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长烨回忆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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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小心的说道，“亲爱的领袖也很了解，我的性格是那种干一件事就干到底的人，所以，
　　对于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外交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适合我。我害怕万一犯错。。”，
　　金正日说，“老师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很多，　

　　领袖认为，黄老师哲学搞的好，国际书记也一定能胜任，所以推荐了黄老师。我也相信
　　黄老师一定能做好。黄老师不必谦虚，在继任人选出现之前，黄老师就先承担下来吧。“　我
　　没法再推脱，于是，我担任主体思想研究所和国际书记的时期开始了。　金正日提议撤掉主题
　　思想研究所，与国际部合并。但是，我觉得将来主体思想研究所的事业会更重要，就建议保
　　留。结果我继续担任主题思想研究所的所长，办公司和秘书室也都得以保留。家人不明白其
　　中的道理，纷纷祝贺我升迁，连一向对情势判断最准确的大女儿也说了很多祝贺我的话。　“希
　　望爸爸能成为著名的外交官”。但是，在我看来，国际书记不过是一时的兼职，主题思想才是
　　我的事业。哲学方面的根本疑问已经解决，经济学和政治学问题还要继续研究。资本主义与
　　社会主义的对抗已经取得胜利，甚至扩展到从苏联到印度的广大区域，戈尔巴乔夫提出科学
　　社会主义之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义跌入谷底。成为国际书记后我对内部需要关心
　　的事情就多了起来，另一方面，金敬姬的周边聚集了一批追随者，他们或者想升官，或者想
　　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对外交工作都比我更了解，金敬姬仍旧像金容淳时期一样，通过电话
　　遥控指挥着一切。不管怎么说，我是她的老师，权力再高，我也做不到对自己的弟子虚与委
　　蛇的程度。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跟金敬姬建议，分管工作。其实我倒更愿意将权力
　　都交给金敬姬，我像金正日建议提升金敬姬为第一副部长或直接升为部长，然后将所有的事
　　情都交给她，如果有出访国外的代表团，我可以当个团长。虽然跟金正日提了好几次，但是
　　金正日始终强调为时尚早。我经常出国访问，与主体思想有关的客人都要由我来招待。　对我
　　来说，一天不写东西就觉得生活过的没有意义。我常常晚上抽出时间写些东西，即使是主体
　　思想的演讲稿。但是，金正日会经常下发大批文件要读，我还要去参加金正日主持的晚餐和
　　宴会。我是个哲学家，不爱酒，喝几杯就不舒服。金正日后来相信我真的不喝酒，就不再让
　　我去酒桌了，让副部长们替我。　我的生活方式很独特，这一点金正日很清楚。我苦学、断食、
　　吃生米，周围很吵的时候我甚至会将耳朵堵上，这些金正日都很清楚。　有一次，金正日下令，
　　为了身体健康，宣传部部长以上的干部每周要去党中央体育馆做体操，不仅党内的，政府系
　　统的总理、副主席等也被要求参加。宣传部的副部长却让我做起了体操班班长。那位副部长
　　是金正日的“宠臣”，他不是正规大学出身，负责给金正日点烟、举办宴会，是那种很有眼色
　　的人。我参加过金正日的宴会，但是觉得跟这样的人没什么利害关系，就没有对他很热心。　

　　可能是因为这个关系，他现在故意让我做体操“班长”，自然是在得到了金正日批准的情
　　况下。我很难堪，而且心情很坏。本来嘛，像我这样的人，跟体育是扯不上任何关系的。我
　　时常缺席，他就像金正日报告，说我自由主义。金正日　

　　却笑着回答说，“黄书记是吃生米的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别让他做了吧。黄老师
　　不是你说的那样。”金正日的话传到我那里，我知道了金正日很了解我的生活习惯，同时也意

　　
　　识到，金正日了解我的一切。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显然有人在将我的一切报告给金正日。有
　　一次，金正日又将我叫到酒桌上，金正日对我说，“黄书记痛痛快快的喝一次，死也无憾了”，
　　于是同僚们纷纷过来向我敬酒，我闭紧了嘴，不让他们灌我。　结果酒撒在衣服上，衣服都湿
　　了。同僚们退去，金敬姬上来了，我和她有一定的关系，当着大家的面拒绝她不太好，就稍
　　微喝了一些。金正日看到后说，“所有人都住手，敬姬劝酒，喝一点就可以了。”我只好喝了
　　下去，却发现是白开水。　我猜是金正日知道我不喝酒，就把我的酒杯里换成了水，当然干部
　　们是不知道的。酒宴是金正日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那里很开放，大家可以开开玩笑。但是，
　　金正日是个独裁者，是个顽固的封建主义者，他的私生活放荡，喜爱西方式的宴会，却丝毫
　　没有现代意识。如果因为金正日喜欢宴会就说他是现代主义者就大错特错了，他的放荡是封
　　建帝王式的。　金正日不止一次希望我到他身边工作，专心帮助他。但是，我是个知识分子，
　　我要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为他服务。他最后说没关系。　1984年，我陪同金日成访问中国，同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元老邓小平举行了会谈。这次金日成并没有要求中国提供特别援助，
　　而是分析了北朝鲜的情势和对韩国的政策，另外还有美国的太平洋政策。邓小平思路清晰，
　　但是耳朵已经听不请，胡耀邦就靠在他耳边大声说给他听。金日成向中国的干部们介绍了我
　　（以新任国际书记的身份）。我对中国抱有很好的感情，担任国际书记后也为了巩固中朝友谊
　　而努力，这些金日成都很清楚。这次陪同金日成面见了中国的党政要人，第二年我以国际书
　　记的身份单独访问了中国。我与胡耀邦总书记举行了正式会谈，还参加了他为我举办的宴会，
　　但是，我更关心的还是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我与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乔石很熟悉，
　　他对我说，五年后再来中国，将会看到更大的变化。不用五年后，我当时已经亲眼见到了中
　　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有了自信，而且充满活力。回到朝鲜后，关于中国的改革开
　　放我只字未提，因为金氏父子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持否定态度的。　我当时产生一种冲动，企
　　望朝鲜也尽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对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以及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深信不疑。
　　我悄悄的给国际部干部们介绍了中国的变化，他们的精神也为之一振。我为了更好的宣传主
　　题思想，向金正日建议建立新的办公场所，我已经提前选定了一处地方，就离留学生宿舍所
　　在地不远。　

　　但是，金日成去现场进行“现场指导12”后认为不合适。“不知道为什么黄长烨会选定
　　这个地方，选个更好的地方吧”。后来我选了另外一处地方。那里景　

　　12译注：这个词是朝鲜新闻用语，类似于天朝新闻稿中的“考察调研。。”　

　　色秀丽，附近有不少中央的办公厅，最后金日成同意了，金正日也给了很多帮助。1987
　　年末工程完工，竣工仪式金日成也参加了，之后又给了不少资助。　在新办公场所办公之后的
　　一天，金正日让写一篇关于现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文章。　金正日有自己的文献整理室，还有秘
　　书室，我想可能是觉得他们对国际形势不太熟悉，才让我动笔吧。我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二
　　次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的变化、发展，以及新的特征，还有资本主义对阶级关系的调整，资本
　　主义列强的合作，用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他还询问了日本的阶级构造，我说日本的体力
　　劳动者不到劳动人口总数的4％。　那些知识是我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得知的，金正日看后似
　　乎有了新的认识，还询问在新环境下该采取什么样的革命战略。金正日热情很高，几乎是催
　　促着我。金正日不喜欢唯物论、辩证法之类的东西，他反对用理论指导政治。我写的文章他
　　没有修改就采纳了。之后，有一次，金正日对我说，　现在学者们不能自由讨论。各级党组织
　　管制这样的自由讨论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将来的变化，为了了解世界局势，还是要培
　　养学者。所以，黄书记最好向我打个报告，不管出身，要选出优秀的人才，研究理论工作。　听
　　到金正日的这个提议我很高兴。当时在宣传部门的支持下，一些学者还在反对我关于主体思
　　想的内容，趁这个机会可以正好对优秀的学者们进行思想改造。我给最激烈的反对我的7、8
　　个人发了传票，后来院长楊亨燮找到组织部说我再这样干下去，社会科学院要完蛋了。　但是

　　
　　组织部的干部们知道其实这个指示是金正日下达的，就对楊亨燮（。。。）威胁说，如果表示反对
　　后果会很严重。最后我选择了20名已经获得学位的人才，他们不再属于任何机构，只属于我
　　这个国际书记。为了保持机密，就命名为党中央委员会资料研究室，分为哲学、经济学、政
　　治学三个分室。他们也享有中央会员会职员的待遇，作为学者还有特别优待，不用参加劳动
　　动员。　一个月之后他们的思想就完全转变了，于是社会科学院开始批判他们是变节者。学者
　　们的水平在急速提高，他们不仅接受金正日的要求进行研究，还提高了主体科学院的学者们
　　的水平。特别是对韩国事物的机构人员一旦遇到理论问题，都会请资料研究室的学者们来解
　　决。　被发配到地方劳改的容淳1年6个月之后重新回来，担任国际部副部长，他虽然在矿山
　　劳动，但是得到了金敬姬的支持，所以能够回来。二人关系依旧，结果国际部就分成了我的
　　人马，金敬姬和金容淳的人马，还有第一副部长（代理部长）的人马。在党中央开始传言，
　　国际部有三驾马车。　

　　在我与第一副部长的实力斗争中，金容淳是最后的赢家。金正日任命金容淳为部长，主
　　管一切事物，建议我只是给出政治指导。金正日对我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就好了，领袖
　　不喜欢金容淳，领袖认为金容淳太会拍马屁，所以不相信他，重要的事情不要让他做”。我很
　　清楚，实权在金正日手中，一切取决于金　

　　正日是否想用金容淳。　我知道金敬姬和金容淳觊觎我的国际书记职位，我想，与其让他
　　们想办法把我取而代之，还不如我直接推荐他们，我曾向金正日推荐过好几次。举荐他们的
　　那一年，1987年，我又以金正日的名义发表了好几篇重要的文章，金正日又好几次劝我离开
　　主体思想研究所，专心伺奉他。　但是，我的期待是离开国际部，专门进行哲学研究，所以一
　　直没有答应。而且，我是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人，北朝鲜不愿意变化，我对北朝鲜的权力
　　层不再有期待。我倒更愿意毕生致力于我的哲学研究。金正日对许耽的信任与日俱增。许耽
　　从不缺席金正日举办的宴会，并在宴会上附和金正日。许耽自认为获得了金正日的信任，就
　　提议说，“日本的朝总联支持‘对韩事业’，可以通过朝总联将国际部剥离，将所有工作都并
　　入统一宣传部，否则大家的工作重复进行，效果也不好。”　许耽不断向金正日提出类似建议，
　　最后金正日同意了。但是许耽对与日本共产党打交道没有自信，而且认为利用日本共产党也
　　不容易。金正日不断听信许耽的话，而且有许耽在，对我展开工作也有颇多不便，我就干脆
　　向金正日建议对日工作交给许耽来负责。国际部的职员知道后都说我无能，丢掉了饭碗，但
　　是他们有所不知。　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是与许耽相比，我还是有信心竞争的。我认为要保
　　留国际部，需要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在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变坏的过程中，责任全在北朝
　　鲜，虽然日本共产党为了改善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作出许多努力，但是当时的国际书记无能，
　　未能抓住机会。我从担任国际书记第一天就开始努力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有一次金日
　　成问我，“黄书记，以主体思想为指导在日本恐怕不能新组织共产党吧。”　“日本共产党历史
　　悠久，而且根基很深，于它之外另建一个不是容易的事。而且现在日本共产党对主体思想有
　　所误会，只要将误会的部分解释清楚，还是能将日本共产党拉到我们这一边的。”　不仅越南
　　和古巴，欧洲所有的共产党都与日本共产党关系很好，只有朝鲜劳动党除外。所以我向金正
　　日提议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不是示弱，而是向日本共产党介绍主体思想的优越性，说
　　服他们。金正日说，“那就试一次吧”。　我一直与日本的一所大学副校长（实际上的校长）关
　　系很好。他是一位很有良心的学者，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的坂本義和教授访问朝鲜，他也随
　　行。1987年末，我接到信，将在日本举办有关人类安全保障问题的研讨会，邀请我参加。访
　　问朝鲜期间，坂本義和教授已经谈到，他回到日本后会努力促成我访日的机会。　

　　我给他回复了一封信，说我不是一个自由的学者，而是政府高级官员，需要一个名分。
　　他在回信中说，不仅有南韩的牧师，还有日本、中国、美国、俄罗斯的著名学者参加。解放
　　前被日本兵强制押解回朝鲜搬到之后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日本，我很想看看日本发生了什么变

　　
　　化，而且我也想与日本的学者见面。于是我向金正日提议，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我可以趁
　　此机会访问日本，顺便与日本共产党高级干部们会谈，改善两党关系。　这次出访最终得以实
　　现。离开平壤，乘坐飞机，途径北京，飞往东京。但是，从教授那里发来了紧急联络。内容
　　是因为KAL空难，日本政府拒绝朝鲜劳动党高级干部入境。虽然这次研讨会非官方，但是日
　　本政府拒绝其它一切活动。　我紧急联络平壤请求指示，但是到底去不去日本需要我自己拿主
　　意。与中国方面和大使馆同志商议的结果是虽然日本政府已经发表声明，但是真的进入日本，
　　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我想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坚持到底。朝鲜劳动党书记级别的干部访问
　　日本这还是第一次，所以日本政府的戒备很严，再加上空难，警戒程度更高。　我的房间外有
　　7…8名日本警察在守着，就酒店到会议中心不过100米，警察却一个挨着一个。许多人为了
　　见我而来，他们也为我鸣不平，但是无可奈何，在会议上见到学者们我应该已经感到满足了。
　　与日本共产党改善关系方面毫无建树的情况下，12月下旬，返回平壤。　回到平壤我才知道，
　　因为没有中途从北京返回平壤，金日成很生气。现在看来，我当时选择是日本到底是对是错
　　仍旧不准。但是至少在当时，以我的身份做这件事是太冒险了。虽然我自认为负责主体思想
　　对外宣传工作成果很显著，但是金日成生气是应该的。　将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是金正日。　
　　很意外，金正日向父亲表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