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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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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旧军队中有个行规，来了新人，总要找个机会在训练场上比试比试，一来显显自己的威风，二来也摸摸对方的底，算是个杀威棒吧。我军有些部队也常爱干这种事，上级机关派下去检查工作的一些参谋干事，听到下部队就发怵。父亲说他一到，就举行了实弹射击操演，这可是军中的最高礼仪，连以上军官参加，算是欢迎友军代表。为了表示尊重，先请友军代表打第一枪。靶子是装有石灰的罐头盒，打中了白灰就扬起来，老远就看得到。
父亲说：“这帮家伙鬼得很，摆的是鸿门宴，要看我的洋相。因为很久没有摸枪了，不敢大意，第一枪瞄了很久，枪一响，白灰就扬起来了，哈！首发命中。下面两发就有底了，三发三中，全场给我鼓掌。这下该轮到我将他的军了。国民党军队中裙带关系很多，想的是升官发财，他手下的几个将军，试了几个都不行，说是准星有问题，换了几支枪，还是打不上。黄很没有面子，不过他脑子也快，说，都看见了吧！这就是我给你们请来的八路军的训导官。哈哈！”
从目睹上海的“八一三”保卫战，到唐生智的南京大溃败，再到参加李宗仁的台儿庄会战，以至这次到浙江，亲身感受了日军轻而易举地渡过钱塘江，占领萧山的情景。多次战场实地的考察，使父亲对这场战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敌、我、友、顽，几种力量交织在一起；正规军、游击队、地方民团、社会组织，还有土匪武装、散兵游勇，形形色色的人物活跃在战争的舞台上。他开始制订浙江敌后抗战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文本，今天还保存在地方党史博物馆里。
早已发黄的纸页上印着这样的文字：“浙江处在敌人进攻武汉的外线和敌人进攻华南的后方，敌在指向武汉，占领南昌后，把浙江丢在后面，这就给我们控制浙江，坚持浙江的游击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可北击向武汉进击之敌的翼侧，威胁他的江南后方；南可出击向华南发展之敌的后背，钳制敌向华南的行动。”（注：《张爱萍军事文选》25页）
文中列举分析了国民党军的状况。为阻挡日军，竟然炸掉了刚建成两个月的我国唯一的双层铁路公路大桥，即使这样，日军以极少兵力，利用夜暗偷渡过江，夺取萧山。国民党当局偏安苟且，一遇战事，则风声鹤唳，一乱百乱。此次沿途所见，逃难最忙者，多属机关眷属，拉车包船，惊慌不堪……如日军下一步发动打通浙赣线的攻势，黄绍竑部必然撤逃。因此建议，立即在黄绍竑部发展我党力量，组织起我党领导的真正抗战的骨干队伍。
在信的最后，他表达自己的决心：“一旦浙东为敌占领，我决心和这里的同志们留在金华地区开展游击作战。”父亲回忆说：“在江浙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是毛泽东亲自交给我的任务，离开延安算来快一年了，还在东奔西走，我觉都睡不着。”
他在焦虑中等待了一个月，中共长江局的密件到了：张爱萍立即撤出黄部，迅速回武汉述职。
他又踩上红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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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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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现在我们从许多历史资料中得知，长江局的工作思路仍是沿袭大革命时期依靠、利用国民党进行北伐的方针，派人打进国民党军队，帮助他们恢复政治工作，寄托于他们进行抗战。和我父亲在同时期工作的张劲夫说：“我们当时接受的任务，只明确帮助国民党军队坚持抗战，推动国民党军队进步。至于国民党军队撤退后怎么办？是否留下来组织群众坚持游击战争，没有得到明确指示。”（注：张劲夫《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安徽的经历》5页、12页）
当他重新坐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办公桌前的时候，他内心的郁闷是难以言表的。没有人会告诉他这是为什么。长江局的书记是王明，而他只能是找周恩来，周恩来在静静地听完他的倾诉后说道，就把它刊登在《群众》周刊上吧！这是一本中共长江局出版的刊物。我是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的，翻开1938年8月13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目前的浙江应该做些什么？》的标题映入眼帘。它在这里静静地躺了60年，我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看过这篇文章，但我能感受到当年父亲那颗跳动的心和他无法诉说的委屈。
使他感到委屈的还远不止这些。在这之前，有一个叫孙力的女孩走近了他。武汉蛇山刨冰堂有个抗日干部培训班，周恩来派父亲去授课。几次以后，下课时总有一个女孩子在等他，左问右问的，两人慢慢熟悉起来，自然有了好感。父亲还给她改了个名字，把孙力的“力”，改成了“莉”。大概是经历了战火的男人更渴望柔情吧。就在爱情悄悄地向这对青年男女走来的时候，军委特工部长李克农找到父亲。李是父亲的老相识，私交甚密，李告诉他，孙力可能是个托派分子。父亲极为诧异。李劝导说，不能再来往了！你和孙力的事，延安都知道了，毛泽东在一次开会时还点了你的名，听说张爱萍被一个托派拉下水了！这无疑是五雷轰顶。托派、恋爱、战争、特科、领袖……当这些名词连在一起时，意味着什么？当然，今天的人们可能不会再在意这些了。
托派，这是个让几代人都谈虎变色的名称。这个从共产国际引进来的概念，几乎就是反革命的代名词，而中国的托派则又增加了汉奸、特务的色彩。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共中央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的注释中，才对托派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不再把他们称之为敌人了。这大概算是一种委婉的正名吧。
我问过父亲，他说：“是别人诬告的，一个同志的妹妹，原想介绍给我，我没有理睬她。后来，她知道了我和孙力的关系，想拆散我们，就编出了这个故事。这也是事后李克农告诉我的，组织上查明了是诬告。”
但时光不再倒流。后来，这个姑娘去了三斗坪，我的父亲去了豫东，从此天各一方。再见到时，我都已经出生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陪着父亲在庭院里漫步，月光如水。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用他浑浊的目光仰望那轮圆月，很久才说出一句话来：
“这是没有选择的；……这是党的纪律。”
爱情的失意与事业上的无奈交织在一起。他在奔赴抗日前线的那个晚上，在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领袖亲自交代他任务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这一晃，一年就过去了，毛泽东交给他的在江浙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任务，他完成得怎么样呢？今天，终于又听到领袖的声音了：自己是被个女人，而且是个托派，拖下了水，不管这个传言是真是假，足以使他心痛了。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命运竟会如此地捉弄着他，28岁的他，真的想不明白了。
但厄运并没有到此结束。三弟从家乡来了。三弟张灿明，也就是我的三叔。父亲曾写过信，要他和家乡的青年们一起出来参加革命。巧的是，他们一行遇到了父亲的挚友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据说是在船上，罗见一群青年学生在唱抗日歌曲，凭着共产党人特有的敏感，他去接近这些孩子们。当知道是投奔延安时，他好奇地问：“你们到延安找谁呢？”“找我哥哥！我哥来信叫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三叔当时天真地说。“噢！你哥哥是谁？”“张爱萍！他哥叫张爱萍！”后来成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一任院长魏传统夫人的刘超抢着说，当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呢。“哎呀！太巧了，我是你哥哥的朋友。”“当真？”“当然，他现在就在武汉，到八路军办事处找他去吧！”
罗世文、车耀先（注：四川省委军委书记）后来在重庆歌乐山监狱被国民党杀害。小说《红岩》中记载了他们的故事。“他们两人都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坚定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牺牲是壮烈的。”父亲沉痛地说。
兄弟情同手足，一晃离家已快10年了。
“我第一句话就是问妈妈怎样了？”父亲说：“你三爸哽咽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急了……母亲去世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号啕大哭。这些年来，几次从死亡边上走过来，再怎么难，我也没有掉过眼泪。今天，我实在忍不住了……”
悲从中来，所有积淤在胸中的郁愤都宣泄出来了。
我三叔回忆：“母亲在弥留之际，几次呼喊二哥的名字，说你二哥回来了，到了村口。为了能让她平静下来，只得装着出去看看，这样反复几次，她才咽气。”一直到他们老了后，闲聊中，我三叔无意间讲起这段往事，父亲都会摆摆手，转过头去，意思是不要再提了吧。
我们小时候，常听父亲自己说，他的爸爸，也就是我爷爷，不喜欢他，喜欢他的哥哥。母亲喜欢他，他也特别爱他的母亲，每每提及，总会流露出伤感。尤其是他到了暮年，回忆孩童时代的生活就更多了，他像是对我们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你们的奶奶死得很早……”就说不下去。“小时候太穷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他找人按我大姑的模样画了张像，挂在床头，或许是想弥补一下吧，他要多陪陪母亲。
安庆、九江陷落，日寇沿江而上，武汉门户洞开。在武汉的共产党人，真的该考虑沦陷后的问题了。刘少奇后来总结华中工作时说，当时在华中负责的同志认为日本人不致打到武汉，中国军队可以在长江下游地区阻止敌人，中国可以速胜。因此没有必要在敌后大搞游击战争。（注：《刘少奇自述》）
乱世出豪强。在全国抗日的浪潮中，各式各样的游击军如过江之鲫，其中不乏扩张势力者，消灭异己者，打家劫舍者，占山为王者，鬼子还没见到，自己便已打得不可开交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啊！内忧外患交织而来。
要在角逐中占据有利位置，就要依附更强势的集团。现在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改革开放之初，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公司要寻找挂靠单位。据说，中国字头的康华公司，下面就有多得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的儿子公司、孙子公司。而在当时，最热门的就是挂靠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块招牌下了。
有个叫李应权的人，是河南信阳地方民团的一个团总。他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说河南一带有许多流散武装，如果八路军能助他一把，拉起个几千人的队伍应该不成问题。这个信息太有诱惑力了，何况这又不是去挖“友军”的墙脚。周恩来即派父亲和罗炳辉去河南考察。罗是共产党里带有传奇色彩的江湖好汉，原本就是靠拉民团起家的，枪法极准，为人豪爽，父亲年轻时喜欢结识这样的朋友。行前，周恩来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亲自看到，不能有水分。果然，这里民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河南人一直就是不安分的。父亲想，与其磨嘴皮子收编别人的，不如自己拉起队伍。李应权出身豪门，有人有枪，当地人脉关系又广，干脆就不回去了，将在外，王命有所不受！他们两人拍合后就打出了“新四军挺进纵队”的牌子，以确山为基地，开始招兵买马。他让李任司令，自己是书记兼政治委员，随行的共产党干部杨子仿、李林分别当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李应权的表弟孙石，是一员武将，带了几百人投奔上山，被任命为大队长。这群确山聚义的青年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走过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们歃血为盟，共举义旗，在这个深山的古庙里，第一次接触了共产党人的理想和信念。
父亲自豪地说：“大雄宝殿就是我的指挥部。”古庙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是自延安出来后，第一次如愿以偿。国破山河在，他在武汉办事处的办公室里再也坐不住了。他就喜欢干这种事，就像小时候梦想当一个大侠一样。虽然，他已经是一个有信念、有组织的共产主义战士了，但他血管里流淌的仍然是不安分的因子。
正当他要一展宏图时，接到了长江局的来电，命他迅速赶到豫东执行新的任务。父亲说：“我找到陈少敏（注：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她也希望我在当地拉武装，说帮我向上反映，但长江局坚持原有决定。”
送行的场面是悲壮的。队伍从山上一直排到山下，他们没有多少枪，大刀长矛的红穗穗迎风飘舞。大家都掉泪了，一直送出确山地界。“千里送君，终需一别。都请回吧！”父亲说：“这一别，和李应权，竟是生死诀别。”
李应权家在当地是个很有势力的大地主，他的父亲是被红军杀掉的，但后来他们兄弟俩都成了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李后来在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壮烈牺牲，是民族英雄。他的表弟孙石解放后是国家水利电力部人事司司长，“文革”中和他的妻子双双被折磨致死。是父亲把他们引上了革命之路。这是一段离奇的历史，每当我想起这段故事，总会被共产主义思想的巨大征服力所震慑，也为革命最终吃掉了自己的儿子而悲泣。
父亲的第三次折腾又宣告“无疾而终”。
“黄河大堤决，一泻千里泽……尸骨逐水流，树梢鸡啼血。”这是父亲当年在奔赴豫东的途中，路过黄泛区时写下的诗句。不难看出，他的心情是忧郁和焦虑的。
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矛盾和争斗，原本让中国军队士气大振的兰封会战失利了。20万中国军队竟然未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也愤而称之“在战史上亦为千古笑柄”。（注：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蒋介石1938年5月28日给程潜的密件”）
为阻止日军进犯，蒋介石采纳陈果夫建议，在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据当年目击者称，参与掘堤的工兵营对着河堤上的关帝庙祷告，关老爷啊，中华民族眼下遭大难了，我们打不赢，只好掘了河堤，淹死的都是中国人啊，你宽恕我们吧。悲伤的官兵们齐刷刷地跪在地上，面向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滚滚黄河水，从天而降。虽然暂时阻滞了日军的西进，但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3省44个县，80多万人被淹死，1400多万人无家可归，中原大地成了汪洋一片。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啊！真的只能靠掘黄河的大堤来苟且吗？面对2万日军，真的要用88万同胞的生命为代价吗？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唱歌，引得父亲兴起，他说我来教你们唱一首：“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端起了土枪洋枪，挥动着大刀长矛，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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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折腾，三次夭折。这第四次了，是什么任务如此紧急呢？
就在前不久，彭雪枫率游击支队离开竹沟，往豫东进发。豫东有个国民党主战派将领叫魏凤楼，任鹿邑县长，一向与共产党交好。父亲此行，正是长江局因彭雪枫的要求，指派他到魏凤楼部做统战工作，将鹿邑县发展为我们党的可靠后方，保障彭雪枫游击支队顺利进展。
据父亲回忆：“彭雪枫一见面就说，你在那个庙子里干什么！”
和彭雪枫认识是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彭在江西军区当政治委员，父亲是少共中央局秘书长。长征开始时，彭是3军团红五师师长，父亲在红四师当政治部主任。遵义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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