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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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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使父亲精神更加振作。他把心思都放在了这颗卫星上。他一直住在招待所，他根本无暇也没想去追回“文革”后被别人占据了的家。在招待所与前沿阵地联系不方便，他就干脆住在指挥室里。
1975年11月26日，是个大晴天。一大早，父亲就和总设计师孙家栋等人来到指挥室。父亲再次询问发射基地一切是否准备停当，当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上报中央专委，下命令准时发射。一瞬之后，前方报告：发射成功，卫星进入预定轨道！顿时，指挥室里一片欢腾，但父亲说：真正圆满的成功，是卫星胜利归来的时刻。
是啊，“尖兵”上天了，他要在太空绕行整整三天，它能按时返回吗？美国为这一尖端技术花了整整12年时间！我们这次能过吗？
这颗“尖兵”返回式卫星，重约1800公斤，携有一台可见光物地相机和一台星空相机，卫星上天后，前者将在轨道上对国内预定地区摄影，后者则同步对星空摄影，以用来校正误差。完成拍摄任务后，装有胶片暗盒的返回舱必须返回地面，方能获得遥感资料。
现在，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它按时返回来了。
整整三天。他上午参加“帮促”会，下午去指挥室；白天应对声讨，晚上和前方通电话。我不知道有哪个国家是这样搞现代化的。
父亲心系“尖兵”。我们全家也是如此。其实我们都知道，成功与否，都不会改变他的命运。功劳和立场相比，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代，孰轻孰重，不言而喻。成功了，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失败了，就是你“右倾翻案”的罪行。
但父亲自己不这样看。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多么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有一篇采访总设计师孙家栋的回忆文章，我把它整理摘录下来：
“1974年，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在飞行20秒钟后就爆炸了。首次发射失败后，中央决定让张爱萍将军重新领导国防科研工作。
“返回式卫星，就是要它回来。卫星从北方往南飞，落在四川。继续往南？走不好就出国了，到了柬埔寨、越南，落到人家国家里去。卫星里装了个炸药包，一旦发现轨道不正常，往南跑得太多，就把它赶快炸掉。但卫星假设不出毛病，正常落下来，分解，把片盒拿出来，谁知道这炸药包出不出毛病？一开盖，里头炸药包崩了，你不就出事了？
“一个信任，一个工作上支持。这话就是张爱萍将军说的。张先生他有个口头话，你们大胆去工作，但是要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只要是认真踏踏实实，好好办，成功了，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是我的。他确实是真心话。那时候还是相对年轻，这么大一件事情交给你去办，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11月29日下午，渭南测控中心报告：“尖兵返回大气层，进入角……高度……速度……”
内蒙古、宁夏、陕西、甘肃、四川……返回舱进入大气层的速度是每秒8公里。巨大的摩擦力将周围的空气点燃，它遍体通亮，以20～30倍的音速，排山倒海般地呼啸着从宇宙归来。
最紧张的时刻到来了。指挥室里，操作人员的手就按在炸药起爆按钮上。已经飞过了预定地点，前面就是国境线！再等一等……
父亲回忆说：“紧张程度超过战争。因为不可知的因素太多了，同时影响面也太大了。”
尖兵把它的着陆点选在贵州。越过国境，对这颗星来说，也就几分钟的路程。总设计师孙家栋说：“卫星按预定时间返回，落在贵州关岭铁索桥的树林里。奇妙的是，这里正是长征时期张爱萍大获全胜的地方。”
太神奇了，大科学家也相信命运？
意味深长啊！返回舱不偏不倚地落在贵州省西南部北盘江关岭铁索桥旁。这个神秘而雄奇的大峡谷现在已经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回收部队和民兵、群众找到了这个庞然大物，这个消息也令父亲暗自惊诧。历史为什么总有意想不到的巧合呢？北盘江关岭铁索桥！40年前，他正是在这里率领红3军团先遣团抢渡白层渡口、阻击援敌并大获全胜的地方。几年前，父亲在关押中还在念叨，倘若有朝一日大难不死，重获自由，就到北盘江关岭边安个家吧……
“尖兵”的到来，寓意着什么呢？冥冥之中又有什么暗示呢？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这场灾难，是噩梦缠身，还是吉人天相呢？
我们都在祈祷。
前方的报告说，舱体基本完好，裙部再入大气层时有烧损痕迹。“尖兵”取得了预定的遥测试验资料，只是返回舱的落点偏大了一点。
《解放军报》有篇回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身穿军装的张爱萍，昂首挺胸地出现在北京站站台上，他要亲自在这里迎接从前方归来的同志们。
“列车徐徐进站，马捷一行走下列车。张爱萍大声说：‘欢迎你们！前线归来的英雄们！’马捷一行在大西北有些日子了，他们万万没想到，此时来迎接他们的张爱萍，正在接受批判。”
铸造大国，为这个国家拿出杀手锏，曾是他人生的夙愿。看来，1977年拿出洲际导弹的愿望是无法实现了。他对马捷说：“你们好好干下去吧！”他遂热烈地拥抱了他。但马捷还不太明白。
从此后，他将永远从中国两弹一星的事业中消失了。但他想过了：
“你们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我无所谓了。我即使不在了，但我的事业总还是留着的！”
他顶着寒风来欢迎胜利归来的战友，他由衷地感激他们。
也由衷地庆贺自己的胜利！
“尖兵”的成功，再次引起世界瞩目。这件事，在当时，对未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就在本书即将发稿送排的前夕，2007年10月24日晚，“嫦娥－1号”发射升空。各大报的通栏标题是：中华民族由此迈开了向宇宙深处探测的第一步；古老的神话《嫦娥奔月》将成为现实。《参考消息》编辑部将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媒体有关我国航天事业的报道系统地整理发表，我看到了有关当年这颗回收卫星“尖兵”的报道：
日本《朝日新闻》1975年12月3日，题目《对苏美接近的大示威》：“在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前夕发射卫星，而在其访华高潮中收回这颗星，是意味深长的——中国洲际导弹试验和进行实战部署日益临近了，它要告诉两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存在是举足轻重的！”
“尖兵”发射成功后，11月30日，根据军委的要求，我们替父亲写了份检讨。粟裕同志说，可以听听宋时轮的意见，他点子多。宋说你们就别操心了，就让我的秘书帮助写一个，“文革”的事经历多了，他已经练出来了。宋当时的秘书叫雷渊深，后来从军科军制部部长位置上退休，他的爱人谭小雯，是父亲的好友谭知耕同志的女儿，我曾专门听他们两口子说起过这件事。这份检查，陈锡联看了后特别高兴，说：爱萍同志的检讨很深刻嘛，我看可以过关了。因为没有签字，又给退回来了，但就是这个名字，父亲死活不肯签。陈锡联很无奈，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检讨一下过了关不就算了嘛。
对陈锡联，父亲一直心存感激。感激他在危难时对自己的真诚关照。“四人帮”粉碎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父亲站出来说：“陈锡联在那样大的压力下，保护了我。我今天为他说话，不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感情。我们不能因为有些同志当时在台上迫不得已地说了些话，就一风吹地批判他们。包括吴德同志，他对整顿七机部是给予支持的。不看历史，这样做，就没有道理了。”
“尖兵”的成功，使许多同志为父亲高兴。粟裕当时还在住院，他对我妈妈说：“卫星回来了，爱萍的压力会轻一些了。”遂在纸上写了几个字：“虎落平阳被犬欺！”
8 生死由命
陈宝定继续回忆：
“1976年整个翻过来了，中央批准开两委联席会议（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揭发他。对我倒没有采取什么措施，还让我当特约代表参加会。
“他病了。每星期有两次给他送材料，我就借送材料的机会去看他，也不敢和他多说话，相对无言。我每次去看他回来，230厂、211厂的工人都问我，张老身体怎么样了，能不能去看他，你下次再去，告诉他，我们都想他。凤州的工人对调查组说，是张爱萍好还是你们好？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他来了，我们还能分半斤猪肉，你们来了，我们连这点肉也没了。
像他这样的人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再以后呢……
就不分配我工作了。
我做了两个沙发，至今还留着。”
父亲真的病了。连续紧张的工作，无休止的批判。加上5年的关押，尤其是左腿骨折后，他急于恢复。那时大家都不太懂医学知识，年纪大的人，在高温的药液里浸泡久了，又在烈日下锻炼，大汗淋漓，心脏是承受不了的。恢复工作后，在230厂的夜以继日，身体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毕竟是65岁的人了。在一次参加批斗会回来后，人就不行了。心肌梗死。幸得301医院的护士小孙发现得早，加上王士雯主任的果断抢救，才得以脱离危险。
我妈妈说，卫星回收那三天，你爸搞得太紧张了。会上批判，他老是上厕所，借机会去打个电话，问卫星又到哪了。父亲说：“瞎说！哪有那么回事。”
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的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 ？＇…＇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何必这样呢？其实，批判一下也没有什么，在那种环境下，言不由衷的也大有人在，但何必要用这样闪光的语言呢？
纵观“文革”10年，语出惊人的的确不少。在传达彭罗陆杨问题时，总参主要领导人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时的表现，就将其概括为四大阴谋：“一是六条清规戒律”，“二是五个不准”，“三是三支毒箭”，“四是五个追查”。批邓时，海军主要领导人也是语出惊人，他说，邓小平是什么人 ？＇…＇是个“五毒俱全”的人！哪五毒我也记不住了，总之，这些话马上就上了简报的头条，好处自不必说了。对政客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问题是你搞科学的，干吗就非往那上挤呢？屈于政治上的压力，也无可非议，但借助政治投机，就让人鄙视。我无意否定他的贡献，但名气大，未必人格就高尚！爱因斯坦在怀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啊，还有什么比人格更重要、更具魅力的呢？当然，现在这个观点已经过时了，所以，这种人大有市场，也就不奇怪了。
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的303立即上报军委。
叶帅电话：“你的那些讲话，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错误。你沉住气，他们不敢怎么样。”
并下达三条指示：1．对张爱萍的病要积极治疗、精心护理；2．不允许任何人干扰治疗，医院要负起责任来；3．没有我的批准，不能让张爱萍离开医院。
危难之时，见真情！
聂老总来了。他说：“不是要揪后台吗？让他们来找我好了，我就是你的后台！”父亲的司机老安说，聂老总那里送了几只老母鸡，说老总还特地关照了，叫给我们首长炖汤喝。
“文革”初期，在党内、在中央高层，由于左倾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工作中的意见分歧、部门管理上的交叉，这些本来很正常的矛盾，被扩大为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制度、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极大的损害了党内长期形成的亲密的同志式的关系。亲历了自身的磨难，目睹了眼前的浩劫，人们倍加珍惜战争年代形成的友谊，珍惜党的团结，他们在反对、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立场上又走到一起来了。
从1956年开始，父亲在聂老总手下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奋斗了整整20年。父亲桀骜不驯、直来直去的脾气和个性，没少得罪过聂老总。60年代中后期，因为部院合并的问题，再加上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及总参在体制上相互交叉的矛盾，有不少误解。父亲解除监禁后，去看望聂老总，一见面，两个人都落泪了。经过了“文革”的炼狱，面对满目疮痍，个人之间的趔趄又能算什么呢？共同的遭遇，反倒增添了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沟通。父亲回来讲起时还沉浸在悲伤中，他说：“我们拥抱在一起，聂老总拍着我说，什么都不要说了。”
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化大革命”在它胜利的口号声中，也在不断地制造着自己的敌人。时至今日，和1966年已大不相同，政治界限已泾渭分明，一边是“四人帮”，另一边，是老同志，是人民，是人民军队。
301医院的刘轩亭院长和心内科王士雯主任，不断叮嘱医生护士一定要执行叶帅指示，保护好父亲。所以，父亲的病室门上，总是挂着“不是探视时间不得入内”的牌子，每次，“帮促会”刚开始，医护人员就以输氧、输液、化验、检查或以“特殊治疗”为由，进行捣乱。弄得“帮促人员”情绪全无。对这种恶作剧，这些年轻的女军官们得意地相互间挤眉弄眼，暗自窃笑。
我妈妈回忆时说：“这第二次被打倒，与革’初期被打倒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不再孤立了。”是的，父亲再不是孤立的了。面对这场灾难，他不再苦闷，不再自责，不再被千夫所指，不再在孤独中苦思而惶惑不解。他是无数忧国忧民的老同志中的一个代表，是千千万万真正关切党和国家命运的共产党人中的一个代表，在这场严肃的政治较量中，他也许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但他心安理得。
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但在经过了10年的反对修正主义和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后，奇怪的是，现在，人民全都跑到修正主义和走资派一边去了。还是他另外一句讲得好：“军心、党心、民心，不赞成分裂。”
我从学校请假回来，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憔悴的样子，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淌。他拉着我的手安慰说：“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他从枕头下摸出一张纸，上面记着林则徐的半首诗：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说：“给你的。收好！”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愈演愈烈。
造反组织的头头不少被吸纳进运动领导小组，在实质上控制了党委的权力。他们发号施令，使很多参加过七机部整顿的干部受到批判和处理。父亲在病中得知这一消息，愤而给国防科委政委陶鲁笳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在党委会上宣读。信中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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