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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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周恩来、刘少奇、陈毅、彭德怀、粟裕、黄克诚、刘伯承、罗荣桓、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等都了解他的人品。对这个主观意志很强，喜欢标新立异，且又浑身长刺的张爱萍，即使他顶撞过他们，或许与他们意见相左，但对他都是给予信任和宽容的。

许多分歧的背后往往是理念的差异。是的，隔海相望，区区两万之众，十来个孤岛，这对一支曾经有过20年战争经验的军队来说，的确是个不起眼的小仗。数百万的敌军都在我们手中灰飞烟灭了，我军有的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这理应是我们的骄傲。但如果我们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呢！就在我军通过运动战几十万几十万的歼灭敌人的时候，在苏德战场上、在北非战场上，上千辆坦克的会战出现了。轰炸伦敦、柏林，动辄上千架飞机。在太平洋战场上，双方上百艘战舰对峙，一战就击沉三四艘航母，击落数百架战机。这种高度工业化社会的战争规律，将是今后我军面临的课题，值得我们去认识、去思考。在朝鲜，我们骄傲，因为我们和世界级拳王美国碰撞过，但那是山地作战。面对大海又会怎样呢？

一条海峡，真就这么难吗？

1949年10月24日至28日，我10兵团28、29军攻打金门，登陆部队3个多团9086人全军覆没。

时任10兵团司令的叶飞在谈到金门失利时说：

“最重要最主要的教训就是，当时蒋军有海军，有空军，在解放战争中基本没有被消灭，而我军空中没有掩护，海上也没有海军支援。渡海攻取厦门之战，第一批登陆部队使用足够装载8个团兵力的船只，在敌空军轰炸下，已经非常危险，幸而克服了这个危险，顺利攻克厦门。好事往往会变成坏事，我们因攻取厦门的胜利，而没有重视渡海作战中的困难，没有接受这个教训，结果在攻金门时碰了这个钉子。”

叶飞，是我军战功赫赫的将军。正因为如此，他的话，字字是血，是10兵团9000多官兵用生命换取的教训。

面对汪洋一片的茫茫大海，没有绝对优势的海军和空军，武力攻台就是一句口号。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我们过去的运动战、歼灭战是农业社会的产物的话，那么渡海登陆作战，就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台湾海峡之战，是一场实力的较量之战。解放台湾将是一场检验国家综合实力的战争，是一场比拼现代化程度的战争，是一场打钢铁、打高技术的战争。为什么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关键在于国家的实力和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一切历史的光荣，都要在这条海峡面前重新检验。

我的这些话，即使放在改革开放了20多年后的今天，也未必能得到主流意识的赞同，何况半个世纪前呢？这是两个不同观念的较量。看看我军多年来的教材吧，四渡赤水、陕北三战三捷、三大战役……这些贯穿着战场机动特色的战例，我不否认它的辉煌，但在掌握了制空权、制天权的天基平台的对手面前如何保障军队的机动和生存呢？

现在还可以找到父亲当年发表在《人民前线》上的文章：“目前我军正在进行着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建设，就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学习运动。”（注：1952年10月25日《人民前线》杂志151期）他对所属部队的干部说：不要总以为自己的部队过去如何能打仗，有战功，看不到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变化。不要总是老子、老子的称呼自己，什么“老子的部队如何如何；老子革命多年；老子什么时候就当了什么干部……”（注：《张爱萍军事文选》133页摘要）

“老子当年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这是很多将领挂在嘴边的常话。他们大多来自赤贫的农民，揭竿而起，一把菜刀杀出来，一身血污，坐了天下，今天他们眼里还有谁呢？无怪毛泽东说：游击队不可冒“油”，野战军不可撒“野”。

我们的高级指挥员，我们的元帅和将军们，你们说呢？

父亲是直接向彭老总汇报的。彭总同意这个计划，还有他更进一步的考虑。从美蒋在《共同防御条约》中的讨价还价看，美国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底线到底画在何处，一时尚无法看清。彭老总的顾虑是有道理的，因为后来正式签署的文本证实，除明确了美蒋共同防御的领土为台湾、澎湖外，又增加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彭当时认为，不妨先在一江山这个小岛上刺探一下，以摸清美国的底牌，这样做不至引起大的风险。但必须取胜，否则可能助长敌军气焰，甚至可能引起美国公开宣称“协防”，所以他说，杀鸡也要用宰牛刀。

8月2日，彭德怀主持会议，批准了父亲对作战方案的设想。

8月24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华东军区关于大陈列岛战役行动方案。

8月27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直接归军委指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浙东前指司令员兼政委。

前指副司令员共4位，他们是：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华东军区海军参谋长马冠三；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参谋长是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

与此同时，浙东前指又成立了空军指挥所，聂凤智任司令员；海军指挥所，马冠三任司令员。不久，又成立了登陆指挥所，20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后勤联合指挥所，林维先任司令员。海军的实际指挥是华东海军司令陶勇。

10月31日，父亲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也就是说，浙东前指的司令员兼政委是由一名总参的副总参谋长担任，可见这场战役作战指挥层次之高。

1954年12月9日，战役决心下达到参战部队。

一江山，终于成了攻击的目标。从此，这个小岛一举成名，成了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标志，永远载入了我军的战史。

6　天空和海洋

翻开大陈列岛作战的档案卷宗，你会看到，早在正式作战方案批准前，作战行动就开始了。

军委最后批准的华东军区的作战方案是这样的：

整个作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形成孤立、围困、封锁大陈守敌的战场条件。

第二阶段，对南、北一江山岛同时实施登陆突击，全歼守敌。尔后，完成对该岛的防御，粉碎敌可能的反击。

对大陈的攻击另行下达。

……

参战兵力（略）、任务区分（略）、作战编组与装载等（略）。

从第一次攻击大陈岛的动议，到毛泽东最终批准这个计划，已经整整两个年头了。

究竟这场仗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恐怕谁都说不清楚。实际上，自父亲调任华东军区参谋长后，这么多年来，海峡双方围绕着沿海诸岛的作战行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在1954年8月24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大陈作战的方案之前，海、空军和拔除近岸敌占岛屿的作战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翻开历史，你会发现，许多今天讲起来策划周密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往往是由一个突然事件和冲突而触发的。台州外海的大陈海域盛产各种鱼类，入汛以来，南来北往的渔船云集于此，高峰时竟达5000多条，约10万之众。3月18日凌晨，我护渔的“兴国”、“延安”两舰与来犯的敌“太”字号护卫舰、“永”字号扫雷舰交火；在三门湾附近活动的我巡逻艇也遭到6架敌机的袭扰。情况报上来后，华东战区立即给海军下达作战命令。下午14时38分，我海军航空兵米格－15战机2架进入南田上空，与对猫头洋海域进行骚扰的4架敌F－47遭遇。2架对4架，空中缠斗一直逼近到大陈岛上空，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敌地面对空火器的威胁下，我机把敌一直压到距海面70米，两机近到400米时才开的火。真是玩命！这就是著名的南田空战，也是我海军航空兵组建以来的第一次空战，击落敌机2架，我一无伤亡，开局2比0。

父亲立即电话向参战部队祝贺，省委书记江华亲临慰问，军委海军给予嘉奖。历史记住了这两位空中英雄的名字，他们是海军第一代飞行员：长机崔巍；僚机姜凯。

双方由此展开了浙东海域制海权、制空权的争夺，拉开了大陈列岛战役的序幕。这一天是1954年3月18日。

为什么要早在大陈战役未批准前，专门组织海空军争夺制空、制海权的作战呢？后人在整理和研究这个历史事件时，往往是很难理解的。

父亲说：“兵无常势。你要打人家，就要先考虑人家会打你。要想到可能出现的最恶劣的情况。一旦敌人发现我们有发起战役的征兆，有可能先发制人，抢先对我沿海城市实施轰炸，如上海、杭州、宁波、福州等，那就会引起很大的麻烦；从海上也可对我舟山、象山、海门等港口进行炮击。分散、牵制我作战力量，稳定大陈的防守态势。蒋介石的海、空军力量在解放战争中并未被削弱，后来又得到了美国的援助，在数量上是我参战兵力的若干倍，而且又有海上作战的经验，应该说，敌占优势，不能不防。但不是不能打，我们比敌人离战区要近得多，这是我们的长处，天时、地利在我一方。”

父亲在讲述时，一再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你想，战役行动还没有批准，就遭来敌人的报复，万一上海落下颗炸弹，炸得你人仰马翻、断水断电的，领导层还不迁怒于你？搞什么名堂？这个惹事的家伙！没等敌人打你，自己就先被撤职查办了。

“首先是加强沿海重要城市和港口防轰炸、防炮击的准备。最重要的是，主动寻找战机，彻底打垮他在浙东沿海的海空军力量。我们把轰炸部队、强击部队、歼击部队在沿海展开；把鱼雷快艇、巡逻艇推进到田岱岛、白岩山附近；把炮兵部署在头门山、白岩山、羊屿，摧毁驱赶一江山、披山，和进入岛屿之间的敌舰船。”

一个指挥员不仅要考虑对敌斗争，也要兼顾到内部的各种制约因素，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政治环境，才能使自己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得以实现。这大概也是和平时期军事斗争的特点。

他有两个朋友，也是他得力的助手。

前指副司令兼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他在朝鲜战场任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以聪明机智和大胆著称，面对世界空军霸主美国，把我们这个年轻的空军部队指挥得虎虎生风。他比父亲小4岁，父亲对他非常赏识，提起他时说：“这是个有本事的家伙，朝鲜空战、沿海空战，实际上是他指挥打的。”上世纪80年代空军司令员人选更迭时，父亲在军委工作，曾力荐过，但最后聂被安排为南京军区司令员，父亲说：“可惜了，这个人放在空军作用会大得多。”

聂凤智回忆道：朝鲜战场打的是大机群空战，不习惯于打单批单架或小编队偷袭性窜扰的敌机，在担负防空作战的一段时间内，一度没打好；在轰炸、强击部队中，也需要由陆上转入到海上的问题。

空军20师副师长张伟良，第一次率队出击，袭击停泊在大陈湾的军舰。投弹后看见浓烟升起来了，特别兴奋，立即向指挥部报告战果。返航时他不放心，又转了一圈，妈的！是国民党军舰上放的烟幕，够狡猾的，愣是把自己给涮了。那时政治工作搞得特好，这边机场上欢迎的人群还手举鲜花，敲锣打鼓地准备迎接载誉归来的空中英雄呢。

张伟良写道：我一下飞机，就低着头赶紧从飞机后面溜掉了，坐上吉普车直奔指挥所向聂司令报告，聂司令，我没有完成任务……可庆功会都准备好了，张爱萍司令员亲自到会讲话：“应该奖赏你们，你们取得了胜利还作检讨，很可贵。”……当张爱萍司令员亲自给我戴大红花时，我难受地退缩了……我回头看见自己的战友，他们和我一样，眼睛里滚动着泪水，我们心里清楚，这是首长给我们鼓励。我们都说不出话来……

真滑稽！我就此事问父亲，他说：“怎么不记得？是有个飞行师长，姓张，那次吴法宪还去送行。看一支部队，看信心、看勇气。像他那样的人，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

在当时的技术状况下，要提高命中率，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投弹高度。为了避免被敌防空火力击中，就要巧妙地利用地形，紧贴海面，躲过敌方的雷达，或绕过岛礁，从山谷中穿进去，从背后攻击停泊在港湾中的军舰。这需要高超的技术和胆量。张伟良师就在玩命地训练这个高难度课目，飞行员的行话叫超低空掠桅轰炸，也就是低到快要碰到船上的桅杆了。轰炸航空兵部署在杭州笕桥机场，从模拟的山谷飞出来，返场时一个大转向，正巧从西湖边擦过。父亲曾坐在山顶上，看战机从他脚下的山谷中一架架掠过，风把帽子都吹跑了。可能是飞得太低了吧，空军司令刘亚楼三次给张伟良打电话：你疯了！怎么搞到西湖上来了？知道吗？毛主席在杭州！”

刘亚楼把张伟良传去：怎么说了就不听的！我空军司令怕你什么飞机，掉到我头顶上我也不怕。但毛主席在这里工作休息！知道吗？

不过他又笑了：毛主席听到整天隆隆的飞机声一再说，训得好！但你们动静也实在搞得太大了嘛！

1955年1月10日，张伟良师奉命出击。从上、下大陈间的海面上掠过，第一次投弹就命中了，这是一艘美国总统杜鲁门送给国民党政府的“中权号”坦克登陆舰。冲天的火焰喷射出来，这一次再也不是烟幕了。

在最后解放一江山和大陈列岛的作战中，张伟良师战功赫赫。张本人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

张伟良这回可受之无愧了。

王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张爱萍司令员很早就向我们明确提出：海空军要先于陆军投入战斗，边打边练。要积极寻找战机，千方百计地消耗敌人，破坏敌之心理稳定，使敌由强变弱，使我由弱变强，从而夺取战区制空权、制海权，从空中、海上封锁、围困敌岛，力求在我对一江山岛发起进攻时，敌难以对我进行空战和海战。”

父亲自己说：“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在实战中锻炼我的部队，锻炼我的司令部。”

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陶勇，新四军的一员战将，也是个锋芒毕露的家伙。他并没有参加到前指来，不是不要他来，是他自己不来。他当着很多人的面说：“我看前指设海军指挥所就是多余的！”

回忆到这一段情节时，我问父亲，他笑了笑，说：“是他亲自部署海军的作战行动。”

“作战会上，陶勇和苏联顾问吵架。我是想给苏联同志留面子的，有不同意见不奇怪。但顾问不干，一定要我表态，说你这个司令员要讲话。那我就不客气了，说我们海军司令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完全赞同。顾问不高兴了。我们吃饭叫他也不来，他自己打开个手巾铺在草地上，吃面包和香肠。我说你那个东西没有我们的好吃，叫人送去，后来他也吃光了。我对顾问说，我们两个布尔什维克好好谈谈怎么样？他回到华东军区告了我的状，后来又告到北京彭老总那里，我才不管他这套呢。一江山胜利后，他到机场来，拥抱我说，欢迎胜利的将军。我很感动。后来我去苏联访问，他请我在莫斯科吃烤鸭，哪里能好吃？是布尔什维克，就应该这样。”

一个彼此信赖，相互支持的领导核心，是胜利的保证。

按作战计划，一江山渡海登陆作战，至少需各类舰船125艘。可华东海军只有59艘。陶勇从青岛海军基地、华东军区公安司令部、福建军区、浙江军区和22军，又征调了60艘船只，但仍有缺口。父亲亲自跑到上海，从江南造船厂、上海港务局又弄来17艘登陆艇。到一江山岛作战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