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训-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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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之道，早上知道了真理，到晚上就是死了也无遗憾，要做到这点，十分不容易。闻道，必须是真的理解了，而且非常信奉，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心中已经没有把握，又怎么能闻道呢？　　　　
　　◆原文　　　　
　　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以每日增长新知而不忘记为关键；文章，以多读书多懂道理为关键。　　　　
　　读书的志向，一定要困而勉之，奋发向上。　　　　
　　◆原文　　　　
　　读书穷理，不辨得极虚之心，则失自窒矣。　　　　
　　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直。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乌啄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求理，不让自己的心地保持虚空，首先就是自我堵塞了。　　　　
　　不能守一定之理，是因为练习得不够熟练，志向没有确立，而其实是因为所获取的知识不真实。如果知道了真，就会知道不守一定之理的害处，就如吃乌啄杀人一样，这样就一定能守一定之理了。不能守一定之理，就会既无从选择，又无从把守，那么，即使把心念都放在四书五经上，也只能称得上是游思杂念，这是因为没有掌握能把心统摄起来的东西。　　　　
　　◆原文　　　　
　　窃经心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第二部分：学　问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　缺一不可（2）
　　●解读　　　　
　　我认为一定要专注于一经，不可泛泛而读。读经以研讨义理为根本，考据只是枝节。读经需要掌握一个“耐”字诀，一句话没有看懂，就不看下一句；今天没有读懂，就明天再读；今年不精通，就明年再读，这就是所谓的“耐”。读史的方法最好的就是设身处地，每读到一处，就好比自己正与当时的人在对答应酬。不一定要把每个人都记下来，只要记住一个人，就好比与这个人相接触；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记下来，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好比自己亲身经历这件事一样。读经以明理，读史以知事，除了这两者，此外没有什么可学的。　　　　
　　◆原文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则自己不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则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心得就自满自足，像河伯观海，井蛙观天，这都是没有见识的人；有恒心则没有成不了的事情。这三件缺一不可。各位弟弟现在对于有见识不可速求，至于有志向，有恒心，则希望你们能勉力而行。　　　　
　　※详解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读书历来极为重视，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读书，不读书的人就是愚笨、贱鄙的。　　　　
　　曾国藩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虽是军事，但他的爱好读书也是为时人传诵的。从曾国藩一生读书的经历来看，他在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子曰诗云”，习的是帖括制艺，眼界不广，学识不宽。会试报罢，暂留京师，开始涉猎诗、古文，尤好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细读，将近一年。这才使他的学识逐渐开拓。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5门，手抄笔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间时日，因而学识大进。可以说，京宦12年，是曾国藩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坚实的奠基期。　　　　
　　12年中，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所订“日课”十二条中，也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患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右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病愈后，他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着旁边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于是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这位16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62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但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曾国藩一生好学，同时也总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的书信中看出来。　　　　
　　1915年６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曾这样谈到治学方法：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是曾国藩于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而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中，这一类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
　　第二部分：学　问作文——修辞以立诚　忌巧言雕饰（1）
　　◆原文　　　　
　　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理之功也！苦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作文写诗，有真情实感，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时候。但必须要在平时积累了丰富的道理，这样才能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说出来的话，也才能充分表达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写文章时没有因为雕琢字句而苦恼，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阻隔不清的感觉，这都是平时读书积理多而带来的效验。如果平时考虑得不深入，那么即使有真情想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无法表达清楚，从而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可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于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就会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更为拙劣，至于修辞立诚的宗旨，则早已荡然无存了。以后当遇到真情表露的时候，一定要看胸中的义理怎么样，只有能随意获取这些义理才行。否则的话，要靠临时去采办，那还不如不作文，因为这时作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用巧伪的手段来取悦于人。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明德行、造福于民、达到至善，这都是我份内应做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能作诗，卖弄自己的博学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奴，怎么能算得上是深明大义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替圣贤立言，也就必然懂得圣贤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业业地处理事情了。如果认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份外的事，那么，即使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身养性、治理国家的道理，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放猪奴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夏、商、周三代全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辅相们代代相继，社会和睦安宁，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而对学问的追求，扩展到普通的乡村。因此，当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在汉阳游玩的女子，都天性贞静，擅长吟咏，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德行完善工于作文，就用不着再说了。到了春秋时期，王道的恩泽衰竭了，大道也将要废弛，文章也渐渐变异了。所以当孔子看到了被捕获的麒麟，就哀叹说：“我追求的大道要完了！”对匡人说：“古代的礼乐制度将要丧失了！”于是发愤修订六经，昭示帝王的法则，流传千代而不可更改，其用心良苦，事业盛大啊！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四散分布，不断传授发展。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士，有的人理解其旨意并撰文著书，他们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是醇厚还是驳杂，完全根据他们反映大道的多少而确定各自的等级：把握大道最多的人，他的文章特别醇厚，孟轲便是这样的人；把握大道次多的人，他的文章就比较醇厚；把握大道少的人，他的文章就驳杂；最少的人，他的文章就最驳杂。从荀况、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以下，他们的高低等次，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来。
　　第二部分：学　问作文——修辞以立诚　忌巧言雕饰（2）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文章写作之道，气象光明宏伟是最难能可贵的。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上高山之巅眺望平旷的原野；如同登上大江边耸立的高楼，独自在明窗净几旁坐着极目远望；如同英雄侠士，身穿狐裘白衣，没有丝毫污浊猥琐之态。这三个事例都是光明宏伟的气象，文章中之所以能够具此境界，基本上得于天赋，与人的后天学习修养没有太大的关系。除孟轲、韩愈外，只有贾谊、陆贽、苏轼达到这一气象相对最多。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明宏伟的气象，虽说用词意旨不很渊深高雅，但其中事理明达，好比与懂道理的人在谈话一样，形式内容都很透彻，确实是不能轻易达到的。　　　　
　　※详解　　　　
　　古人的文章，显示大才超俗之气，体式文采，艺术特色，和今天相距确实很远；只是收集编次，粗疏质朴，还不算细致。现今世上文章音律和谐靡丽，章句匹偶对称，避讳精密详细，比以往的文章超过许多。应该以古代的体式为主，现在的文辞为次，并且必须两者共存，不能偏废其中之一。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纯学累积功力，不妨精晓熟练；拙文研摩思索，毕竟粗劣拙陋。只要成为学士，自然能够做人处世。肯定缺乏天赋才能，就不要勉强执笔写作。我看到世上的人，最没有才气情思，却自称清美华丽，将丑陋拙劣流传散布，也已经很多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