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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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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使人咋舌。
到农村去走一走，一直是父亲的心愿。一则在长期的紧张后，换一下思路有好处；二则自抗战胜利后，他就离开了农村，20年来，他常想起许多往事。他有一个愿望，希望有机会回到当年抗战的地方去看一看，看看那些在艰苦年代曾与之鱼水交融的乡亲们。他解放后一直在军队工作，尤其是长期在高层机关，人民的生活究竟怎样了，他们幸福吗？有什么困难吗？他曾为之憧憬的美好社会真的在一步步地接近吗？所有这些对他这个身居高位的将军来说，不能说是一点都不知道，但却如雾里看花。今天，中央要求军队参加“四清”，久寓内心的这个情结，可以如愿以偿了。
“四清”运动最初是针对农村大队、生产队干部的，从“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的所谓的四清开始的。逐渐发展到带浓厚政治色彩的“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最后到指向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今天看来，这场运动打击了农村中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封建迷信的歪风，对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的作风，以及集体经济管理上的缺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由于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再度发展，直至上层，最终导致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在我印象中，最早听到社教这个词是从我妈妈那里。她和其他两个阿姨去听了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也就是7月5日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做的《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报告，后来被称为是桃园经验的那个讲话。关于桃园经验，《刘少奇年谱》1964年8月19日条目的解释为“其主要内容是：先搞扎根串联，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根子，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财、清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当时我妈妈她们讲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觉得和她一起去听报告的阿姨讲起来挺激动的，可能是被报告的内容所感染吧。这么多年了，只留下了一些模糊的印象。一个是震撼，吓了一跳，农村许多政权都不在我们手里呢！再就是，电影里一个江姐式的党的工作者又回来了，不仅勇敢而且敏锐。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态，他突然蹦出句：“危言耸听！”噎得那个阿姨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妈妈赶紧打圆场：“你又没有下去，就会说风凉话！”父亲还是他常惯于的那种不屑一顾的样子，好像听都没在听似的，只顾急匆匆地吃他的饭。
关于桃园经验与毛泽东的关系，据刘源、何家栋合写的《“四清”疑团》一文（注：收入郭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7月第1版。2001年2月3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以《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为题，转载此免费小说）谈到“桃园经验”由中共中央批转推广过程：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总结批转全国，以示推广。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毛多次鼓励王，让她到各地去讲，在中央的会议上要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
后来，毛更推出陈伯达在天津小站搞的经验。陈一下去，就搞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什么“夺权”、“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词汇都是从这里创造的。毛多次举例表彰，批转全国，倍加赞赏。
从目前已公开的档案中，仅有1964年8月27日毛在印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上的批语及有关注释。毛泽东的批语是：“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144～145页）
军队介入四清已是后期了。前期的四清是怎么个清法呢？原来在邗江附近的句容县参加社教的江苏省干部李自强，后来被派到父亲领导的社教工作队，负责内勤工作。他写书回忆自己前期参加四清的经历：集镇上的供销社卖面点和烧饼油条，职工学习后，自我对照检查，有些人就承认，贪污没有，但多吃多占还是有的。“行，只要说出来就好”！怎么个多吃呢？“每天上班，开锅时吃根油条，有时也吃碗面。”这下该给你算账了。一年365天，一天一根，就是365根；三分钱还是五分钱一根，你来店里有几年了？这样算下来一加，还不得多吃了几千根下去。通常吃油条的都算成是五六百块钱；吃面的是七八百块钱。退赔吧！有的人就把家里的柜子、箱子全搬出来退赔。生产队的队长、会计也有多吃多占的。晚上开会，拿出两斤米烧个饭什么的，集体吃了。开始也是自我检查交代，一算账，全部退赔。每个生产队都要查出个三五百块钱，当时这可不是个小数了，尤其是在这样贫穷的地区，哪里见过这许多的钱。退不起怎么办，干部的愁帽就戴上了，有的人就想寻死上吊。李自强说，他在的那个生产队，队长就上吊了，其他工作团也都有两三个自杀的。光句容就死了100多，吊死的、跳河的、喝农药的，都有。后来中央发现了，这样搞下去，农村基层组织还不全乱套了？于是又下发了23条，要求纠偏，迅速把干部解放出来抓生产、抓工作，多吃多占就不算是贪污了。各地立即成立了检查组，成了检查工作队的工作队。检查出来一律免于退赔，各地一统计，百分之八九十的都推翻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原来的工作队受不了了。他妈的，折腾了一年，就这个成果啊！
李自强的这本《我的一生》没有出版，他写好后寄给了我的母亲，他们当时同在一个社教工作队。李自强写道：又兰大姐，这是一本小人物的自述……云云。当然，我没有亲历不敢断下结论，别人讲得不排除是些局部现象。但薄一波是四清运动的参与者，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123页中写到，自1964年9月至11月的三个月中，刘少奇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多份文件，进一步促使了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其影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天津小站地区夺权的经验”。并指出由此发生的“打击面过宽的现象自然不可避免，自杀等事件在各地屡有发生”。（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1114页、1115页、1125页、1127页）
父亲的社教工作点选在扬州地区。说到扬州，李白一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把个扬州城变成了繁花似锦、温柔富贵之乡。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历代商贾店家、梨园子弟、墨客骚人、青楼粉黛，如过江之鲫，千帆竞会，觥筹交错，一掷千金。但就在扬州城外几十里路的乡下又是什么样的呢？
苏北的农村实在是太穷了。穷到什么程度了呢？还是李自强说：许多人连裤子都穿不上。男人们用块布围在腰上，到了插秧季节，男的下田整个不穿衣裳。妇女出门总要带把伞，田里车水的男人都是精屁郎当的，好遮挡一下啊！整个镇上只有一家供销社，根本就没有商业。老百姓的房子都是草房，东倒西歪的；吃的都是山芋杂谷。没钱娶老婆，只好兄弟俩合一个女人，像这样的人家一个生产队总有个把两户。
方巷或许会比句容好一些，毕竟是平原嘛。但它的贫穷也是超乎了这些北京来的干部的想像。这地方洪旱灾害不断，农业常年歉收，随处可见人畜同居一屋，吃糠咽菜喝稀粥更是普遍现象。经济的落后，带来的是文化的落后，全村95％的人是文盲，人与人之间除了为鸡毛蒜皮吵嘴打架外，外界的事情都与他们无关。有的人连毛主席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其他社会生活的大事了。世界有多大，地球是圆的，这些最基本的自然地理知识，对他们简直就像是天方夜谭。说起来，方巷大队也有14名党员。可人们说，不知道什么是党员，也不知道大队有这么多党员，只知道有些人是不下地的，整天的是吃喝赌博——以当时“四不清”干部的标准衡量，这里的干部都可称为“四不清”了。人们生活在贫穷和愚昧中。他们从整体上麻木了。
和当时大寨人的战天斗地相映，这，也是中国的农村！
父亲对“四清”的回忆极其概括：“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
再问，他只是说：“去看看我那时的讲话，不知道还保留下来了没有。他们搞的那套不行。中国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农民觉悟了，才会有出路。”
他们？父亲没有具体讲“他们”指的是谁。
1965年初，也就是父亲下去四清之前，中央的《23条》下来了，即中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纠偏的指导性文件。它虽然对1964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更为偏激的论点。
父亲这个人很奇怪，身为高级干部，但很少见他去研读上面颁发的文件，你要和他谈点如何理解文件精神之类的话题，他会很没兴趣的，充其量也就敷衍你几句。要他干事，只要交代任务和目的就行了，怎么干，他有自己的一套主意，对他说方针、办法、经验，说了也白说。这也可能和长期在统帅部机关工作有关，法规、政策都是出自自己的手，看了别人搞的东西，往往嗤之以鼻。我后来在总参工作时间长了，看到别家搞的文件，甚至是红头文件，也是不屑一顾，什么玩意啊！这帮秀才，就会空谈，哄哄领导可以，连语句都不通。
我看过他在四清工作期间做的报告，上来头一句就是：“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第二句话：“这是毛主席讲的”；第三句话：“要问我怎么个搞法？就是按这句话去办”。什么前10条、后10条、23条的（注：统为中央当时下发的有关四清工作的指导性文件），也不知他看了没有，提都不提。反正在座的都不如他官大，是些省里地市县的干部，面对这个中央来的大首长，大家全给镇住了。
他当然有自己的道理。只有农民从整体上的觉醒，才是我们民族振兴的根本出路。教育农民，是党在现时期的基本任务，是农村工作的重点。还有什么文件压得过这些呢！
当然，这里指的农民，是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在内的。教育农民，也包括了教育农村基层干部，这就是方巷的做法。他解释说，农民，是一个大概念，是基于党和民众关系意义上的概念，并不是狭义的指务农的人和当村干部的人。这是一个政治原则性问题，否则就会人为地把农民划为两个阶层，扰乱和恶化农村的阶级关系，后果是严重的。他认为，中国农村贫穷的根子不在几个“四不清”干部身上，即使换掉所有的干部，让和他们同样蒙昧的农民替代，带来的只会是混乱，贫穷仍然是贫穷，愚昧仍然是愚昧。
贫穷使人愚昧，愚昧加重贫穷，中国的农村就是在贫穷和愚昧的怪圈中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唯一可行的，就是唤起广大农民兄弟的自主意识，教育他们认识到，人不是猪狗，做人应该有奋斗目标，有奋斗精神，应该有志气，用自己的双手一定能改变家乡的面貌，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
共产党不是欺负压迫他们的统治者，而是他们的亲人。我们都来自于他们，我们原本就是农民的儿子。
他说：“我们几十年革命战争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怎么都忘记了呢？”
苏北，对他并不陌生。除了抗日战争在苏北外，早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在这里组织过农民暴动。1929年冬，经周恩来安排，他离开上海地下党，从江阴北渡长江，来到刚刚组建的红14军，在通如泰地区（南通、如皋、泰州）组织农民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办夜校、发展农会，成立农民自卫军，建立红色政权。可惜的是，在“立三左倾盲动主义”主导的时期，红14军，这支刚刚组建的新军，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奉命攻打泰州、南通，威逼扬州、无锡、苏州，进而图谋南京、上海。这种飞蛾扑火式的狂热的革命，最终导致了全军覆灭。
就在他今天站立的这块土地上，35年前，在攻打老虎庄的战斗中，红14军军长何昆就牺牲在他身旁。
父亲写过一篇回忆文章纪念他的军长：
老虎庄，如皋城外围敌人的一个据点。父亲管它叫土围子，像个城堡，四周环绕丈把高的土墙，外面再绕上圈一人多深的水渠。这在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中国农村是相当普遍的。一些恶霸地主，常是勾结官府，自立帮会，招募乡勇团练，对周边农户实行野蛮的、近乎农奴制的封建统治，整个一个《水浒传》里祝家庄、曾头市那些恶霸的翻版。这种在中央政权默许下崛起的地方黑恶势力，自然首先成为革命打击的对象。在今天看来，这种土围子是不堪一击的，一般步兵配属的随伴火炮就可以击穿它。但对当时拿着梭镖、土铳的农民军来说，付出的代价可就是数百上千条生命了。父亲回忆说，当时攻打如皋城有上万农军，拿着铁锹、锄头，点着火把……
这是另话，还是说打老虎庄。由于部队屡攻不下，军长来到前沿观察，苏北有那种稻草垛子，一两个人高。何昆军长对父亲说，你个子高，在下面托住我。但还够不着，于是父亲肩上又托住个警卫员，何昆再站在警卫员肩上，这样从稻草垛子上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土围子里的情况了。何昆军长兴奋地大喊，把机枪给我递上来。用现在的话说，是打他丫庭的！结果，就在打得痛快时，被敌人的狙击手一枪击中。父亲说：“像棵大树一样就掀下来了。”
何昆，又名李维森，父亲年轻时曾真诚爱戴过的上级和战友。他是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北伐，意志极其刚毅顽强。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他被捕，后逃脱；遂即投入了广州暴动，再次被捕；后又被他越狱逃脱。这次，奉中革军委之命来此组建红14军，在老虎庄，他终没能逃过这一劫。
听说，何昆的遗骨后来被老虎庄的敌人掘了出来，抛在乱葬岗子里。解放后安葬烈士，当地政府还曾找过父亲询问一些细节，后来就是凭这个弹孔比对出何昆头骨的。
何昆以后，红14军由参谋长薛衡竟代理指挥，组织攻打附近的顾高庄。不料遭到增援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侧击，薛在掩护部队撤退时不幸中弹，栽倒河里。这情节也和《水浒传》里打曾头市的描写类似，起义军遭伏击后，晁盖被史文恭一箭射中。薛负伤后还想泅到对岸，但终没有了气力。第二天，当人们找到他时，尸身半浸在水中，双手还紧紧抓住岸边的芦苇，似乎是要挣扎上岸……
第三任军长李超时，红14军覆灭后，被叛徒指认出卖。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叶楚伧设宴亲自劝降，李超时军长搬起桌上的砚台砸向在场的叛徒王益之。（注：时任中共泰兴县委书记）1931年9月19日，他被押到镇江北固山英勇就义。
北固山，头枕波涛，雄峙大江，1400年前梁武帝为它题写“天下第一江山”。上世纪80年代，随父亲重游，从甘露寺到祭江亭，凭栏远眺，我念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父亲说《永遇乐》会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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