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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长烨回忆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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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进去，成为权力斗争的道具。另一方面，我也得承认，如果不是我已经拥有了这么大的权
力，在大学里我甚至保护不了自己。最让我难过的是，自己身边的老师们被迫害，我却束手
无策。 我当时在想：逃避政治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我甚至开始后悔，当初应该听从干部部
的劝告，去中央党校，而不是来到金日成综合大学。南方劳动党的人被肃清之后，接下来轮
到了苏联派和延安派。
2译注：金日成的亲兄弟
两派的人企图借苏联批判斯大林之际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大学里有点勇气的老师都
站在了他们一边，老师们大多同情被肃清的南部劳动党成员。延安派的代表人物是金斗丰，
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在学者中有很高的威望。一直反对金日成的苏联派朴长玉和延安派的崔
昌邑，还有反对个人崇拜的学者们联合了起来。 党中央监察委员会随时派人到学校了解情况，
他们到了学校一定会找到我，秘密调查校长和书记的动向。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势下，我对
政治斗争既不懂，也不想卷进去，所以对所有的问题一概回答不知道。1956年8月，在全体
党员会议上，以朴为代表的苏联派和以崔为代表的沿安派联合势力攻击金日成，最终以失败
告终。 正当这个时候，又爆发了金日成综合大学党支部书记等人逃亡中国的叛党事件。 接
下来自然是大学内又召开了思想检讨会，又一批学者牺牲了。传闻金日成大学的教授们写了
反对金日成的秘密宣言，写作的人没有参加思想检讨，他们被秘密警察带走了。 申载允老师
是曾经的平壤经济专门学校校长，肃清运动时他在金日成大学通信专业。延安派的崔昌邑被
捕后，他立刻骂崔昌邑是坏蛋。但是问题是，党内都知道他是延安派的人。去延安之前，他
是日本日援会成员，所有日援会成员都被当作延安派。他的同僚们听到他骂崔昌邑，就联合
起来攻击他。我觉得，虽然他有性格上的弱点，不通人情，但是，他还是希望能保持良心的。
党组织劝我断绝同他的关系，看着他被整垮，我没能力援助。后来，他被发配到平安北道，
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我曾经接受过他的恩惠，却没能帮上他的忙，我时常内疚，当时
他都50多岁了。 接下来我想说说曾经和我一起逃难的宋宪革，他也是50年代牺牲的知识分
子之一。 根据他的说法，他在金日成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一个月之后，又回到了经济专门学校。
朝鲜战争爆发后，人民军一度后退，他被韩国军队抓住，负责给士兵们装弹药。后来人民军
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回来之后，他又进了人民军，并希望重新入党。因为担心人民军（怀疑
他），他一直在人民军内呆了7年之后才找我帮忙。 “你现在被安排在哪儿？” “平壤西区，
人民委员会商业部当指导员”。 我决定帮帮他，我先去教育省，拜托他们考虑安排宋的问题。
然后又去找了与我关系不错的商业学校校长，跟他讲宋很有才华，强烈推荐宋去商业学校做
教员，校长同意了。
重新进入商业学校后，宋工作更加努，一段时间没有出什么乱子。但是到了1956年8
月，也就是前文说的延安派和苏联派攻击金日成反遭肃清之后，党的个人独裁更加严重，开
始严格调查所有知识分子。宋虽然你不是富人家庭出身，但是曾经参加过日本军队，哥哥又
跑到了南方。。结果被发配到平安北道一个
“养成所”当教员。 后来他还寄信给我，虽然当时我已经进入党中央，但是仍旧没有能
力去搭救他。好好的一个人就这样因为政治牺牲了。 从宋的身上，我学到的是：一个人的才
华和善良未必能保证成功，相比而言，独立自主性要比创造性更重要。在东京时，我劝他不
要参加日军，他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饥饿等），还是去了。在不该回去的时候又回到了金日
成大学，在不改结婚的时候听从父母结婚。。宋天性善良，在学生时代就十分听老师的话。 想
到他我还联想到对后代的教育问题，在教育子女时，除了交给他们知识，还要让他们学会自
主和拥有不屈的斗志。
第五章 金日成的理论秘书
1958年1月3日，我成为党中央书记室的理论书记，在党中央上班。金日成在抗日战争
时期就设立了书记室，将自己的理论书记一律称作“秘书”，理论书记们享受副部长级待遇。
书记室自从金日成开始党的事业时就设立了。书记室长曾留学苏联，比我早一年进入书记室。
室长之外还有两名书记，一位是金日成大学研究院出身，听说中学是在日本第三高中就读的
才子。另一位解放前在首尔大学毕业，比我大九岁。 他们的专业都是经济学，但是文章都写
得非常棒，特别是室长，非常擅长写理论文章。成为党中央的书记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
变化，我有了个人专车，有军人护卫，还住进了高级住宅区。为了辅佐金日成总书记（当时
叫党委员长），党中央各个机构都会听从我们的建议，我们拜托的事更是不敢怠慢。 每天晚
餐都在“经理部”免费吃，妻子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戏剧电影大学教俄语。就这样，我们
的富裕生活开始了。有一天，妻子小心翼翼的对我说，想把寡居的生母接过来。丈母娘离婚
后又再婚，不过新丈夫也已经死了。我立刻同意了。丈母娘带着再嫁后生的儿子和女儿搬了
进来。我让女孩进入医科大学学习，男孩进入技术学院学习技术。当时，中央委员会有委员
长和副委员长，下面是部长、副部长，科长、指导员。后来，党中央委员长成为总书记，副
委员长开始叫做书记。 为了不将党魁秘书的“书记”（指我们）和党中央领导“书记”（原党
中央副委员长）混淆，本文中，书记指的是党中央领导，秘书指我们。理论秘书（即理论书
记，下同）们还有一个技术秘书，他其实就是给金日成跑腿的。金日成很看重我们这些秘书，
包括政治局会议都让我们参加。金日成主持会议和去各地视察时，我们都会陪同。金日成对
我们说，“同志们不仅要读懂我说的话，连我的脑子里的想法也要能读懂。只有这样，才能写
出符合我的意思的文章。”我们这些秘书们的基本任务就是为金日成写演讲稿，以及整理金日
成的讲话。还有，修改那本已经出版但是整理的不太好的《金日成选集》。我们除了为金日成
个人整理和写文章之外，还要写以党中央名义下发的“决定”和“红头文件”，以及修订各个
部门送来的文件。金日成还命令我们为他的主要干部写演说稿，并为他们提供理论帮助。 1958
年8月，母亲去世，享年80岁。（略）
北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的方法消灭阶级，这其实和用强盗的方法消灭强
盗没什么区别。我不知道最终能否消灭强盗，但可以肯定的是，强盗的逻辑和强盗的手段反
而更盛行了。北朝鲜的统治者要求用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
解决阶级问题，结果造成的阶级问题比任何阶级社会都严重。 1958年是北朝鲜历史上
很关键的一年。经济上，北朝鲜宣布完成农业合作社，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政治上，金
日成肃清了国内的反对派以及延安派和苏联派，完全建立了个人独裁体制。人民的生活与朝
鲜战争之前相比，也有了巨大改善。如果金日成从1958年开始，只是独裁10年，那么朝鲜
现在也不会发生每年饿死100万人的惨况。无论是发动朝鲜战争，还是肃清政敌，金日成当
然负有责任。但是我不得不说，斯大林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无产阶级斗争理论也起到很大
作用。根据阶级斗争原理，对于阶级敌人，无需在乎手段和方法，只要发动进攻就是正确的。
它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 当时我还是很尊敬金日成的，因为他发动了对日本帝国主
义的反抗。我还是征用兵时，听说了被包装过的金日成的故事。当时我想，如果此生能见金
将军一面，死也无憾了。解放后，也不知那些到底是真是假，我这样想：“不管怎么说，金日
成参加了游击队，所以北方人民才接受了他”。我非常敬佩游击队员们的勇气。后来我与游击
队员出身的干部们金日，崔永建等都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 1958年我成为党中央的秘书，
那年金日成46岁，每天早起晚睡，没有别墅，到地方考察时与我们一起在车里吃住。早上我
迷迷糊糊起来的时候，金日成已经与副官在散步了。金日成当时精力旺盛，通常是我们这些
秘书们急急忙忙跟上他的步伐。 金日成每周主持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通常只召集相关部
门的人参加，但是我们这些秘书一次也不曾缺席。会议上的速记内容和录音材料都保管在秘
书室。我们把文件整理好后，呈交给金日成，他下结论，然后作为正式文件发表。金日成的
反对者们异口同声的批评金日成将苏联、中国、东欧的援助不用于提高人民生活而是发展重
工业。金日成反驳说，如果不发展重工业，朝鲜永远无法独立自主。 在金日成的重工业政策
指导下，1958年北朝鲜生产出了28马力的拖拉机和货车。那年我陪金日成去平安北道、两
江道等地考察，军事工厂已经在地下建设完成。 我的感觉是，写演讲稿与写教科书完全不同。
从开始写讲稿到写得顺手，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去秘书室工作不久，1958年4月，我被要求
写金日成对司法监察的演说稿，我在室长的帮助下写完交上去，但是金日成并不满意，他最
后演说时没有用稿子。那是我第一次写稿子，结果以失败收场。最后我还是根据金日成演说
的记录整理好了稿子。我将整理好的稿子交上去之后，金日成评价说整理的很好。那篇演说
后来收录进金日成的选集。
金日成的演讲以经济问题居多，大多由其它精通经济问题的秘书动笔。这样以来对我反
倒是好事，因为我业余时间就多了，可以继续研究我的哲学问题。其它秘书到了周日喜欢打
猎或去其它地方玩，我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秘书们为政治局委员们开讲座，所有的政
治局委员除了金日成和崔勇建都要参加，秘书室长负责经济部分，我负责哲学部分。我当时
自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很高。1958年11月，我和秘书室长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和越
南。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去中国和越南。中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为了迎接金日成，中国
派高级干部到了丹东。来迎接的干部中，外交界有朝鲜族同胞。当时是11月，地里的高粱和
玉米还没有收割，我就好奇的问为什么。官员对我说，明年我们就会研制出一公顷生产
500…600吨玉米的方法，这些玉米农民不要了，就烂在地里了。当时中国声称获得了大丰收，
中国还给我们看了照片，孩子们坐在丰收的稻穗上。 列车经过山海关时已经夜深了，但是铁
路旁边还有火光，我问怎么回事，中国官员说： “那是在土法炼钢，我们将用15年时间超
过英国，全国人民不用现代化的炼钢炉，就用土方法在生产钢铁”。 到达北京站时，中国总
理周恩来等党和国家要员来迎接我们，毛泽东当时在武汉，我们一行也朝武汉出发。到达武
汉后，金日成去与毛泽东会晤，我和室长在宿舍准备讲稿。第二天金日成回来说，“毛泽东说，
中国将减少三分之一的耕作面积，剩下的做牧场和公园。只需现在耕作面积三分之一的粮食
就足够全国人民吃了。” 第二天，我们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参观了武汉的一个人民公社。
途中经过一片棉花田，金日成突然叫停车，下车问社长1公顷地产多少棉花，回答是15吨。
我们还被告知，1公顷麦田产量是70吨。当时北朝鲜大丰收时每公顷产量也不过3吨。所以，
听到中国一年能产5亿吨粮食，所有陪同人员都很诧异。几天后我们去越南，我对越南的第
一印象是：胡志明是个很洒脱的人。首相也很谦逊和平和（1996年我第三次访问越南，比他
去世晚了90天）。金日成介绍了朝鲜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以朝鲜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自
豪。胡志明开玩笑的说，“到了其它地方可别再说了，我的人民会说，。你胡志明在干嘛呀。，
会把我赶下台的”。 几天后我们回国，金日成在党中央委员会上介绍了访问成果，包括国家
计划委员长在内的许多官员主张朝鲜也应该采用中国式耕作方式。金日成说，“机械引进别人
的经验是很危险的，如果想施行，就现在党中央试验吧，如果效果很好，就在全国推行。” 第
二年春天，党中央在距离平壤20公里的地方进行了实验。结果，别说400吨，产量连4吨也
不到。那年，北朝鲜因为千里马运动，工业虽然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农业不怎么样。第二年，
在中国向曾我们介绍农业的官员访问平壤，他找到我对我说，1958年中国粮食产量不是5亿
吨，而是1亿8000万吨，粮食不够，很多人饿死了。
1959年1月，我陪同金日成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当时金正日正读高中毕业班，
一起同行。我之前在朝鲜中央党部见到金正日和父亲金日成一起出现过几次，不过正式见面
这还是第一次。金正日知道我曾是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教授，对我很尊敬。对我而言，他是领
袖的儿子，我自然要跟他保持良好的关系。金正日很机灵，好奇心很强，问了我许多关于大
学学科的问题。我是学哲学的，对所有的学科都略懂一点，似乎满足了他的疑问。金正日不
能参加正式活动，只能留在宿舍，他还要我留下来陪他。在与金正日的聊天中，我对他的印
象是：金正日虽然当时年龄很小，但是对权利已经有很强的欲望。他很努力的伺奉父亲，每
天早上金日成出门时，他都会在一旁扶着父亲，亲自给自己的父亲擦皮鞋。 金日成当时才
47岁，是根本不需要搀扶的。但是每次儿子搀扶自己时，金日成都表现的很满意。等到晚上
金日成回来，金正日都会召集副官、医生、看护等陪同人员，听关于当天的报告，并做出指
示。（我至今不能理解这个小青年是如何把自己的叔叔赶走，自己继承权利的）。有一天金正
日说想去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展览馆参观，我就带他去了。他问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我给他
翻译的很吃力。我问他为什么对技术那么感兴趣，他说，“因为那是父亲关心的问题。” 他还
说想去莫斯科综合大学看看，一起去的苏联共产党官员想巴结他，就对他说，“你毕业了，可
以来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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