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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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些好诗，可有许多诗写得不怎么样。这也只是他个人的爱好，并不能说这就是贬低杜甫。其实，他是认真读过许多杜甫的诗的。有材料可查，他至少对67首杜诗作过圈点；有一些诗如《登岳阳楼》、《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还熟读能诵。1958年1　月，他在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曾挤时间参观工部草堂，还对人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他在《七律·和周世钊同志》（1955年10月）诗中还用杜诗作典（“域外鸡虫事可哀”句）；他在致陈毅谈诗的信（1965年7月21日）中还提到杜甫的《北征》诗，说它“可谓‘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这都说明他虽然更喜欢李白，却也对杜甫有相当的兴趣。这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较多批评颇不相同。因此，又不能说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与毛泽东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郭沫若和毛泽东都是诗人，他们在艺术爱好艺术趣味方面有许多相似以至共同的地方，其中如对李白的豪放浪漫风格的喜爱和欣赏。

　　因此，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时与毛泽东的一些看法相默契以至相呼应，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他写作的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者的潜意识以至显意识中，总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存在，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可以理解，而不应该有什么值得奇怪。



　　第九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

　　●一、风起云涌

　　让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说起吧。

　　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革命”，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啻为一次大浩劫，大灾难。

　　“文化大革命”进行中，宣传家们就称它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在当时，这个冠语当然是个褒义词。但是，如果我们去其褒义，而从它造成的灾害看，说它“史无前例”，倒还是恰如其分的。

　　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使我国的物资财富遭到巨大破坏，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在精神思想方面也经历了严重的混乱，一时间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关系也受到严重的扭曲，这种“扭曲”，甚至在毛泽东和郭沫若之间都未能幸免。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当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次大灾难时，我们发现那时全国上下从最高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竟都是那样热情，那样虔诚，那样兴高采烈地欢迎这次“大革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从这次“大革命”的发起者领导者到所有被这次“大革命”推而动之、席卷进去的芸芸众生，竟都不清楚自己将走向何方，都将会是怎样的命运，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

　　有一点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所有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谁都没有成为这次“大革命”的胜利者。至于郭沫若，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得以逃过灭顶之灾，却也因为“大革命”的“洗礼”而被弄得遍体鳞伤。

　　“文化大革命”虽然来势迅猛，但还不能说是“风云突变”，而是有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即所谓“舆论准备”。

　　太远的“准备”不说了。1965年11月19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可谓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毫无疑问，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引起的反响是不小的，但是，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就是一场旷时持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由江青于1965年初到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成的。整个写作活动都背着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进行。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着名的明史专家吴晗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而作。应该说，这个剧本写得是很不错的，人物形象鲜明，故事十分感人。然而，姚文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点名批判吴晗在剧中所写海瑞“退田”和“平冤狱”等故事，把这些故事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起来，从而把一个文艺问题拔高到政治问题，使其具有了特别严重的性质。

　　姚文元是这样说的：

　　1960年，正是我国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新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案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案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这样一来，用政治来取代文艺，对于文艺作品无限上纲，随心所欲地向谁开炮，批倒批臭什么人，姚文元的文章就起了“表率”的急先锋作用。

　　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支持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时表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后来（1967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也说：开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文章发表以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后来我说印小册子……由此也可看出，尽管姚文元的文章不是毛泽东亲自下令组织撰写的，但毛泽东的确认为姚文元的文章是一发好炮弹，可以用来引发“文化大革命”的熊熊大火。

　　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不久的1966年2月，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又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炮制出一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江青在会上说：“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她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的时机尚未到来。”《纪要》公然全盘否定建国以来文艺工作取得的成绩，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以清除这条“黑线”的影响。

　　看来，一场以“文化”为名而以“政治”为实的“大革命”是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了！

　　面对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郭沫若不会不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成名作就是在“三十年代”即“黑线”专政时期创作的，建国以来他又一直居于文艺界领导的位置。因此，他不可能不对当前形势有所警觉，甚至有些不安。他一方面以其诗人的敏锐，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到，一方面也以其政治上的忠诚，准备迎接好这一场“大革命”。

　　就在批判《海瑞罢官》进入高潮的时刻，1966年1月，郭沫若给中共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一封情辞恳切要求辞职的信。信中说：

　　我很久以来的一个私愿，今天向您用书面陈述。

　　我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我自己的心里是很难过的。怀惭抱愧，每每坐立不安。

　　因此我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

　　我的这个请求是经过长远的考虑的，别无其他丝毫不纯正的念头，请察鉴。

　　这封信很能说明当时郭沫若矛盾的心情：他对即将来到的暴风雨有点不知所措；他觉得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取守势，静观以定进退，可能更易掌握主动。

　　张劲夫迅速将郭沫若的信转呈中共中央、国务院。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辞职没有获得批准。

　　当时，一些后来证明是革命对象并且是首当其冲的人物（如“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还昏昏不知“革命”利剑就要落在自己头上。彭真为了应付批判《海瑞罢官》后的政治形势，还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拟出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交政治局审议。围绕这个提纲准备的材料之中，就有郭沫若的辞职信和许多人要求批判郭沫若的材料汇编。不过彭真的意思倒不是说要批判郭，而是为了说明像郭沫若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由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开头的）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在讨论《二月提纲》时，毛泽东还特意发话，为郭沫若解压，说郭沫若还要在学术界工作，做一点自我批评就可以了。这样《二月提纲》中涉及郭沫若的内容，在定稿时就被删去了。在不同场合，毛泽东还多次指出：“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胡适讲共产党人不懂学术，郭老的古代史研究就很有成就。”对于有人指责郭沫若写赞扬海瑞的诗是大发牢骚，毛泽东也为他辩护，说郭老是杂家，写两首诗不算什么。说明毛泽东当时对郭沫若还是念旧情的。

　　其实，就当时的情势看，毛泽东不但顾不上考虑郭沫若的辞职要求，而且还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来帮助“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呢！

　　不过，一班“群众”没有直接听到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他们不大能体认到郭沫若的“价值”，竟然有些“革命性”极强的人开始向郭沫若开炮了。一些青年学生直接给他来信来稿，对他的文艺作品和史学着作中的一些用语和观点提出质问，有的措辞十分严峻。比如对郭沫若在《满江红·领袖颂》词中的一句“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就有人指责说：全国人民都唱《东方红》，你为什么要说“东方白”？用意何在？甚至还有人质问：江青同志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从三十年代起，“就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当时周扬他们提出的“国防文学”就是投降主义的口号，你为什么支持这个口号？

　　应该指出的是，这还是在公历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真正全面发动，风雨就已经吹打到郭沫若身上来了。

　　那是一个“阳春三月”的上午，自然气候风和日丽，但政治气候却让人感到肃杀。秘书戎笙如平时那样来到郭沫若的住所，脸上显得有些严肃，在将分类整理好的各类信件亲手交给郭沫若之后，详细地向郭沫若汇报了关于这些信件内容。

　　郭沫若稍稍有些吃惊，又有些迷惘，从中选了几封较有代表性的信件细细地读了起来。之后，他颇动感情地对秘书戎笙说了一篇话。他说：

　　年轻人对我一些看法和用语不太懂，不了解，这都没有什么。年轻人简单一点，偏激一点，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原谅的。只是有人批判“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的口号，恐怕就不只是简单偏激。我在日本时，写过几篇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如《国防·污池·炼狱》、《我对于国防文学的意见》、《蒐苗的检阅》、《在国防旗帜之下》。那时，日本的便衣警察和宪兵三天两头要来找我的麻烦，写这类反帝、爱国的文章要担很大的风险的。这就是投降吗？向谁投降？向蒋介石国民党投降吗？1927年3月蒋介石委任我当他的“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我没有接受，反而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蒋介石下令全国通缉，亡命日本时，千辛万苦写了一部《甲骨文字研究》，托国内的朋友找地方出版。许多出版社不识货，不肯出。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看了，答应在该院集刊上发表，以后再印单行本，稿费还相当优厚。但我拒绝了，因为中央研究院是官办的，我便回信说“郭某耻食周粟”，讲的是一点骨气。抗战爆发后，我便马上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不愿当他们的官，愿在群众性的抗日团体里工作，也有耻食周粟的味道。后来好多同志劝说，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开导，才接受三厅厅长职务，利用这一身份和他们斗。这些来稿说“国防文学”是投降主义口号，那是不能服人的。

　　说这一大段话时，郭沫若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甚至还可以说颇为痛苦。他怎么也想不通，时间并未过去很久，一些事情怎么就这样被弄得模糊不清甚至是非颠倒呢？我郭沫若是什么人，干了些什么事，历史上清清楚楚，还用得上这样清查追问吗？

　　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迹，就在他读过这些来信来稿后的4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扩大）会议上，郭沫若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后，即席发言，讲了一段对于自我进行否定的话，其中说到：

　　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数字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我们现在很难真正准确把握郭沫若说这段话的深层意图。是故意说气话吗？话中说到过去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之类，语气相当诚恳，不太像。是真心实意认为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应该“全部把它烧掉”吗？以郭沫若过去自视甚高及前一天对秘书戎笙说的话印证，也似乎不像。显然，一直到这时，郭沫若内心仍是充满矛盾和苦恼的。他表面说烧书是一回事，内心的真实思想和情感又是一回事。不过，总的说来，此时此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思想上实在是十分迷惘，十分痛苦的。

　　郭沫若在说过这段话的几天后，就离开北京去四川了。他想回一趟老家乐山，看一看自1939年以来阔别27年的故乡。也许，他正是以此行作为散心，从京城里剑拔弩张的氛围中解脱出来。

　　没想到，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得知郭沫若的讲话内容，大感兴趣。

　　此时的康生正在上海组织人马起草《五·一六通知》。他正需要郭沫若这样的人所作的全盘否定自己的讲话。连郭沫若这样一直被称作“革命文学家”以至“国家领导人”的人，都表示要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其他等而下之的人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正是说者无心（？），听者（康生）有意！

　　康生立即通过长途电话命《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的这一讲话。

　　《光明日报》哪敢怠慢，也立即与留京的郭沫若的秘书戎笙取得联系。