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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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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说的一夜之间那铺天盖地而来的5万张大字报。
这是谁策划谁布置的？作为还在正常工作的总参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的他，居然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1967年1月，总参测绘学院造反组织抄了我们家，并将父亲扣押。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强令马上放人。这又是谁指使的？
我查到了1967年1月25日“文革”办公室传达上面精神的电话记录稿：“把张爱萍问题写个报告，把他的错误讲一讲，他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我们本来要搞他，因为王（尚荣）雷（英夫）问题就搁下了。请、好好研究一下，可叫校、院去搞，先把他放回来。”
“可叫院校去搞，先把他放回来。”这就是答案。
1967年3月8日，批揭反党分子张爱萍的大会正式拉开帷幕。领导者给这个大会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追斗会。这个会一直延续到28日，共追斗了20天。
可能是太丑恶了吧，“文革”结束后，所有与之相关的材料统统都在销毁之列。但我还是听到了一盘3月8日这天批斗我父亲的录音，那是早年的圆盘磁带，用老式录音机才能播放。
随着磁带嘶嘶啦啦的转动，一阵又一阵令人颤栗的疯狂呼叫把我带回到了1967年。我听到了父亲当年的声音。他痛苦无奈的低哑嗓音，被台下震耳欲聋的声讨所淹没。他的检查进行得非常艰难，讲不了一句，就会引来众多的呼喊声：“不许放毒！”“打倒张爱萍！”“张爱萍要向毛主席请罪！向群众低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偶尔也会冒出父亲微弱的反抗声：“还让不让我说话了……”你很难想像这一切发生在我军的最高统帅部，很难想像他们曾是一些挂过将校军衔的人。有些领呼人的口音还能辨别出来，因为不少是身边经常接触的、我管他们叫叔叔的人。我不怪他们，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越是亲近的人就越是需要洗刷自己。
父亲回忆说：“你检讨吧，就喊口号打断你；不开口吧，又说你是顽抗。这哪里是党的会议？”
我查到的卷宗标明：
1967年2月15日《关于批判张爱萍的请求》报告：“张爱萍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问题性质十分严重，要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追斗和揭发批判。”
签名。上面有林彪圈阅。
林彪的字样出现了。其实父亲心里能不清楚吗？他说：“看得出，这5万张大字报围绕一个中心，要扳倒我！因为我从不依附他们。”
父亲回忆说：“在会上不允许我申辩，我找军委和中央的领导同志。林彪办公室的秘书态度最坏，不仅不转，而且非常粗暴，说你不好好检查，打什么电话！总理那里态度要客气得多，表示会尽快转告。但这些电话没有能够帮助我，反而电话机马上被拆走了。”
是啊，即使是英雄，到了这一步，小人的气也得受了。我常看到小摊上卖的一些印刷很拙劣的刊物，登载一些林彪身边人写的文章，除了披露些林彪和叶群的一些无聊琐事外，都是把自己打扮得如何无辜无暇。不知这些文章的作者是真是假？
父亲那天的检查稿至今仍留在家中，面对那发黄的稿纸，我唏嘘不已。
父亲首先对批判他表态：“我拥护总参党委把我作为批判对象的决定。同志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促使我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世界观，保持革命晚节。”然后是对彭罗陆杨问题表态。最后是对本单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表态。但这有用吗？
就在父亲检讨的同天，3月8日这天，叶群收到一封信：“叶群同志请转林副主席：现将张爱萍的反党言行、信件、在文件上的批语等反党材料选印了若干份呈上，请阅示。现送上两份，请林副主席批呈主席一份。此致敬礼！”
材料列举的罪状共10条：一、反毛主席。因为《红旗飘飘》丛书上曾发表过父亲写的《少奇同志在淮北敌后》的回忆文章。二、是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彭德怀的黑干将，也没有举出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三、反林副主席。出自于没有同意在核试验基地修林副主席纪念亭。父亲说，在人迹罕见的荒漠里搞这个不是太荒唐吗？你们谁同意谁就批。结果还真有个领导大笔一挥批了30万，“九一三”以后又给炸掉了。父亲1975年重新工作后，看见残存的遗迹，惋惜地说，既是历史，就应该留下来。四、对批判彭罗陆杨不积极，在京西宾馆讲恶毒攻击的话。这倒是沾点边。五、主张部院合并。后来一查，竟然是毛主席批准的，滑稽。六、主张撤销防空军和公安军。这也算罪行？再一个就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每月给地主分子父亲寄钱；同杨尚昆关系密切；对批判罗瑞卿不满；为驻地工作人员开办食堂，笼络人心，等等。
第二天，林办又接到电话，一是问对送上的信有什么精神？再是请转告叶群同志，要求尽快解除张爱萍的职务，停职反省。
又是他，迫不及待了。
果然，叶群马上批示：“尽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当天，叶群的批示就传回来了。总参3月9日电话记录：“传达首长指示，以党委名义写一个报告。根据张爱萍错误严重程度和态度恶劣的情况，会议一致要求，建议将张爱萍停职反省。这事，首长同叶群同志讲过。叶群同志说，很快写个报告，报林副主席批一下，再送主席批。”
3月10日，给林副主席，并报毛主席、中央军委《关于张爱萍停职反省的请示》的报告送至叶群处。其中写到：“张爱萍明目张胆地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公开的为刘、邓和彭罗陆杨鸣冤叫屈。”“问题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系列的。”“至今还对党采取对抗态度。”
林彪3月16日批示：呈主席阅。十六（日）
毛泽东在两个半月后批示：此件压了很久，今天才看了一遍，现退还。5月30日
接下来是周恩来批的五个字：周恩来已阅。（原件没有注明日期）
什么意思？他们同意了吗？不好说；那他们不同意？也不好说。按惯例理解是三个字：“知道了。”如果你非要说，是经过某某批准的，也无大碍。这也是一种艺术。一个八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上将，就这样被打倒了。
在“文革”中，每一个被打倒的干部，都有他自己特殊的经历，但在他们这些故事的背后，多多少少都会找到许多相近似的地方。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县委书记，有多少是被群众揭露出来然后被群众打倒的？所谓的群众运动，说到底都是上面的旨意。无怪“文革”中流行一句话：“什么叫群众运动？实际就是在运动群众。”
远在广州的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特地写来揭发信：“张爱萍和彭德怀关系很深。林副主席指示，军队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不能埋下颠覆的种子。最近又说，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我建议总参党委对张彻底审查。此信如你认为有必要，请转呈林副主席一阅。”
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黄永胜这封信？这封信源于军委办公厅向全军发过的一个通知，要求各单位送交揭发批判张爱萍反党言行的材料。奇怪的是，现在居然找不到文件签发人是谁，这样一个发到全军的通知竟然没有人对它负责。
父亲停职后，每日的“功课”就是被拉去批斗。总参、总政、空军、海军、国防科委以及下属的各科研院所；有斗他个人的，也有陪绑的，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彭真……有关的和无关的。
他说：“开始我还注意听听，都是些言之无物的东西，就由得他说吧。被斗的没有哪个服气的，我印象中，彭老总的头总是昂着，那些人整他就更凶。所谓搞你喷气式，就是把你的胳膊拧到背后向上抬，逼迫你弯腰低头。”
通常是一早被押走，连续十几个小时的批斗，“喷气式”和挂“黑牌子”无情地损伤他的身体。父亲左臂负过伤，每次批斗都被人强拧着。一次他终于大汗淋漓昏倒在地上了。空军的一个干部将他扶到后台，给他水喝。父亲说：“我没有能问他的名字，但我很感激他。”
妈妈说：“成天提心吊胆的。只是，人的承受能力往往连自己都会吃惊。后来摸出点规律。一般都是清晨4点，警笛的怪叫声一响，就知道来抓人了。赶紧弄些吃的，否则一天下来，人都虚脱了。只要人能回来，就是好的。”
但有一天，他没有能够回来。
1967年3月29日，《建议成立张爱萍问题专案组》的报告上送。
林彪批：呈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两人都没有注明时间）
专案组的工作是卓有成效。
1967年6月7日，中央专案组二办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信，指控“在张爱萍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
9月19日，专案办整理出“张爱萍历史问题材料”，对其党籍问题、被捕问题、国民党少将问题等提出怀疑。
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党委领导人立即指示：“拟派人去上海调查张爱萍的历史问题，查阅敌伪报刊、档案和党史绝密资料，提审在押人员等，请张春桥帮助。”并在公函上亲笔批示：“同意写信请春桥同志帮助。”时间是10月18日。
12月14日，在伪苏州反省院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叫张瑞的人写过一份自首书。南京军事学院造反派送上报告：“张爱萍原名张瑞，曾在伪苏州反省院自首。”小说下载
他完了！张爱萍彻底完了！大喜。又是这个领导人批示：“这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应立即派得力的同志去追查清楚。并将此件送军委办事组全体成员。”
12月18日，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报告：“将张爱萍隔离审查”，因为“张爱萍问题专案小组审查张反党罪行和历史问题时，发现张爱萍有特务嫌疑和假党员问题，他还和潘杨案件有直接牵连……军委办事组讨论，同意总参党委的建议，将张爱萍交由北京卫戍区看管，隔离审查。”
林彪批示：呈主席批示。林彪28日。毛泽东圈阅。
1967年12月26日，父亲被宣布正式逮捕。
两个月后，苏州消息传来，张瑞不是张爱萍。真他妈的扫兴。好在此时已经将张爱萍以审查为由关押入狱，反正目的达到了。他们相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器面前，任是铁人也得招供画押！
父亲被抓走的这天，正是12月26日。从此开始了他长达5年的铁窗生涯。
妈妈回忆这一天：“下午，单位来人，说急着要找份文件，催我快去单位。我心生狐疑，交代了你爸爸几句，就匆匆跟他们走了。到单位等了很久，主任才进来，他说接上级通知，现已对张爱萍实行隔离审查。我立即要求回家，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能再见到，还能不能见到，这种生离死别的事，在那个年月看得太多了，但他们不许……”
妈妈在民航局工作，是经吴法宪介绍的，吴的夫人陈绥圻“文革”时是民航革委会成员。她们还曾是患难之交。
我读过一部苏联纪实体的文学作品《古拉格群岛》，这部百万字的长卷引起了我对往事痛苦的回忆。苏联大清洗期间的捕人方式是在夜间，在寂静的深夜里将你从睡梦中拖走，让你连裤子都来不及穿。相比之下，我们要仁慈得多了，略施小计，从好处想，或许也是避免谁都不希望看到的场面。
父亲对这一天的回忆是：“你妈妈一走，专案组就来了，蒙上了我的眼睛，我知道他们要下毒手了。我想要等到你妈妈和三子、艾子回来，临别，也该给你们留下句话啊！但已经办不到了。直到5年后，出了狱，才知道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
我那年在军队，几十年过去了，在父亲平静的叙述中，我仍然能看见他像犯人一样被蒙面押解的那一幕，我的心在作痛。
“车子绕了很久。解下蒙布，是一间潮湿的小黑屋。我不知道是在哪里。”
“有一块床板，一张小凳。窗户都糊上了，灯老是亮着。皮带、鞋带都没收了。走路要提着裤子，睡觉脸要朝外，坐着要双手抱膝。门上有个小洞，外面蒙块黑布，便于向里观察。一人两个碗，开饭时从门底的洞递出去。上厕所要提前报告，有时等不及了，屎尿就拉在裤子里。除了提审就是写交代材料。”
我妈妈接着讲：“我预感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曾相互勉励，我说，只要你挺住，我就能挺住。现在，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临别和你爸见一面。他们一直关我到深夜，估计是那边都办完了吧，才放我回家。看见三子脸上挂着泪睡着了，他看见我就哭了，说爸爸被他们抓走了。其实，你爸被抓走时，三子已经放学回来了，被他们关在外面，他是在窗户里看见你爸爸被带走的。”
父亲在生活上是个随遇而安的人，在人际交往上，也不是个爱计较小事的人，但他也绝不是个能随便就冰释前嫌的人。从“文革”后期被放出来，一直到他老年，他和我们讲得最多的就是这段经历。看得出，这在他心上留下了多大的伤痕。
他说：“这一夜，我眼泪一直在流，天亮了，枕头全都打湿了。斗罗瑞卿，是用箩筐抬上来的，一个人上去就打他耳光，把他打趴在地上，绷带撒了一地，他拖着一条断腿在地上爬。我当时就把拳头攥起来，你敢上来，老子就要打你！但现在我很绝望。我想不通，究竟做了什么坏事，会落到这步田地。”
“我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坐过租界里的英国巡捕房，流血负伤不下十几次，不论怎样困难，我从未流过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都是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我的戎马生涯中只打过一次败仗，中了敌人的埋伏，（注：本书第一章有详述）毛泽东知道了，还鼓励我说，哪里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呢！你们都知道的有一首歌，唱的是我把党来比母亲。我实在是想不通，在战争年代，打了败仗，尚可原谅，而今天，为什么就非置我于死地呢？”
无论这个故事讲过多少遍，偶然碰及到这个伤口，我们全家人，讲的、听的，总会是泣不成声。
3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从1966年下半年始，家里的这种状态，再加上因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问题而背上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在部队这样一个思想、纪律、言行高度军事化的集体里，我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
其实连队也没有整过我，只是上面经常会问到我，看到连长、指导员及周围的同志们因为我而如临大敌，我时常会歉疚。我总是自觉地按他们的要求汇报思想，说到伤心处往往眼含热泪。连长赖子英是个武夫式的军人，见不得别人伤心，赶紧打断岔开。政工人员相对就冷静得多了，告诉我日记信件应该主动交给支部，以示自己对组织的坦诚，组织对每一个愿意革命的同志还都是一视同仁的。家里寄来的信件很难得再收到了，也不知是投递的差错，还是有别的原因，没有根据的事不好瞎说的。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我成了个珍稀动物，除了受到特别的关照外，我不再有同类。家在千里之外，渺无音信，我常一个人坐在营房边的山坡上，望着落日。
父亲早些时候曾给过我一封信，是写给温玉成的，温是广州军区副司令。父亲说，其他人都不太熟，如果真的有什么难了，拿着这封信找找他，看在老战友的情分上，或许能帮帮你。那时我还不知道父亲岌岌可危的处境。信上说，目前每个人都在接受考察，在考察中把子女牵扯进来加以责难，是不大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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