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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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特别强调了是“最困难时”。

现在，这个计划终因眼下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大“扫荡”而落实下来了，最困难的时刻到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迁移到苏皖边界的盱眙县黄花塘。年老病残的发给路费回原籍，女同志或者孕妇就地安排打埋伏，隐蔽到可靠的群众家中。将非作战部队的军、师鲁工团（注：新四军鲁迅艺术工作团简称鲁工团，何士德任团长）解散，除少数留下，其余分别去了延安或回上海、大后方等地。1月6日，黄克诚将尚在盐阜区的文化人转移到阜东县海边八大家一带，其中不乏许多当时享誉中外的文人，如芦芒、林山、沈柔坚、阿英、铁璎、贺绿汀等。

一时间，黑云压城。

敌伪这次是针对新四军核心区的扫荡，军部转移后，3师主力留在苏北核心区坚持斗争是理所当然的。3师干部中，适合独立指挥师主力作战的是三个人，一个是参谋长彭雄；一个是原8旅旅长田守尧，他虽然只是旅一级干部，但他是跟随黄克诚南下的。再一个就是父亲，他是副师长，长期指挥作战，对江淮地区熟悉，特别是独立开辟皖东北的业绩，比较起来，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尤其是，彭雄、田守尧这时已准备赴延安学习。对一个军人来说，临危受命，是他的荣誉，是对他价值的认同，何以会有如此情绪呢？

我问过父亲，他说：“形势比我在皖东北时好得不知多少倍了。鬼子虽然多，但部队已经锻炼出来了，根据地也建设起来了，敌人进入根据地，主动权完全在我们这边，反扫荡，我有信心。只是心里有气，平时怎么讲都不听，好像天下太平了，临阵又这样惊慌，什么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平时那股威风劲都上哪里去了？”

我明白了，原来症结在这里。你是指谁在耍威风？我问道。

父亲没有正面回答：“就知道揽权！除了会整人，就是夸夸其谈。少奇同志调走后，就排挤陈老总。有些人是看谁的势力大了，就巴结谁。我们阅兵，还专门去请。今天，我就是要杀杀他的威风！”

无怪陈老总要对他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吧。”真是耍小孩子脾气！

还是我妈说得明白：“你爸这个人啊，这辈子就是这样。事也干了，人也得罪了，好坏都是他。”

我知道，他不过又是嘴上痛快而已，有气归有气，对军人来说，炮声一响，一切恩怨情仇、儿女情长都应抛掷脑后。他像一头苏醒过来的狮子，他嗅到了逼近的猎物，战争使他的个性得以张扬，危险使他的生命具有了价值，他属于那种只能被挑战激活的人。

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很快转移到淮南地区去了，3师师部分散到盐阜边与苏中交界地区，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等非战斗单位和人员也都陆续疏散隐蔽到位。

父亲率8旅及7旅一部的将士们留在敌人的合围圈里，他们将与根据地的人民同在。

2　战争叫女人走开

苏北的土地是贫瘠的，但风光却是旖旎秀美的。就是在这里，父亲见到了一个使他怦然心动的女人。

这个女人后来就成了我的妈妈，她与父亲相伴到老，她生下了我们兄妹4人，直到父亲去世，他们一起走过了61年的人生时光。

对他们来说，这次结合，都已是第二次婚姻了。在这之前，妈妈一直在新四军皖南军部工作。年轻时的她，端庄大气，温文尔雅，在和我父亲认识的时候，她的前夫在皖南事变中已牺牲一年多了。我父亲的前妻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当过周恩来秘书的国家卫生部部长杨纯。在我们这一代人看来，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婚姻的变故是不幸的，但也是正常的，可老一代人往往对此讳言忌深。

父亲似乎不很愿意谈论这样的话题。问起他怎么认识我妈妈的，为什么会看上她。父亲所答非所问：“我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妈妈，她为我吃了很多的苦，我耽误了她。”

倒是我妈妈很愿意谈他们相识相爱的经过，有时，父亲在一边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妈妈总会讲着讲着，冷不丁地问他一句：“是不是这样？”父亲会笑一下，但从没有点过头，或是摇过头，那神态好像是不置可否，甚至使人感觉到他心里在嘀咕，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有什么好说的，婆婆妈妈的。

反扫荡的战火日益逼近。所有的后方机关和家属们都转移撤离了。

可我妈妈怎么办？她刚结婚4个月，此时已怀上了我哥哥了。

父亲回忆这一段时说：“对付鬼子扫荡我有办法，比这更艰苦的都过来了。只是你妈妈怎么办？她必须离开，这里实在是太危险了。”

妈妈转移去了盐东。谁知，过了些天，盐东县委书记过来开会，又把妈妈带回来了，那儿没法藏身。这样又转到东海县的八大家，那儿有个叫张景惠的棉花商行老板，是个进步士绅，商行又在东海岸边，相对会安全些。可几天后，鬼子的飞机轰炸了八大家，商行被毁，张老板的夫人炸断了一条腿。张老板为难地说，我们家遭大难了，实在没法再留你了。

妈妈说，她是从炸塌的瓦砾堆下爬出来的，当天晚上，她扮成农妇模样，揣了把剪刀，独自离开了张老板家。她唯一的去处是盐东，直觉告诉她，在那儿可能能找到自己的部队。正月，天寒地冻，海风凛冽，四野茫茫，她一生中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独和恐惧。远离部队，远离自己的丈夫，一个人在空旷的夜晚中摸索着寻找归宿。盐东在八大家以东，渐渐地，东方发白了，她知道要往太阳升起的地方走去。

白天只能躲在高粱地里，等夜幕降临了再赶路。终于，她走到了盐东，3师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带着机关辎重转移到这里。妈妈回忆说：“我一见吴法宪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了。”离开了集体的个体是难以生存的。“吴拍着我说，好了，好了，你看，这不到家了吗。”

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如果我爸在场，妈妈总会说，该你讲了。我爸就会接着说下去：“吴法宪的电报一到，人还在，我就放心了。鬼子出动了18架飞机轰炸八大家，那里是我们的被服厂，机器设备都装载上船，鬼子来偷袭，就把船开出海去，时间长了，鬼子摸到了规律，就来轰炸。我一听到消息，想，坏了，很后悔，真不该把你妈转移到那里。”

“文革”时我们家落难，走投无路，想找找关系递个申诉，翻遍了以往的熟人好友，都被打倒了，这就想到了吴法宪，妈妈说，他该不会忘记那时的情景吧？

根据地是回不去了，盐东也非久留之地。经组织安排，她和汪云（曹荻秋的夫炫）、陈绥圻（吴法宪的夫炫），乘一艘货船来到了上海。

陈绥圻是上海人。说好了她们仨到上海都住陈绥圻家的，可是送她们的交通拿着支票去银行兑现，就再也没有回来。是卷着钱跑了，还是被敌人逮了去，不得而知。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此时，汪云已临产，她们将她送进医院，不久生下一个男孩，自己却因大出血永远离开了人世。曹后来的夫人姓石。许多年后，我对妈妈说，见到曹荻秋的儿子了。妈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曹纪云”。“是纪念的纪吗？”妈妈一听就伤感起来，说：“那一定是汪云的儿子了。我想见见他。”

偌大一个上海，举目无亲。她想起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在大陆洋行当差，或许能帮上一把，可天色已晚，又下着小雨。妈妈说，蜷缩在洋行门口的那一夜，她连眼皮都不敢合一下，好不容易才捱到天亮，可以想像得到，那个本家亲戚见到她时的惊讶程度。我妈妈和她的弟弟、妹妹参加新四军抗日，族里有所传闻，只是李家的二小姐忽然出现在这里，看她落魄的样子，实在是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终于，在本家亲戚的帮助下，她辗转回了宁波老家小港。

自从离家参加了新四军，这是第五个年头了。战乱和流离，母女相见，欣慰中自然伴随着眼泪。为了安全计，她们搬到乡下，那里有个浪漫的名字，叫沙夏。我妈说：“小港的房子不能住了，墙里嵌进去一颗炸弹，没有爆炸，弹头就从那边的墙壁露出来，可你外婆还在这边做饭。”可怕吧！在沙夏，妈妈生下了我的哥哥。

妈妈说她不是家属，而是一名抗日战士。她的丈夫还在和敌人厮杀，她要和他一起战斗。通向敌后的返程道路同样是艰险的，妈妈说：“家里当然不让我再回去了，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把幼兰（注：曾用名，现名李又兰）改为玉化。玉化，这两个字，代表了我的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民族存亡，不做兰花，而是战士。”中国的女性，自古就不输男人。

哥哥8个月时，她把他留给了外婆，先到了浙东谭启龙（注：时任浙东游击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后先后出任山东、浙江、青海、四川省委第一书记。）那里，陆路不敢走，就由海路返回苏北。船在途中遇上了风暴，大桅都折断了，只得随洋流飘零。骄阳似火，风暴过后，一丝风也没有，船就像凝固在镜面上。渴得受不了了，就喝海水，嘴上尽是盐花，这无异于自杀。只盼着下雨，所有能接水的东西都用上了。大雨过后又是暴晒，生命在挣扎。两个多月后，他们终于看到了地平线。

战争没有能让女人走开。

我弟弟曾向他的一些外国朋友谈起父母的这段故事，这些老外们怎么都听不明白，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一支军队，他们是带着老婆打仗的，还生儿育女？这离他们生活的常识太遥远了，连想像都产生了困难。

让我们再回到苏北战场。

我找到一些有关当年的资料，从中可窥一斑。

一份是父亲写的《告全体共产党员书》：“不怕牺牲，咬紧牙关，克服侥幸心理，和当地群众一起，准备苦斗两年，消灭进犯之敌。”

一份是他在全区反扫荡紧急动员大会上所作的《怎样坚持盐阜区的斗争》的报告。各乡各镇赶快动员起来，干什么？

一是破路挖沟。苏北平原，一览无余。部队怎么机动？群众怎么转移？他下达指令，有路皆沟，沿路挖沟，沟要一人深，通向芦苇荡和青纱帐。敌人来了，就像《封神演义》里的土行孙一样，钻进去，土遁了。

二是拆桥打坝。苏北河湖港汊多，鬼子汽艇一下子就能插到纵深。因此，要求在河里打上暗坝，距水面齐腰深，一是拦住汽艇。这个办法非常有效，经常是鬼子汽艇一头撞上去，人仰马翻，被我射杀。二是便于我部队转移。被鬼子追急了就从暗坝上蹚过去，人一晃怎么就不见了？再一看，“八路的，河的那边！”因为每条暗坝都是做了记号的。

这两条，按现在的军事术语叫作改造战场地形。

父亲说，战场地幅有限，反扫荡初期，敌人势头强劲，要将部分主力地方化，做到县有武工支队，乡有武工大队，充实增强县乡独立作战的力量，使敌处处挨打，疲于奔命。待敌十分疲惫时，再适时集中主力，打它几个歼灭战。这个作战思想和基本战法，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运用得更为炉火纯青。

据我查到的资料，最初盐阜区内我军主力只有4～5个团，但经过两个月的反扫荡前的准备，他手里握有主力和地方武装已经达到了13个团，持枪的基干民兵组织达到十几万之众。父亲说：“敌人推迟了行动，使我以逸待劳。”

他还办了干部训练班，推行他的独特战法——“敌进我进”。毛泽东讲的是“敌进我退”，父亲说，往哪退？敌人进了根据地，我们没有地方退，只有进。这个进，不是硬碰硬，是进到敌伪区里，有利就抄他的老窝，不利就给我潜伏下来。当敌人撤回去，我们再打回去，端他的新窝。

他在报告里讲，战机不是等来的，是创造出来的。每个部队都要组织精干的小分队，抵近至敌前沿，保持接触。敌前出时，我在宽大正面上实行机动防御，节节后撤，敌集中兵力攻击时，我则分散从两翼转至敌后，咬住不放。不断袭扰，疲惫敌人。

他还在敌人据点周围撒出去大批的谍报人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在敌设伪政权的地方，事先就物色了开明士绅，派进去里应外合。开始没有谁愿意干的，怕将来说不清。父亲说：“就叫区政府给他们都立个字据。”

规定是缜密具体的，连党政军各级机关人员所携带的物品都严格限制，一律不许超过6斤。重要物品资料坚壁清野，后勤物资、军火、被服工厂，全部上船，一有情况，就开进芦苇荡。

为了做到白天是敌人的，夜晚是我们的，根据地掀起了打狗运动。父亲说：“不过我还是允许他们每个村留下一公一母两条，否则苏北的狗真该绝迹了。夜里部队路过时，常看到老乡把狗搂在怀里，像哄小孩似的，怕它叫嘛。”每每回忆至此，他都会感叹地说：“苏北的老百姓真是好啊！”22年后，父亲带着工作队回到苏北搞社教，他贸然停止了中央当时确定的对农村基层干部进行“四清”的做法，代之以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文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我想，其思想和情感的渊源，大概可以追溯到眼前的这场战争。

他用当地的苏北俗语，对各县武工队和基干民兵规定了三种战法：

一叫“小孩拉瞎子”。就是以小部队佯动，诱敌至错误的方向，徒劳往返，疲于奔命。

二是“狗咬叫花子”。以小分队尾随敌人，黏着他打，有掉队者、后勤补给者，就干掉。

三是“小偷挖洞偷东西”。就是敌人一住下就打，放枪扔手榴弹，有出来挑水的、放哨的，见着就打他黑枪。让他知道，进了我根据地就一天也不得安生。

他要求各级指挥员，不要怕部队被打散，打完就撤，撤就要撤得快，撤得要分散。事先规定好，白天打散了，入夜再集中。第二天接着再干。

有老同志回忆，张爱萍副师长在台上大声问，我说的三种办法，你们记住了吗？

大家回答：记住了！

那就给我重复一遍！

会场就响起：“小孩拉瞎子，狗咬叫花子，小偷挖洞偷东西，哈哈，哈哈！……”

这哪像大军压境啊。

最后，张爱萍掏出他的左轮枪，往桌上一拍，说：“打起来，谁后退，我就枪毙谁！我后退，你们就枪毙我！”

军中无戏言。面对迫近的敌人，3师的将士们已经跃跃欲试了，他们在进行最后的热身。

就在我写这本书时，一个朋友寄来一张报纸，通栏标题赫然跃于纸上：“新四军战斗密令突现京城”。刊登的是一个收藏家从旧货市场获得一本失去封皮的日记，里面有18篇1942年至1943年的新四军战斗密令。部分密令后有“爱萍”落款。在日记第二页上写有“紧急指令（参字第001号）：据昨日获敌此次作战计划，……歼灭韩部（注：应是指国民党韩德勤部队）时对我佯动。……根据各种情况分析，敌对我盐阜扫荡是最严重的。……责成各团分别回报情况。爱萍”

同时还报道，在3月23日的“战字第七号命令”中，详细记载了新四军的作战计划，看得出，战前部署非常细致，仅侦察部分，就分攻击之敌、敌增援部队、可能的进军路线、日伪各据点的分布、通信联络的办法。在攻击器材准备中，甚至还有梯子、洋镐、十字镐、干草、柴火等。在3月24日的敌情通报中，详尽地描述了盐阜地区日伪军的活动情况，大约有十余条信息。撰文者感叹地写道：“能让当代的人对我军当年如何奋战在抗日前线有直观而深刻的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