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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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彭雪枫认识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彭在江西军区当政治委员，父亲是少共中央局秘书长。长征开始时，彭是3军团红五师师长，父亲在红四师当政治部主任。遵义改编后，师的番号取消，彭是红13团团长，父亲在红11团当政委。过了大渡河，父亲调红13团当政治委员，与彭雪枫一起翻雪山、过草地，可以说是生死至交了。还是在红军大学的时候，彭雪枫入学没一个月就神秘地消失了，走前只给父亲打了个招呼。父亲后来才知道，是被中央秘密派到太原与阎锡山搞统战去了。1938年2月，彭雪枫来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父亲当时正在确山拉队伍，今天，两人又走到一起了。

放弃自己好不容易占据的地盘，过来为别人做保障，他实在是不情愿的。但又能说什么呢，和彭雪枫的这种亲密关系，何况人家是看得起自己。父亲说：“我还能说什么？帮他把事情做好吧。”苦也！

当年彭雪枫的参谋长张震在回忆录中记载：“出征后的第一个冬天来临，部队衣着甚单，后经张爱萍交涉，魏凤楼答应给我部解决棉衣和部分经费。”押运棉衣是个女同志。张震回忆录中描写：“脸冻得通红，军装领口露出红衬衣，与盆中炭火相映，更添了少女的羞涩……”她是谁？她叫马龄松，后来成了军委副主席张震的夫人。去年我去给马阿姨祝寿，张震指着她说：“她可是你爸爸的兵。”

父亲回忆要简单得多：“我整顿了魏的部队，想以这支力量为主，建立抗日武装。彭雪枫的军服都是靠这个县给的。”

鹿邑县的老人们还记得，新来了一支出没无常的神奇队伍，还有男女学兵。这支队伍是张爱萍将军带领的，不光纪律严明，而且能歌善舞，是真心实意专打日本的。说太上老君曾用铁鞭帮他们打过日本，连沉睡800年的陈抟老祖也醒了和他们一道驱赶鬼子。（注：摘编自《张爱萍在豫东》）

当年参加过我父亲主办的“鹿邑县抗敌训练班”的老同志展新回忆，当时师范、初中的同学大多数都参加了张爱萍办的抗敌训练班。集中上课，分组讨论，课外组织文体活动。实行只供食宿，官兵平等。这种方式大家感到很新鲜、有生气。特别像我们这样十几岁的青少年，唱啊，跳啊，简直像置身于一个新天地。

他说，张爱萍身材修长，温文尔雅而又英姿勃发。上课从不带讲义或笔记。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写起字来龙飞凤舞，常打破习惯笔顺，一些偏旁字从右向左写；有的对联从下向上写，不拘一格，笔意纵横，挥洒自如，学员叹为观止。好多人想学习模仿，但都学不会仿不像。年龄大些的说他是文韬武略的儒将，更多的人说他是安邦治国的奇才。他是我平生最敬佩的人物之一。

他说的对。父亲毛笔字的书写习惯确是从左往右。陈老总就说他：“你这个张爱萍真是不守规矩，中不中，西不西的。”周恩来补充道：“不用看落款，就知道是谁写的，全党就你一人。”他自己说：“我这是兼收并蓄，各取所长。用毛笔写字，竖着写甩得开，由左至右，不会弄脏了袖子。”（注：中国传统写法格式是，书写，由上至下；排列，由右向左；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学西方书写习惯，由左至右，横排书写。我父亲是按中国传统书写习惯，由上至下；但排列却又按西洋习惯，由左至右。）这只是个插曲。

我和父亲谈起，他说：“我们的抗战，不是政府抗战，是全民抗战。正如毛泽东说的，把独立和民主结合起来，就是民主的抗日，或者叫抗日的民主。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所以我们提出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蒋介石不懂得这一点。”何止是蒋介石不懂？现在很多人也不懂。他们把中国的抗战简单地等同于二战中一般的作战行动，只是计算作战的规模、歼敌数量，而忽略了中国抗战的性质，是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里的民族独立战争，是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懂得它的意义。展新写道：“鹿邑县抗敌训练班，是血沃中原的艰苦年代里长出的一株劲草；是寒凝大地的救亡战线上萌发的一朵春花。我永远怀念它，永远怀念1938那闪光的年华！”（注：展新，原名展耀祖，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学院。中国民盟成员，南京中学高级教师。）

父亲的回忆没有展新那样浪漫：“那次遇到红枪会，差点送了命。”红枪会是当地的一个地主武装，有上千条枪。父亲说：“刚进村子，突然冲出一伙人，扎着红头巾，举着红穗子的扎枪，围上来乱刺。我一下子抓住刺过来的两支枪，撕扯在一起，没法子腾手拔枪。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我想这下可糟了。正巧路边有个两人多深的壕沟，就喊警卫员，快跳下去！在沟底，我们才得以掏出手榴弹，甩上去，炸得他个人仰马翻。上来后，一摸，脖子上全是血。原来，打斗时，背后的枪刺过来，我正巧低头，一枪就把头皮挑破了……”

“我把部队整顿得不错了，魏凤楼不信，非要自己检查一下。夜里哨兵问口令，他就是故意不答，哨兵就开枪了。他这才服了气。我说讲你不听，送了命我可不管。魏后来靠上了卫立煌，他要拉我跟他一起走，说卫立煌要给我个少将参谋长。这时，少奇同志从延安来了，决定还是让他走，我就撤回来了。”

从当时的情况看，我们党是完全可以控制这支部队的，但刘少奇同志没有同意这样做。魏的背景、经历很复杂，对他的看法评价也不尽一致，像他这样的情况，在革命斗争中是不奇怪的。但要父亲跟他走，这未免过于荒唐。

第四次的折腾，就这样结束了。

时间到了1939年的3月。父亲离开延安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可他还是孑身一人。

4　殊途同归

豫皖苏地区党政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时间：1939年5月；地点：永城孙团集镇游击支队驻地。

党政军委员会是掌有地区最高权力的领导机构，它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彭雪枫——游击支队的司令兼政委；张爱萍——豫皖苏省委书记；吴芝圃——他是最早在豫东建立抗日游击武装的领导人。此时，他在党和军队里都兼有职务，任省委副书记兼游击支队副司令。会议由彭雪枫主持，他同时又是豫皖苏地区党政军委员会主席。

会议主题：确定下一阶段的战略发展方向。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批判了把抗战胜利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国民党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倾向。长江局一分为二，由周恩来任书记的南方局和由刘少奇任书记的中原局。1939年1月28日少奇同志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据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玉柱回忆：

3月，彭雪枫司令员派我到竹沟向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汇报工作，少奇同志指出了我们的缺点：“扛着枪要饭吃”。并指示：“迅速建立豫皖苏边区省委；对彭雪枫、张爱萍、吴芝圃三位领导同志的职务提出了建议。”（注：见之于《刘玉柱纪念文集》40页）

据父亲回忆：“少奇同志原来打招呼是要我到彭雪枫那里任政治委员，我是有些犹豫。……后来彭雪枫宣布时，我为豫皖苏省委书记。”

此时的彭雪枫，已拉起了5000人的队伍，下属三个团，除司、政、后机关外，还办了随营学校、拂晓剧团、拂晓报社等。战史记载，1939年初的彭雪枫支队，已经可以抗击2000多日伪军的进攻了，有好几次是一仗消灭敌300多人，缴获枪支数百支。有一仗，光重机枪就缴获了13挺，迫击炮两门。应该说，在抗战初期这已经是很不得了的战绩了。他的麾下，已有吴芝圃、肖望东、张震、滕海青、谭友林等几员大将，除吴建国后当了河南省委书记外，这些人都分别被授予了中将、少将军衔。随着父亲的加盟，彭雪枫的班底就更厉害了。

但他们并没有走到一起。

我听过一些老同志有关这次会议的一些回忆，似乎这是多少带点火药味的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彭雪枫的游击支队，是向西，还是向东发展。

父亲要我把地图摊开，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一种意见是：向西发展，进入河南腹地，进而控制中原；

我个人的意见是：向东跨过津浦路，进入皖东北敌占区，并以此为跳板，图谋苏北，进而配合夺取华中。

讨论围绕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战略目的。

向西：以现在所处的豫东为前进基地，向西发展，进入伏牛山，建立根据地。由此可以连接北部的晋冀鲁豫和南部的鄂豫皖两个根据地，形成控制中原的局面；

向东：华中是敌后，虽为日伪占领区，但除城市和交通干线外，大部处于无政府状态，时不我待，应趁国民党地方势力尚未恢复前，先期抢占。而向西，进入国统区，势必与国民党第一、第五战区碰撞，政治上被动，军事上不利。

二是如何理解贯彻中央意图。

向西：毛泽东有此意图，中央规定我们的任务是向西发展，进入伏牛山建立根据地，准备日军打通平汉路时，尾随跟进，趁势控制河南；

向东：武汉保卫战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抗战初期日军的那股强劲势头削减了，强弩之末，已见端倪。粤汉路日军没有打通，现在看来，打通平汉路他也难。因此，河南局面不会有大的变化。尾随日军西进，进而控制河南图谋中原的设想，恐难以实现。

三是作战环境。

向西：东面地形平坦，无险可居，不利于开展游击战；

向东：港湾湖汊、水网稻田，同样不利于敌人大部队行动。

再则，豫东面对日军，背靠国民党，环境险恶。两军在同一地盘上摩擦难以避免，不如尽早向东，深入敌后开辟根据地。

双方意见相左，争执不下。讨论到最后，问题集中在一点上：对路东，谁熟悉？你了解吗？坐在这里空谈是没有用的。

“我愿意走一趟！”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很多书籍，在写到这一段时，都用了“与会同志一致同意爱萍同志的意见”。我总觉得不合逻辑，我问父亲，他说：“这样的场面，没有人好再说话了。这时天都快亮了。……他们都知道我的脾气，拗得很。也真巧，这时候，路东就来人了。”

我怎么不明白这些同志的良苦用心，也明白挑出这一矛盾可能产生的麻烦，但我必须忠实地反映父亲的本意。历史已过去了65年了，当事者早已不在人世，面对残酷的对敌斗争，分歧和碰撞，甚至是争执，是分道扬镳，都是难免的，甚至是必须的。掩饰，并不是尊重。

父亲回忆这段历史时，他对我说：“争论到这时，我已经下了决心，……分道扬镳。”

为了印证这段历史，我找到了父亲当年写的文章，题目是《巩固团结，坚持皖东北的游击战争》。他的战略观点在这里有详细的记述。该文写于1939年7月12日，也就是这场争论的一个多月后，从时间上看，应该是可以作为依据的。

文章首先谈了皖东北的形势和开辟皖东北的战略意义：

皖东北是徐州至南京的中间地带。控制这个地区，可直接威胁徐州、蚌埠，间接威胁南京；破坏扰乱敌主要路上（津浦、陇海）水上（淮河、运河）交通线。从而吸引牵制沿南北两侧向我中原进攻之敌，成为华中战场的一个有力阵地。

文章接着分析了坚持皖东北的可能条件：1．虽为平原，但有洪泽湖为依托，南有淮河，东北有运河为屏障。中间地带有浍河、北股河、南股河、沱河、淮河支流，以及沱湖、天井湖等众多湖地，形成湖河港汊的交错地带。同时，村庄园林稠密，便于小部队机动隐蔽，不亚于山岳地带。2．人口众多、民性强悍，会门组织和争斗渊源长久，除刀矛剑戟外，台儿庄和徐州会战后的枪支弹药广为遗留于民间，具备组织抗日武装的基础。3．麦、杂粮、白米丰富，一年丰收可供三年食用，即令敌铁壁封锁，也难使我经济恐慌。

文章后半部分主要阐述了开展皖东北游击战争的方向（方针），和应该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

要理解争执双方的观点，就要了解那段历史。

翻开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图，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个马蹄形：黄河以北地区，也就是华北、山西为敌占区；南部，沿长江两侧至武汉周边也为敌占区；中部，华中地区，包括山东、江苏、河南东北和安徽东半部也为敌占区。在抗日战争进行到快两年时，日寇对我国的入侵态势，正如一个口子朝西的马蹄形。在马蹄形的口子内的广大中原地区，也就是河南大部、安徽西部、湖北西半部、陕西南部均为国民党占领区。八路军、新四军在哪呢？除了陕甘宁延安的大本营外，他们大部渗入到日寇占领区内。由于日伪兵力有限，广大农村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这也就是我们习惯上所指的敌后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正如毛泽东说的，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了。当然，也有一部分处在日伪占领区和国民党占领区的夹缝地带。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地带。以后发生的几次惨案和失败，大多源于此处。

对下一步局势的走向，父亲说：“我那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普遍的看法是：日军在夺取武汉后，必然要打通平汉线，也就是北平至武汉的铁路沿线，控制以河南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带，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占领区衔接起来。然后，以此为依托，沿粤汉线，也就是武汉至广州的铁路线向南推进，夺取华南。从而挤压蒋介石于大西南，夺取并控制大半个中国。”

依据这个判断，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初期的战略意图了：待上述形势来到时，我军随敌后跟进，渗透中原，以豫西的伏牛山和鄂北的大别山为依托，北联华北，中联华中、华东，南联鄂豫皖根据地，在马蹄形的两端，拉直南北的这条轴线，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原敌后游击区。为此，要求在豫东等待机会的彭雪枫支队随时准备向西出击，实现这一战略意图。

宏伟的构想，神圣的使命，让热血男儿心潮澎湃。应该说，向西较之向东，气魄更大，前景也更为诱人。

但实施这一构想，必然会遇到两个不确定的因素：第一，这个局面什么时候才会到来？第二，这个局面一定会到来吗？这，就是这一计划致命的死穴——因为，这个局面的到来，是有赖于日本人的。但如果日本人无意或是无力打通和控制平汉线和粤汉线两侧的广大地区呢？那么中原地区仍然会维持日、蒋对峙的局面，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其坐等，不如另图发展，这正是父亲坚持向东发展的立论依据。

1938年10月25日，汉口弃守，抗战以来最大的一场战役——武汉会战结束。4个多月来，中日两军在数千里的战线上，进行着激战。日军使用兵力达12个师团，死伤达10万人以上。中国参战部队133个师又13个团，伤亡14．34万人，被俘官兵9500余人。仅大别山一役，据日方统计，日军伤亡约4400余人，中国军队阵亡约1．5万人。战况惨烈。

武汉虽然丢失了，但武汉会战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历史学家们是这样评价的：这次会战虽以放弃武汉告终，但使日军力量受到很大消耗，尔后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军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破产了。

战争的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