对与日本人作战，开始不如对遏制共产党人那么专心了。
共产党应该怎么办？
抗战初期，我军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毛泽东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华中。这里所说的华中地区，和现在的概念有所不同，是指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的范围，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集中在淮河流域的江苏、安徽，连带河南东部。这是一个位于敌人后方的，直接威胁到南京、上海敌伪巢穴的战略前冲地带。抢先夺占它，可以打通华北和华东的联系，北连八路军，南接新四军。而皖东北又是通向华中核心区苏北的必经之路，是经略华中的滩头阵地。回顾这段历史，父亲曾撰文写道：“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并强调，大力发展以苏北、皖北为中心的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明确指出，这个地区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北可连山东，背靠八路军一一五师；西可连冀鲁豫，与一二九师相呼应；将来连成一片，既可独立作战，相互配合，并可为以后西进南下预作安排。”（注：《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张爱萍、刘瑞龙等著）
父亲回忆说：“中央当时考虑日本人控制了平汉路，我们可以依靠平汉路以西，在南阳、伏牛山一带打游击。但现在情况变了，它已经不是抗战初期大举进攻的架势了，它占了大半个中国，控制都困难，没有力量继续向西了。我们不能把自己摆到面向日本人，背靠国民党的位置上。我们只能向敌后发展，这样，国民党想和我们搞摩擦也没有办法了。”
“再一点，即使日本人要打通平汉路，什么时候呢？难道我们就在这里坐等？豫皖边的南面紧靠国民党第一战区，摩擦要发生了，待在这个地方是不行的。不如乘此向路东发展。”
父亲继续他对这次会议的回顾：“我太了解彭雪枫了。我向彭雪枫提出来，自己先去路东，算是给你们侦察一下。彭先不敢同意。正巧晚上路东来了个同志，叫刘子吾，是宿县地下党的。他报告说，敌人兵力不大，只占了几个县城和大一点的镇子。特别提到，立煌（注：金寨县）来了个专员，叫盛子瑾，很开明，在发展武装。根据他谈的情况，更坚定了我的决心。第二天，我又提出到路东去的想法。吴芝圃同意了，彭的想法也变了。”
“我太了解彭雪枫了”，我相信父亲的这句话。在我很小的时候，听父亲讲起他自己的经历时，总会时不时地蹦出彭雪枫这个名字。我读过《彭雪枫家书》，林颖编撰。她在前言中说，在她和彭雪枫相识后的短短3年里，彭给她写了80多封信。实在是不算少了！信中那些文笔流畅、细腻婉约的语言，凸显出30年代新潮派文人的风格。信的内容，充满了对人生的抱负和为理想而献身的豪情，同时，流溢于笔端的是军旅男儿对年轻妻子缠绵悱恻的恋情，使人联想起苏东坡笔下的周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以我有限的涉猎范围，我至今尚不曾发现在党内老一辈人中是否还有第二个人，像彭雪枫这样将文人雅士的多情善感，与金戈铁马的军人气质集于一身。侠骨柔肠啊！
彭雪枫比我父亲大3岁。长征中过了大渡河，调父亲到13团当政委，和彭雪枫搭班子，父亲死活不愿意。他说：“我那时在红11团，团长邓国清负伤了，王平是政治部主任，我们两个配合得很好，调我去彭雪枫那里当政委，我就不去，那个家伙英雄主义的厉害。后来，彭德怀发了脾气，我只好去了。”前些年，听王平也说起过这件事：“本来是要我去的，我一听说给彭雪枫当政委，我不干。我说自己能力不行，还是张爱萍行，哈哈！把这个难题推给他了。”邓子恢也有类似的说法。张震回忆录中说：“一次，子恢同志同我讲，开始上级要他到4师来时，他心里也有点害怕，因为听说雪枫同志爱发火，脾气怪。在一起工作后，彼此间都很尊重，配合得很默契，相处很好。”（注：《张震回忆录》216页）
我军将领中，有一些人，是很难给他们搭班子选政委的。彭德怀算一个；林彪也算一个；彭雪枫当然不用说了，这么多人都不愿意给他当政委。我也听有人说过，张爱萍也算一个，哈！说到我们老爷子头上了。还有说刘亚楼、韩先楚、王震的。我自己接触过的有北京军区的司令秦基伟、周依冰，给他们当政委也不是件轻松的事。除了我们通常讲的德才和资历外，气质、秉性都至关重要。军、政首长搭班子，两个一把手，要互补，而不是相克。奇怪的是，人们在谈起他们的这些毛病时，似乎都很宽容，看来对一个军事指挥员来说，脾气大兴许不是缺点，重要的是看他在战场上的勇敢顽强。
父亲和彭雪枫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是极富理想的热血男儿；都是小知识分子出身，博览群书，擅长吟诗作赋；既热衷于真刀真枪地拼杀，又喜欢钻研军事理论。性格气质上，又都是那样桀骜不驯；甚至，两个人名字的风格都那样相似，一个爱萍，一个雪枫，都带着同样的飘逸和浪漫。在我们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中，他们的个性特征尤显得惹人耳目。生活的阅历告诉我，可以是朋友的，未必能成为搭档。也许正是这种相似，使他们在情感上惺惺相惜；而在建立功业上，都会固执地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行，而义无反顾。
父亲说：“长征时，一路走着，彭雪枫总说，要走到哪一天呢？我说，管他呢，天塌了有长子顶着。有几次聊得彭老总火了，就喊……”
“……翻过了四座雪山，我就感到体力不行了，没有力气，这种感觉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沿途看见的都是牺牲的战友，特别在宿营地，到处是尸体，只能把他们抬开，再睡在那里。自己明天还能起来吗？不知道……冻、饿、疲劳。最后一座雪山是梦笔山，一些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许多带的是冲锋枪，我舍不得丢掉，就自己挑起来。彭雪枫一直在山顶等着我，说你老兄终于上来了，你挑那么多枪给谁用啊？我一想，是啊，部队一再减员，妈的，一下子全扔到山谷里去了。”
我没有见过彭雪枫，也不知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但说到这里，他们两个身上不同的特质我已经能够触摸到了。彭雪枫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指挥员了，而我父亲呢？他好像还没开窍。
父亲决心离开彭雪枫，执意独闯路东，是不是还另有隐情？据刘玉柱（注：二机部副部长，时任彭雪枫支队宣传科长、豫皖苏省委秘书）讲，他到竹沟向刘少奇汇报，带回了一封信。他向我父亲透露说，少奇同志对几个领导同志的职务已经做了安排，并决定成立豫皖苏省委，由吴芝圃（注：建国后曾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当书记云云。
父亲说：“这封信没有看到，宣布时，我任豫皖苏省委书记，上面还有个党政军委员会。……我就有了些想法。”
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刘少奇的信上写了些什么？历史尘封的往事无人知晓。干部的配备，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何况这种事捣腾出来又有何意义呢？我只是想了解我的父亲，为什么他就不肯留在彭雪枫的部队里，为什么如此义无反顾地冒着危险独自走向敌人的营垒。不错，他向来在自己认定的事情上，是不容动摇的。但这里或许多少也有些委屈和不平，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年轻人，那年他才29岁。
而年轻人身上的冲动是可贵的。应该说，父亲的这个决定是理性的，是建立在对抗日战争特殊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的，但同时也是冲动的、激昂的。孤立和不服气有时也是兴奋剂，也会激励人，尤其是当自己怀有抱负，握有真理，它会激励人们去探寻、去冒险、去证明自身的价值。
同生共死的战友，今天又要各奔前程了。
前面的道路有多艰险？谁也不知道。但决心一下，就再也不允许瞻前顾后了。也许是不放心吧，彭雪枫说，再带一个人去吧。据国防科工委办公厅主任黄林同志回忆，他当时是党政军委员会秘书，临行前，彭雪枫说，看你的鞋都破成这样了，要供给处给爱萍赶做双新鞋吧。父亲记得，过雪山时，他有些喘不上气来，彭雪枫说，你病了吗？骑我的骡子吧！父亲的那匹骡子在过泡桐岗时摔死了，全团就剩彭的这匹。两人你推我让，最后还是伤员骑了。
他曾就独闯皖东北这段经历写过一首长诗，但诗中反映他当时心态的只有两句：“恨不生双翅，疾飞到路东。”
后来的事实证明，父亲向东发展的举措是正确的。他到皖东北后，仅用了三个月，就拉起了自己的队伍，建立了5县16区的皖东北根据地。很快又将豫皖苏与苏北连成一片，以至于日后彭雪枫在路西走麦城时，才有了便捷可靠的退路。
对这段历史，至今人们说法不一。1987年，长期跟随彭雪枫、担任彭雪枫参谋长的张震曾撰文，题为《新四军第四师的战斗历程和淮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其中写道：“根据少奇同志5月份关于……的指示以及张爱萍在淮上时曾提出的可向津浦路东发展的意见，7月份张爱萍到皖东北地区……创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时，由于我们对皖东北的情况不了解以及对开展这一地区工作认识不足，没有派部队随爱萍去，失去了一段有利时机。”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那段历史一个委婉的交代吧。
5 草莽江湖
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我曾经问过父亲这样一个问题：
“爸，在你这一生中，什么时候最苦、最艰难？”
沉默……
显然，在这以前，他还没有从这个角度回顾过自己的人生。
“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吗？还是在长征途中？”我试图诱导他。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表情凝重地说：“不！在皖东北，在九旅，在生你的那个地方。”
他为什么会把在皖东北敌后组织抗日武装这段历史，看作是人生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呢？这仅仅是他个人特有的经历？还是深含着更大的全局上的背景呢？当年曾为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是这样回顾的：“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119页）
毛泽东要深入敌后，抢占华中，蒋介石也不是傻瓜，更有甚者，他都联想到，华中一旦被共产党控制，即使抗战胜利了，他要再回南京、上海恐怕都困难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又说：“这是和华北不同的道路。我们不独是在同敌伪的不断战斗中，而且也是在同反共顽固派的不断自卫斗争中，即是说，是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注：《刘少奇自述》122页）父亲解释说，华中抗日斗争的特点，是和敌、伪、顽的斗争。这里的敌，是指日军，伪是汪伪汉奸，顽则是指专门和我党搞摩擦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叫顽固派。
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这个先敌抢占华中的战略思想并没有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刘少奇在《自述》中继续回忆道：“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了发展华中的方针，但这时发展华中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了。”但“还来得及补救”。可我们又“继续犯了一个错误，又失去了一些时机”。（注：《刘少奇自述》117页）
刘少奇在这里指的是又犯了个什么错误呢？他说，我们估计日军攻陷武汉后将继续向内地发展，因此我们将着眼点集中于可能成为敌后的河南，而忽略了津浦路和淮南路以东现有的敌后广大地区。他的这个结论和我父亲当时的主张是一致的。刘继续说，一直到1939年冬，才确定认识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了，在河南发展不可能了，才把中心移到津浦路两侧去。但这时，时机过去了，条件更困难了。国民党在敌后恢复了他们的秩序，而我们在那里则很孤立。他写道：“形势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注：《刘少奇自述》119页）
皖东北，这是个不算太大的地区，相当京津唐地区，甚至还要小一些。用现在作战条令来衡量，也就是约合一两个集团军的活动地幅，但从当时历史条件下军队的作战和机动能力来看，建立一个旅一级的游击区已经是足够的了。鬼子和伪军16000人，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县城和乡镇，共100多处，平均每个点不过百八十人，兵力相当分散。父亲回忆说：“国民党正规部队都跑光了，这个地区从国民党统治变为日伪统治，但国民党的地方政权还在，只不过已经被大大削弱了。”
我是沿着父亲当年进入皖东北的路径寻访的。经涡阳的临涣集向东北，再从宿县的符里集和夹沟之间穿越京沪铁路（当年称津浦线），就进到皖东北地界了。现在这里已经是车水马龙，居民点、集贸市场星罗棋布，熙熙攘攘。为了体验当年的感觉，我特意将车开上了一条早已废弃的老路。
一组镜头：1939年的夏天。一个29岁的青年，着布衫，戴斗笠。手里拿着东西？或者没拿？这不重要。空旷的原野上依稀散落着村庄，两边的庄稼随风浮动，像大海的波涛，天好蓝，云好深。在战火纷飞中，告别了自己的同伴，只身走向敌营，没有武器，没有队伍……前面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
是你一个人去的吗？父亲告诉我，还有一个向导，叫刘子吾，是宿县地下党的交通员；再一个是游击支队的民运科长刘作孚。后来，刘作孚换成了宣传科副科长刘玉柱。一行三人，穿越了鬼子的封锁线。
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不懂得什么叫乱世了，当年在这里作过战的军委副主席张震用两句话作了概括：“三里一司令，五里一队长”。战乱中的皖东北大地，一时群氓蜂起、土匪啸聚、水寇出没、恶霸横行。
父亲他们一跨过铁路，就遇到一伙人，簇拥着，斜挎着盒子枪，看不清面目，但从走路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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