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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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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指决定,改变我军夜战惯例,战斗在白天发起,白天航渡、白天登陆。这是父亲的意见,我们登陆船只性能各异,驾驶、协调的水平有限,白天有利于航渡编队和准确抵岸。而且,登陆地段狭窄,夜间谁都看不清,撞在一起,还不成一锅粥了?何况,我已握有制空、制海权,可以保障昼间航渡和登陆的安全。根据当时潮汐推算,确定午后12时30分起航,15时满潮时刻登陆,抢滩突击。这样距天黑还有4个小时,拿下岛上制高点,基本结束战斗,应该说,是够用了。
为了隐蔽战役意图,指派陆军部队在柴桥地区进行训练,把南边的披山作为攻击的假定目标,给敌人的判断造成错觉。指挥所设在宁波天主教堂里。事先,公安局迁移了附近的一些居民。登陆部队远在乐清礁半岛的芦苇丛中,隐蔽进行3个多月的训练。三军实战演习的地点选在远离战区的穿山港,给空军下达的任务是,演习期间绝对不准一架敌机窜到大陈、一江山以北一线。演习一结束,各部队立即分散。后来证明,敌军对我作战意图一直迷惑不解。
模拟现地的实兵演练是在最炎热的季节进行的。
当年跟随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们到的那天晚上,天气热极了。军里请吃饭,还喝了酒,吃的好像是猪头肉吧。那时哪里见过冰箱,食物可能有些变质,军里也是的,吃什么不好?结果当天夜里首长就拉稀了,拉了21次,坐在马桶上,拉的人都站不起来了。可把大家吓坏了,赶紧找医生。第二天是听汇报,军里建议改天,首长躺在那一个劲地摆手,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吃中午饭时他醒了,说要听演习方案,他站不起来,就用了张躺椅,就是南方那种藤子编的,把他抬到作战室,他是躺着听的。第二天计划是到现地看部队抢滩上陆的行动,肯定是去不了了。但他就是不让变。我和军里说,既然首长定了,先这样安排准备,到时候再看。第二天一大早,我不放心,上楼去看他。可把我吓了一跳,你猜怎么啦?他在那儿做起体操来了,做的就是他自己编排的那套操,拳打脚踢的,好像一切都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奇了!……”
我和兄弟们背后说到父亲时,总爱引用小林园夫描写革命党人的一首诗《那家伙》:
“那家伙,像剃刀一样锋利,机器一般不停地工作。”
“所谓自己的时间,那家伙从未有过,承担了最棘手的工作,那家伙从未叹息过。”
“那家伙,充满信心的眼睛,总把我懦弱的心灵鞭策。那家伙,磷光闪烁的眼睛,把我留恋世俗幸福的心灵谴责。”
“拳打、脚踢,腿都站不直了,那家伙的眼睛,却透过牢房的铁网,向我投射着磷火。”
……
我爸,就是“那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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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日
就在前线紧锣密鼓地准备开打时,上面的决心似乎出现了漂移,虽然只是些蛛丝马迹,但足以使在前线的父亲惴惴不安。
1954年6~8月间,随着我国外交和舆论对美蒋签约的强烈反响,美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率舰艇6艘入侵大陈海域,并连续每日出动飞机160架次在大陈空域进行示威性活动,台湾海峡危机日渐生成。毛泽东先后两次批示,6月1日,在粟裕的报告上批示:“处理正确,不要先向美军开炮,只取守势,尽量避免冲突。”(注:《毛泽东军事年谱》853页)8月21日,他又在防空军司令部的报告上批示:“请注意,需确实查清没有美军美舰的时机,方可对上下大陈进行攻击,否则不要攻击。”(注:《彭德怀年谱》576页)历史往往在重复,毛泽东思考的点位,与1952年7月,彭德怀对攻打大陈时所持的异议,可谓相映成趣。
11月10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停止袭击大陆,以缓和局势。但紧接着,11月下旬,美台在大陈海域举行3次联合军事演习,并通过新闻媒体一再宣称《共同防御条约》即将签字。双方都在使用软硬两手,时局扑朔迷离。
11月30日,军委电告华东军区,12月20日攻占一江山岛,以迫使美蒋不能把浙闽沿海岛屿包括在《共同防御条约》范围之内。可是,两天后,12月2日,《共同防御条约》还是在美国签字了。
12月9日,华东军区报告,作战行动准备完毕,请示按原定12月20日发起攻击。
毛泽东于12月11日在华东军区的报告上批示:“彭德怀、粟裕同志:因美军正在浙东海面作大演习,攻击一江山时机目前是否适宜,请加考虑。”
当日,华东军区接到上峰来电:不必太急于攻占一江山,可延至1955年1月,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
这个变化太大了。可延至明年一月,就是说,具体时间还不定;也可不选一江山,连作战目标也要变?搞的什么名堂?不打一江山,打哪儿?就在这前一天,也就是12月10日,华东军区前指向参战部队下达了战斗命令,由张爱萍、聂凤智、林维先签发。箭在弦上了,怎么办?怎么和部队讲?
若干年过去了,现在我们终于知晓了事情背后的原委。张震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作战方案已经毛主席批准,战斗即将发起之际,华东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向总参报告,兵力不够,时间仓促。陈赓将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如上的意见。(注:摘编自《张震回忆录》494页)何以这样犹豫再三?大战待即,举棋不定,乃兵家大忌。张震又说:我问为什么这样处理?回答是,上报告的这个同志“从来是敢负责的”。(注:《张震回忆录》)笑话!难道身为前线司令员的张爱萍就是不负责的?
针对军委12月11日电报,父亲经再三斟酌,发了一份力陈自己意见同时又给军委留有余地的电报。12月16日,他和王德署名报告:
一、此战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鉴于登陆部队战术训练、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各类舰艇准备和机场扩修最后期限于55年1月10日前完成,故可于1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
二、鉴于1月中下旬及2月天气严寒,可考虑延至明春(3、4月份);或放弃一江。打此小岛准备复杂长期,不如集中力量,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
三、(略)
从这份电报看,父亲坚持“仍以攻取一江山为宜”,这是他的决心;“故可于1月中下旬进行作战行动”,这是最后期限,因为这样多的部队不可能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按兵不动。“或放弃一江”,和“力求于明年内打大仗”,如果军委再定不下来,那只有放弃了。既是对军委“也可不必选择一江山为目标”意图的理解,也是他失望和无奈心态的反映。甚至是有情绪了。
苏军《战役学》中最突出的一个观点是:“战役目的的坚决性”。我这个搞战役的人,一开始对这句话并不以为然,目的有什么坚决不坚决的?目的应该是明确,意志才谈得到坚决,总以为是翻译的缘由所致。其实,在决策集团的主观意志中,在决心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总会有谨慎和冒险、犹豫和果敢之间微妙的差异。这时,就用得着苏军战役学中的这句话了:“战役目的的坚决是战役组织的前提。”在战争生死的较量中,这种势在必得、破釜沉舟的胆气甚至是冒险往往成为最后胜利的关键。这或许也是一江山作战留给我们军事指挥员的一点小小的感悟吧。
大概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5天后,也就是12月21日,彭德怀报请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复电华东军区:“关于发动攻击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时间问题,应积极准备,只要准备好了,确有把握就发起进攻。”
这回总可以算是尘埃落地了吧?
但时机过去了。在这种反复的更改和变动中,时间像水似的在流淌着,新年的钟声把人们带进了1955年1月。
严寒的大陈海域,是风高浪疾的季节,所有的渔船都休眠了,对岸的国民党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在这个季节是不可能进行海上登陆作战的,有谁会顶着日夜呼啸的狂风、冒着六七级的涌浪去横渡海峡呢?美军顾问团分析,以共产党海军现有的舰艇吨位,和空军的导航设备,不可能在这样冬季多风和阴雨季节,发起任何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第七舰队驶离大陈海域,到菲律宾躲避寒冷去了。
当时我军司令部沿用的是苏军的作战术语和队标。战斗发起的日期,用俄文字母“Д”表示,即“Д日”。也就是现在军语说的,到底哪一天是“D日”?华东军区前指的所有人都知道,老天爷留给他们寻找D日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父亲说:“大家每天都在听聂凤智那个气象站的汇报。”前指对空军气象站的专家们开出的条件是:寻找风力不大于5级,浪高不大于4级,能见度、云量和云高,均要适于炮兵、舰艇和航空兵执行战斗任务的天气。要快,更要准!
但气象站的回答是:浙东沿海的冬季,几乎没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好天气!
父亲说:“几乎没有,不等于绝对没有。再给我找!”许多重大的事情,成功与否,取决于自信;取决于在几乎没有中找到“有”。我相信,这种时刻,焦虑是必然的,但希望不能没有。同世界战争史上所有指挥渡海登陆作战的将军们一样,等待好天气,是他们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企盼。
辩证法告诉我们,必然存在于偶然之中,在任何偶然的东西中都会找到必然的因素,这就是规律。空军气象专家们走到当地打鱼的船老大们中去了,难道一月的台州海域真的没有天气放晴的日子吗?他们搜集了20年来的我国海洋气象预报,参考了北起苏联库页岛,南至印尼广大海域的气象资料,经分析综合:浙东沿海的冬季的每年1月16日至20日,是好天气时段!这一消息,一下子使前指沸腾起来了!
上天不负苦心人。
1955年1月6日,张爱萍、王德报总参谋部:
气象测量结论:17、18、19日风、浪、潮汐适宜海空作战(18日最好,19日后可能开始转坏)。为此,于17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18日定为D日。
登陆部队于17日拂晓前进入石浦港待机。由于16日夜仍有5级以上风浪,随伴火炮舰艇于17日黄昏时到达石浦港。
18日拂晓前,登陆部队到达头门山、高岛、蒋儿岱进攻出发阵地。如18日天气变坏,则在石浦港待机。
我于17日晨自现地出发,当日夜间到达头门山前进指挥所。海前指马(注:华东海军马冠三参谋长)亦于17日夜到达。特报。
明确简捷的作战报告,铁一样冰冷的字句,但我相信,每一个当过兵的人,都能感受到里面燃烧的激情。从浙东前指成立算起,父亲已经苦心准备了四五个月;从争夺制空权、制海权的斗争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将近一年;从任华东军区参谋长算起,父亲已经准备了整整三年了。现在,这场战争终于不再是军用地图上的红蓝标示线了,也不再是毛泽东、彭德怀办公桌上的往来公文了,即将到来的,是火与血的洗礼。
9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登陆部队陆军第60师参谋长王坤说:张爱萍总指挥对我说,“你先去,到达头门山之后,迅速沟通联络,一旦中央军委最后批准部队行动,我向你发出‘东风’两个字。明白?”我说:“明白!首长。这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不对,是万事俱备,不要东风!首长纠正说……”
周瑜火攻曹操船队,要得是强劲的东风。但登陆部队期待的是风平浪静的大海。
1月17日晨曦,父亲和参谋长王德率前指陆海空三名参谋,从宁波出发。他们将经奉化、临海到海门,再从海门渡海抵头门山前沿指挥所。一路上,他不时地将手伸出窗外,试试风力的大小。“风,怎么还不停啊?”
上午10时,车进入临海公路段。正前方,横着一排军人,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一名军官上前敬礼:报告首长,军区来电话,请您立即到军分区接通和上级的联系。那时我军的通信还是相当落后的。军区电话到时,父亲正在从基本指挥所向设在前沿的前进指挥所转进途中。军区只好通知沿途各单位,见到前指车辆立即拦截下来。
华东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紧急通知:“立即停止作战行动。”
昨天晚上,也就是1月16日夜,总参谋长粟裕批示:
“作即办复:不要太过于紧迫,总之充分准备,完全有绝对把握攻占才行。因此我们意见时间仍可推迟。望你们再行检查。粟裕16/1”
1月17日,也就是今天,总参谋部正式批复:
“爱萍、王德二同志并华东军区:1月16日电悉。我们认为1月18日攻击一江山为时过早,必须继续充分准备,在气象良好的条件下,确有把握才能发起攻击。可推迟至2、3月份。”
据当时在场的参谋人员回忆,首长脸色阴沉,说了句:“莫名其妙!”他和王德嘀咕了一下,听不清在说什么,只是一直板着个脸,然后说:“给我要陈赓!”
父亲同陈赓是老相识。1935年9月,一方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后,改为甘陕支队,父亲任2纵13大队(原3军团所属红13团)政治委员,陈赓任大队长。父亲很喜欢陈赓的豁达和顽皮,俩人配合得很好。父亲说行军过程中,女同志要小便,就披件雨衣,蹲在那,陈赓过去就要撩人家的这块遮羞布,吓得女同志们哇哇乱叫,追着他打,他可高兴了。但邓大姐(邓颖超)、蔡大姐(蔡畅)在,他就不敢了,装得可老实了。后来他们为打马步芳的骑兵还发生过争执,但事后都不计较。父亲这时找陈赓,因为他现在是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
父亲说:“一听我的声音,陈赓就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你这个家伙会给我打电话!我可不想笑,我说,不能接受!我讲了三条,一是,部队已经全部进入待机地域,气可鼓而不可泄;即使撤出来,整个作战企图和我们设计的这套打法都将暴露无遗,使敌人警觉,给今后重新组织将造成极大的困难;二是,新的义务兵役法刚刚颁布,参战老兵,大多经过入朝作战、解放战争,又经过长时间的三军协同作战训练,兵员素质很高,如推迟,都复员回家,以后重新训练新兵,不知要花多大力气;三是,18日气象预报天气良好,当面敌情无变化,战区无美机、美舰干扰,从种种迹象来看,敌人尚未发觉我作战意图。天时、地利、人和,失之而不再来。”
“陈赓在电话里问我,那你有绝对把握吗?”
“我说,绝对二字怎么讲?”
父亲曾和我多次说过,在他的一生中,从来不用绝对二字。即使后来在主持国防工业期间,多次组织两弹一星的发射,不可预见的因素太多了,何况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要和政治联系起来。但他从来不用绝对这两个字,对上不用,对下也不用,也不要求和赞成别人用。对上使用这个字,是不负责任的。要求部下给你打这个包票,也是不敢承担责任的表现。他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相信任何事情都有他的偶然性,绝对二字不是一个指挥员应该使用的字眼。即使别人对你拍着胸脯说绝对,你也不要信他。关键在于检查他是不是把一切该做的都认真地、尽力地去做了。自己做出了判断,自己定下了决心,当然,自己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一个人的作风和风格。有了百分之九十的把握,就应该下决心。一旦出现了超出我们主观以外的因素,也就是现在习惯说的,不可抗之力,那只有承认失败、承担失败,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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