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长烨回忆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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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我有些难过。后来逐渐想通了，人一辈子不能活在别人的看法中，不是吗？四年级夏天，
　　殖产银行在首尔举行全国珠算大赛，我三年级时参加过，这次又被选为三名代表之一。但是
　　距离大赛还有没几天时的时候，我吃面条食物中毒了。　当时我已经搬到了哥哥家住。老师担
　　心我，来到哥哥家看我。我当时病的很重，老师对我说，“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参加大赛太强求
　　了，我再选别人替你吧。”“老师，我一定要参加。”“你还病着，怎么参加！身体比比赛更重
　　要啊！”　但是我无法抛弃比赛。我坚持要参加，老师没办法，就说，“这样吧，准备一名候补，
　　如果你不行，就让他代替。”我总算能参加比赛，不过一路上真是痛苦极了。我头痛的要命，
　　感觉随时会倒下。到达首尔站后，老师给我买了一杯咖啡振作精神。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
　　味道有点苦，但是喝完后还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第二天起床后，我感觉耳鸣，精神也不
　　好。可是都已经到了首尔，就更不能放弃了。我的水平比那位候补选手要高一些，即使身体
　　不好，表现的也会比他强。所以我跟老师要求参赛。“能行吗？”“能行。”“好吧，好好表现。”　
　　当时我真想比赛赶快结束后回家躺着。最后我获得综合优胜奖。也就是说，6个科目，我一
　　个问题都没有回答错误，取得了满分。获奖后我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以此为契机，我开始
　　认识的人的精神比肉体更重要。也真的确信，强化精神就必须弱化肉体。然后我开始练习少
　　吃饭，少睡觉，吃生米，经常绝食，冬天在寒冷的房间里睡觉。　当然还有更频繁的去图书馆
　　看书。读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门学问叫做“哲学”。抱着对知识的饥渴，我读了许多关
　　于心理学、伦理学的书，还有许多文学书。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都是那个时期读的。　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之后，我开始觉得之前的珠算练习都是在浪费时间，
　　还有在商业学校读的书也是如此。我开始渴望知识。哥哥知道我的苦闷后对我说，“既然想做
　　学问，那就找世界上最难的学问去做吧。你可以的。”　

　　当时我正想苦学，哥哥的话让我很感动。我很想学理科，但是因为色盲，不得不放弃。
　　还想学数学，但是我在商学院念书，是不可能进入数学专业学校的，也只好抛弃。正好这时
　　听说总督府有规定，如果进入前5名，学校会推荐学生继续深造。为了能取得好的毕业成绩，
　　也为了能够继续深造，我发奋学习，结果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我去跟教务长商量该学
　　什么专业，他建议我学法学。当时私立大学有商科、经济学、法学专业。后来我曾经想，如
　　果当时选择经济学可能会更好。　本来毕业典礼是1942年3月举行，但是那一年却提前到1941
　　年12月。12月27日，我出发前往日本。我决心继续刻苦学习。　到日本后，我先找到前辈
　　们听取关于专业的意见。前辈们都很支持我学习的想法。他们说，日本劳动力不足，我完全
　　可以边打工边苦学。我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夜间法学专业，考试合格（同窗中只有我一人通
　　过）。　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接到信，说哥哥死了。是精神病，没能住院治疗，年纪轻轻的
　　就死了。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自己打工，挣够了生活费和学费，让家人不用担心。爸爸
　　回信说，哥哥获得了保险赔偿，那些钱将用来养嫂子和哥哥的四个孩子（2男2女）。信中还
　　说，嫂子很能干，不用担心。　因为哥哥的去世，我彷徨过一阵子，对学习也再提不起劲。日
　　本的宪法充满了对天皇的赞美。我就听着哲学概论、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讲义打发时
　　间。　挣钱方面，正如前辈们所说，并不很难。当时日本健壮的青年不足，只要在劳动介绍所
　　登记就会有活干。不过登记的话还要缴税，我就直接去了劳动力市场。　我在东京时，一天只

　　
　　吃一顿饭。睡觉也是在条件很不好的地方睡，照样没问题。我还经常断食。人与人不同，对
　　我来说，断食，少睡，欲望就会减少，心就会安定，自我觉得满足。不过也有断食期间意志
　　薄弱的时候。曾经有两个月我每两天吃一顿饭，还有六个月我只吃一点生米。我还将爱好物
　　品的习惯戒掉了，外套、手表等都卖掉了。但是即使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读报纸。　把
　　报纸读完后就丢掉太可惜了，我会剪报，还写笔记。在报纸上写字，为了能看清，需要比原
　　有的字大一些，这样以来，墨水用的就多了，我很心疼。　我十分节制，洗衣服、清扫、针线
　　活都是我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请别人帮忙。这样的习惯后来一直还保存着。
　　在大学里，我完全被哲学的魅力所吸引。西洋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是我的入门书，我还在
　　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哲学研究院学习时，我意识到年轻时
　　多读书是多么重要。　

　　为什么？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方面，我发现自己跟莫斯科综合大学的本科生们也差的
　　很远。当时学校里有时局演讲会，我一定会参加，努力研判国际形势（怎么运转）。我确信日
　　本会败亡。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学生兵制度开始实施，许多朝鲜来的留学生都很紧
　　张，有的还病倒了，但是我不以为意。　

　　有一天，在平壤商业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他在商业学校时年年考第一名，是个才子。　
　　“怎么回事？”“学生兵，你怎么看？”“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爸爸来信了，好像警察要
　　我去当学生兵呢”“不可以，日本很快完蛋，怎么能这个时候去参加日本军呢”　我不知不觉
　　提高了嗓门。　“参军后是不是可以逃到盟军那里？”，　我看着他说，　“你有没有看到过陷
　　入蚂蚁洞里，再从蚂蚁洞出来的？如果有逃亡的勇气，就逃到盟军那里，直到日军战败为止
　　呆在盟军监狱里，这样会更好。”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最终他还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兵。
　　在我看来，他的才干是我的十倍，但是可能是在地方上大学，想法并不如我（高明）。爸爸给
　　我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学生兵的事。看来爸爸并没有向警察屈服。1944年1月末的一天，警察
　　来到我的宿舍。我被他们告知将被遣返朝鲜，明天收拾行李出发。在我看来，该来的还是来
　　了。我没有向警察表示抗议，因为抗议也没有用。我开始收拾行李，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晚。　
　　在警察局，有100余名朝鲜人。我们被告知将被带往火车站，所有人都在一个屋里，只能站
　　着睡觉。我没有穿外套，得逃出这个狭小阴冷的房间才行。至今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
　　没有穿外套的只有我一人而已。还有，我的年龄也太小了，忍不了时我就向周围人鸣不平。
　　得到的回答是，“不去参军，连国民都不是，有什么好不平的！想进监狱吗！”我们这边也有
　　人回应，“有一定要参军的法律吗？该进监狱的是你才对吧！”“好啦，别吵了，给你们换个房
　　间”，跟着我们的东京警视厅职员说。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宽敞一点，带榻榻米的房间。那是警
　　察厅的武道场，玻璃碎的窗户不少，非常冷。站着睡了一晚之后，我们终于躺倒了床上。3
　　年苦学，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想到要归国，有些凄凉。　

　　第三章　学业　

　　在釜山，总督府的人等着我们，他们从东京警视厅接收了我们这群新兵。我们又被带往
　　车站，乘火车去首尔。在日本，其实并没有感受到很大的民族差别，反倒是回了国，才很强
　　烈的感觉到我们（朝鲜）是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官员十分傲慢，他们对我们的蔑视和憎恶全
　　写在脸上。我们恰恰是一群知识分子，文化水平比日本官员们要高很多（不满敢于表现出来），
　　双方敌对感很强烈。一天后到达首尔，二月的首尔还很冷，运兵的大货车带我们直接去了新
　　兵训练所。“把穿的衣服脱了然后打包邮寄回家”，我当然知道他们这是在强制我们加入日本
　　兵，然后在哪个地方为日本战斗。我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日本拿起枪，但是。。　在这里也存在家
　　庭出身问题，与总督府有关系的家庭的孩子都回家了。剩下的接受10天生不如死的训练后被
　　分为两组，分别派往两个不同地方的工厂。出发前可以回家一趟。看到父母我很难过，家里

　　
　　已经不仅仅是困难，完全可以用悲惨来形容了。父母老了，一日三餐都成问题。不过儿子回
　　来了，还是很高兴。　妈妈听说我被征用后会有配给粮，觉得万幸。爸爸则谈到了哥哥的死，
　　还有我去日本留学有没有加入日本国籍，知道没有后又觉得庆幸。去被派往的工厂又要坐火
　　车，火车上已经挤满了征用军。　妈妈给孩子们准备的是地里的萝卜，那些萝卜要解决一家人
　　的饥饿。到日本投降，我在工厂一共呆了1年零六个月。一开始我们共有26人，不过一个个
　　的离开，最后包括我在内只剩下8个人。无论怎么讲，征用军生活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在日
　　本苦学时与别人接触很少，不怎么与人交往，我也羞于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征用期间，与
　　来自朝鲜各地的人在一起生活，我学会了怎么适应团体生活。　我当时还努力做了一件事，那
　　就是改掉我的口音，因为我的家乡方言很严重，到了同志们都觉得诧异的程度。经过1年6
　　个月的努力，我的口音改变了一些。征用军队伍中，我年龄最小，军中有在日本帝国大学等
　　高校读书的优秀人物。　领导我们的是个日本警察，我们受不了他的粗暴，最后另一个日本军
　　人替代了他。大概是我年龄小，干完活都不觉得疲劳，剩下的时间读了很多书。《古史通》、
　　《三国史记》、《三国遗史》都是那个时候读的。　

　　还有许多文学作品。不过最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哲学和数学方面。一开始我们还能吃
　　到玉米饭，后来就是豆饼了。吃了几天豆饼，太痛苦了。在几个大胆同志的斗争下，吃上了
　　杂粮饭。现在还忘不掉的就是那些味道。我还学会了象棋。在那里留下了许多记忆。　

　　偷偷的也会有消息传来，日本快完了。当时征用军中也有左翼人士，但是我当时对共产
　　主义并没有在意。所以也对共产主义没什么了解。在我看来，“为什么富强祖国要用别人的思
　　想？”　我对共产主义没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共产主义能拯救我的民族吗？这就是我当时对共
　　产主义的全部想法。一个人看着东海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的父母和姐姐，然后心里就不是
　　滋味。　解放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朝鲜人沉浸在解
　　放的喜悦里。伴随着解放的欣喜，我却陷入苦恼。一无所长，为祖国做些什么呢？不过从压
　　迫中获得解放还是比什么都让人高兴。　8月17日，从26名减少到8名的征用军搭乘货物车
　　返回首尔。我们在车上挂上太极旗（现韩国国旗），高喊独立万岁。晚上10点，我们投宿了
　　一家小旅店。一位故乡的青年—被日本人抓去当兵，后来自己逃跑了—听说我们投宿在旅馆，
　　就跑了过来，他讲述自己的兵营生活，然后问我们该怎么办？我很想说些什么，但是自己进
　　退尚且不知，最后保持了沉默。　一行人都把被征用当成伟大的事，再加上都是知识分子，都
　　相信将来会有一番大事业。第二天我们乘电车进入首尔，看到电车司机是朝鲜人，我非常感
　　动。但是到了首尔之后，我又感到非常失望。　日本警察们还拿着枪维持首尔治安！已经解放
　　了，首尔当然是朝鲜人的地盘，日本兵怎么能还这样呢？我很不服气。　我们一群人也该分手
　　了，我随着故乡的朋友去了他哥哥家里。学校的名字我忘了，朋友的哥哥是一所短期大学的
　　教授。那位朋友和他哥哥一起去见了一个叫吕运星（音译）的人，我决定不随他们去了，一
　　个人回到平壤。1945年8月20日，我出发前往平壤。回到家后发现，家里除了父母变老了，
　　其它一切和我当初走时几乎一模一样。　房子快倒塌了，爸爸在院子里支火做饭，嫂子家的情
　　况也差不多，只有当火车司机的二姐夫生活还好一些。回乡的年轻征用兵们正热衷于没收日
　　本人的财产，他们佩着日本军刀到处转。　家里一贫如洗，我觉得应该在家帮助父母。这是一
　　个幼时同学来找我，问我什么打算。他参加了共产党。“我想继续学习。”“现在这么乱，别学
　　了，投身政治吧。”　“不管怎么说，我要去一趟平壤，回来再说”。　

　　离开首尔时，我与同志们约定，回到故乡后要去趟平壤，看看能不能继续学业。我去了
　　平壤，到了母校平壤商业学校，在那里见到了前辈。“来的太好了，现在日本教师都走了，学
　　校都快经营不下去了，长烨你来学校帮忙吧”。　8月23日，平壤到首尔的铁路断了，如果不
　　断，也许我的人生会有很大不同吧（按作者计划，下一步是去首尔，因为铁路不同，只好留
　　在了平壤。此时朝鲜南北方分别成立了政权）。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越过38线的勇气，看不清

　　
　　当时的形势，再加上放下年老的父母，一个人去首尔也是没有道理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左
　　翼分子开始大批涌入平壤，许多人也开始向我宣传共产主义。　我决定暂不参加政治运动，一
　　边在平壤教书，一边观望形势。我们学校后面是平壤政府大楼，是当时平壤最好的建筑，苏
　　联军队把它当作司令部，分了一部分给政府，共产党总部设在了税务局。　利用教学的空闲时
　　间，我读了日本人写的《苦难故事》、《共产党宣言》等书，并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我当时的
　　水平也不足以反驳。当时教师不足，我身兼好几门课，非常忙。我大学时是珠算选手，我现
　　在负责珠算的教学，还教一门社会科学的科目（共产主义理论的初级思想）。　学校新来了许
　　多学生，有的学生是以足球和篮球选手的身份入学的，学习一塌糊涂。好多学生年龄比我还
　　大。有一天苏联军队的吉普车开进了学校操场，苏联兵下车后走进了校长室，原来他们要我
　　们把学校给他们作司令部，我们要搬到平壤站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女子学校去。搬家时苏联兵
　　又来了，没收了许多日用品，我们跟他们说那些是必需品，他们不听。　苏联军把那些完全当
　　成战利品。好在日本人女子学校只有地理位置不如原来的平壤商业学校，房子更好，校园更
　　大，书也更多，还有宿舍，我担任了宿舍管理员。学校里比我年长，比我经历丰富的老师不
　　少。但是，学生们都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