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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败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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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而她不动声色、冷冰冰、完全无动于衷地说:“他每天都睁着眼,一直到大天亮。”我明白了,为什么梅梅想起我们家先前的生活,显得那么留恋。如今,生活起了变化,日子好过多了,马孔多变成了喧闹的集镇。钱多得花不了,每逢周六晚上,人们都可以在镇上大肆挥霍一气。然而,梅梅对美好的昔日还是感到恋恋不舍。外面在大肆挥霍金钱,而在店铺后面,梅梅依然过着枯燥乏味、不为人知的生活,白天守着柜台,晚上和这么个脓包男人一起过夜。不到天亮他不睡觉,成天在家里转来转去,一双淫荡的狗眼睛——这双眼睛我永远也忘不了——总是贪婪地盯在她身上。一想到梅梅和这么个男人一块过日子,我真感到难过。我还记得那天夜里,他拒绝给梅梅看病。他是个铁石心肠的畜生,什么痛苦啊、欢乐啊,一概不懂,整天在家里遛过来遛过去。头脑最正常的人也会让他给逼疯的。
  我的声音平静下来了。既然他在家里,没有睡着,听见我们在店后叙家常,也许又要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了,我想还是换个话题吧。
  “小买卖做得怎么样?”我问。
  梅梅笑了笑。这是凄凉的惨笑,看起来倒不是因为现在情绪不佳,而像是她把这种惨笑收藏在抽屉里,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拿出来。她笑得很笨,似乎平时难得一笑,连怎么正常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就那样。”说着,她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随即又沉默了,真教人捉摸不透。我想我该走了,把盘子递给梅梅,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动,也没向她解释什么。只见她站起身来,把盘子撂在柜台上。从柜台那儿她瞧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句:“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刚才我坐在背灯影的地方,灯光从背后照过来,脸模糊不清。梅梅在谈话的时候,准是没看清楚。现在她站起来,把盘子放到柜台上,隔着灯刚好看见我的正脸,所以她才说:“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她走过来,又坐下了。
  她又追忆起妈妈刚到马孔多的那几天。妈妈一下骡子,就坐到一把摇椅上,一连三个月没动窝儿,饭也懒得吃,有时候接过午饭,手托着盘子直到后半晌。她的身体僵直,坐在摇椅上从不摇动,两脚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她感到死亡正从脚底板朝上蔓延。就这样,她一直等到有人来,从她手里拿走盘子。分娩的那天到了,临产的阵痛使她陡然振作起来。她自己站起身,然后由别人搀着她走完从走廊到卧室这二十步路。九个月来,她默默忍受着死亡的逼近,如今更加痛苦不堪。从摇椅到床边的这段路途,她经受了几个月长途跋涉中没有经过的痛苦、折磨和刑罚。但是,在了却一生中最后一个心愿前,她终于去到了应该去的地方。
  梅梅说,妈妈一死,爸爸完全绝望了。后来据爸爸自己说,家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想:“男人身边没有妻室,谁都不会认为你是正派的。”他在一本书上读到过,亲人去世了,应该种上一株茉莉,这样就能夜夜想起她。于是,他在庭院靠墙根的地方种了一株茉莉。一年以后,他续了弦,和我的继母阿黛莱达结婚了。
  有几次,我觉得梅梅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了,可最后,她还是忍住了。她原本是幸福的,可她自愿放弃了幸福的生活。今天能稍偿所失,也算心满意足。她又笑了笑,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脸上露出温柔的表情。她身子朝前一倾,似乎已经在心中理清了这笔痛苦的孽债,并且发现在美好的回忆中,总还是得大于失吧。她又笑了,脸上又现出原来那种宽厚、调皮的亲切劲儿。她说,还有一件事是五年以后发生的。那天,她走进饭厅,爸爸正在吃午饭。她对爸爸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
  '1'伊莎贝尔的昵称。
  '2'希腊神话中一只会飞的公羊克律索马罗斯身上的毛。金羊毛不仅象征着财富,更象征着对幸福的追求。
  3
  大街对面的教堂后边,原来有个连一棵树都没有的院子。这还是上世纪末我们来到马孔多那会儿的事呢。当时,还没有动手盖教堂。那里是一片光秃秃、干巴巴的土地,孩子们放学后常在那儿玩耍。后来,动工修教堂,在院子的一头栽了四根木头立柱,圈起来的地方正好盖一间房子,用来存放修建教堂用的砖木。
  教堂竣工的时候,有人在小房子的墙上抹上了一层泥,又在后墙上开了个门,通往寸草不生、乱石堆积的光秃秃的小院落。又过了一年,小房子修了修,能供两人住。屋里弥漫着一股生石灰味,但多年来,这间屋里还就数这股味儿好闻些,能教人舒服点。再往后,墙上刷了白灰,盖房子的人给后门安上门闩,在临街的大门上加了把锁。
  这间屋一直没有主儿。谁也没查问过地皮是谁家的,砖木材料又归谁所有。第一位教区神父来到马孔多后,住在一户殷实人家里。后来他调到另外一个教区。就在那段日子里(有可能是在第一位教区神父离开之前),一位妇女怀抱着个婴儿住进了那间屋子。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搬进去的,也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把门打开的。屋角放着一口黑油油的水缸,上面长满青苔,墙壁的钉子上挂着个罐子。墙壁上的白灰已经剥落了。院里的石灰地被雨水浇得结了一片硬疙瘩。那女人用树枝搭了个遮太阳用的凉棚,而由于没有棕榈叶、瓦或锌板苫顶,她就在凉棚旁边栽了棵葡萄,又在临街的大门上挂了一丛芦荟和一块面包,说是为了避邪。
  一九〇三年,宣布新的教区神父要来的时候,那娘儿俩还住在这间屋子里。当时,全镇有一半人拥到大道上去,迎候新来的神父。乡村乐队正弹奏着一首充满感情的曲子,这时候,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说神父骑着骡子已经来到前面拐弯的地方了。乐师们立刻站好队,弹奏起一首进行曲。致欢迎辞的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高台,专等神父露面,马上就向他表示敬意。过了一会儿,雄壮的乐曲戛然而止,演说者也从桌子上爬了下来,欢迎人群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外乡人骑着一头骡子走过来。骡子的屁股上驮着一只马孔多人从未见过的大箱子。这个人目不斜视地一直朝镇上走去。在旅途中,神父固然也可以穿便衣,可是谁也不相信这个脚蹬军靴、青铜脸色的旅客会是一位身着便服的神父。
  的确,他不是神父。就在同一时刻,从小镇另一边的小道上来了一位陌生的神父。他骨痩如柴,脸颊干瘪,傲气十足,骑着一头骡子,法袍提到膝盖上,举着一把褪色的破伞遮挡太阳。走到教堂附近,他向人打听教区神父的住处在哪里。他问的那位老兄大概完全不了解情况,回答说:“教堂后面的那间小屋就是,神父。”正好那个女人不在家,只有孩子在半掩的门后玩耍。神父下了坐骑,把一只鼓鼓囊囊的箱子搬到屋里,箱子没有锁,开裂着,只用一根皮带——不是箱子本身的那根皮带——扎住。他打量了一下这间房子,把骡子牵进来,拴在院子的杏树荫下,随后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张吊床。吊床的岁数和那把伞大概不相上下,磨损的程度也相差无几。他把吊床沿对角线挂在屋里的柱子上,然后脱掉靴子,打算睡一觉。那个孩子张大一双惊恐的圆眼睛一直盯着他,他根本没有理会。
  女人回来时,看到神父突然光临,一定是大吃一惊。他的脸毫无表情,简直和牛脸不差分毫。那个女人大约是踮着脚尖溜进房间的。她把折叠床挪到门口,把她的衣服和孩子的破衣烂衫卷成一包,慌里慌张地走出房间,根本顾不上水缸和罐子了。一小时以后,欢迎人群从相反方向开进小镇。乐队打头,在一群逃学的小鬼簇拥下,演奏着一首雄壮的乐曲。他们来到小屋时,只有神父一个人在那儿,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法袍没有系扣,赤着一双脚。一定是有人把神父来到小屋的消息报告给大道上的欢迎人群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神父干吗跑到这间房子里来。也许他们以为神父和那个女人沾亲带故。那个女人急急忙忙地离开也准是误会了,她以为神父手里一定有使用这间房子的指令,或是房子归教会所有,又或者只是怕人家问起她为什么一不缴房租,二没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在这间不属于她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多。当时人们没有问这件事,过后也没有谁问起。教区神父不打算听什么欢迎辞,他把礼品撂在地上,态度冷淡地和在场的男男女女寒暄了几句。据他说,他整整一夜都没合眼了。
  欢迎的人群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的怪人,既然他这么冷淡,大家也就散了。人们注意到他那张脸像个牛脸,苍白的头发剃得光光的,而且他没有嘴唇,只有一个横开的口子,也不像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像是后来被人猛砍一刀才割开的。那天下午,大家都觉得他像什么人,天亮以前,终于搞清楚他是谁了。大家记得,当马孔多还是一个人们避难的荒村的时候,见着过他。那时候,他赤裸着身子,却穿着鞋,戴着帽子,手里常拿着弹弓和石子。上岁数的人想起来了,他在“八五”内战中作过战,十七岁就当了上校,为人坚忍不拔,脾气执拗,是个反政府派。只是后来在马孔多再没听说过他的事,直到今天,他才回来担任教区神父的职务。谁也记不得他的教名了。相反,大多数上年纪的人都记得,由于他任性、不服管教,他妈妈给他起了个诨名,也就是后来在战争中战友们都熟悉的那个名字。大家都管他叫“小狗”,直到他去世,马孔多的人们一直这样叫他:
  “小狗,小狗崽子。”
  因此,在“小狗”来到马孔多的同一天,几乎同一时辰,大夫也来到我们家。他是从大道上来的。当时没有人料到他会来。他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谁也不知道。而神父呢,是从小道来的,可镇上的人都跑到大道上去迎候他了。
  欢迎仪式一完,我就回到家里。我们刚刚围着桌子坐下来——比平常稍微晚一点儿——梅梅走了过来,对我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我说:“那请他过来吧。”梅梅说:“他在办公室里,说急着要见您。”阿黛莱达正在给伊莎贝尔(那时她还不到五岁)喂汤,她丢下孩子,过去招呼客人。不大一会儿,她回来了,显得忧心忡忡。
  “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哪。”她说。
  我瞧着她从灯后面走过来。接着,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去了。“你应该把他请进来。”我一边吃饭一边说。她说:“我是打算请他进来。我到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踱圈子。我说,‘下午好。’可他却闷声不响地看着架子上那个跳舞娃娃。我刚要再说一声‘下午好’,他就给跳舞娃娃上了弦,放在了写字台上,开始看她跳舞。我又对他说了一遍‘下午好’,不知道是不是音乐声太大了,他还是没听见。我站在那张写字台的对面,而他也靠着写字台,正瞅着那只跳得起劲的娃娃呢。”阿黛莱达继续给伊莎贝尔喂汤。我说:“他大概是对那个玩意儿有兴趣吧。”她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一看见那个娃娃,就把她拿下来,似乎他早就知道那是干什么使的,而且知道怎么摆弄。我第一次对他说‘下午好’的时候,他正在上发条,音乐还没响。他把娃娃搁在写字台上,瞪着眼睛瞧,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看起来,他对舞蹈没有什么兴趣,倒是对那套机械装置满起劲儿的。”
  我这里几乎每天都有客人来,谁也不预先打个招呼,熟人把牲口往马厩里一拴,大大咧咧地走进来,都挺随便,他们知道我们家的餐桌上历来都给客人留着空位子。我对阿黛莱达说:“大概是给我捎口信的吧,要不就是带东西来的。”她说:“不管怎么说,反正他的举动怪里怪气的。他瞅着娃娃,一直看到弦松了。那时候,我站在写字台跟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心里明白,只要音乐还在响,他是不会搭理我的。后来,娃娃和平时弦走完了一样蹦了一下,他还是站在那儿,身体前倾向写字台,好奇地看着。之后,他看了看我,我这才明白原来他知道我在办公室里。不过,他一心想知道娃娃究竟能跳多久,没工夫搭理我。这一回,我不想再对他说‘下午好’了。他朝我看的时候,我只是笑了笑。我看见他的眼睛很大,一对黄眼珠子上下打量着人。我冲他一笑,而他还是绷着脸,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说,‘上校呢?我找的是上校。’他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好像是闭着嘴讲话,简直像个口技演员。”
  阿黛莱达继续给伊莎贝尔喂汤。我也还吃我的,心想不过是个捎口信的,可真没料到今天结束的这出戏,那天下午就开场了。
  阿黛莱达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起先,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哦,我明白了,这个外乡人给她留下的印象非比寻常,她巴不得我马上去接待一下这位不速之客。不过,我还是吃我的。而她还是一边给伊莎贝尔喂汤,一边说话。
  她说:“后来,他说他想见见上校,我就对他说,‘劳您驾,请到饭厅来吧!’他手里拿着娃娃,伸了个懒腰,抬起头来,黑着脸,我觉得他像个当兵的。他穿着高筒皮靴和一件普通的布衣服,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脖子底下。他不回答,只在那儿发怔,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手里攥着玩具,似乎是等我走出办公室后好再上发条。意识到他是个军人,我猛然间想起他像一个人来。”
  我说:“出什么事了吗?”我从灯上面望过去。她没有看我,还在给伊莎贝尔喂汤。她说:
  “我刚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那儿踱圈子,我看不见他的脸。后来他站在屋子的尽头,脑袋抬得高高的,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我这才看出他像个军人。我说,‘您想私下里见见上校,对不对?’他点了点头。我差点儿就要对他说他像一个人了,或者说,他就是那个人,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还是吃我的,不过眼睛一直从灯上面瞧着她。她停下来不喂伊莎贝尔了,又说:
  “我敢说一定不是捎信的。我敢说他不是像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我敢说他是个军人。他留着一撇稀稀拉拉的小黑胡子,脸色焦黄,穿着一双高筒靴子。我敢说他不是像那个人,他就是那个人。”
  她啰里啰唆,翻来覆去地就是这几句话。屋里燥热,也许是因为热,我发起脾气来。“唉,他到底像谁?”她说:“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我看不清他的脸,可是后来……”这套车轱辘话把我惹火了,我说:“好啦,吃完饭我就去看他。”她又给伊莎贝尔喂汤,嘴里说:“起先,我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在办公室里踱圈子。后来,我跟他说,‘劳您驾,到饭厅里来吧。’他背靠着墙,一句话也不说,手里攥着娃娃。这时候,我猛然想起他像一个人来,就连忙跑过来告诉你。他的眼睛大大的,看人的样子挺放肆。我转身出来的时候,觉得他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腿哪。”
  她突然不说话了。饭厅里只听见调羹叮叮当当的声音。我吃完饭,把餐巾压在了盘子底下。
  这时候,我听见办公室里传来跳舞娃娃欢快的音乐声。
  4
  我们家的厨房里有一把破旧的雕花木椅子,座上的木板已经没有了。外祖父常把鞋子架在椅子上,放在灶火边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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